、嵇康，jī kāng，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广习诸艺，又喜爱老庄学说；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出众。
2、阮籍，ruǎn jí，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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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
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阮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嵇康
嵇康
嵇康（223-262）：三国时谯郡铚（今宿县西南）人，字叔夜，魏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出类拔萃的“竹林七贤”第一人。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善鼓琴，工书画。在哲学上，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主张回到自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烦琐礼教。在政治面目上表现为刚肠嫉恶、锋芒毕露。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所杀，临刑前，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文风犀利，泼辣洒脱。一生勤奋著述，他的诗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中有较高地位，“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嵇康诗文最突出的特点。有《嵇中散集》。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的父亲阮瑀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用醉酒的方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方，立曹髦。甘露年（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死后，由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阮籍就是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与周旋。
嵇康：jī kāng；阮籍：ruǎn jí；
2、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博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3、文学创作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3]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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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之 嵇康 的嵇怎么读嵇，汉语汉字，拼音：jī，可作为姓氏。
嵇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 。三国曹魏时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三十九岁。
嵇康善文，工于诗，风格清峻。他信奉道教，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其人格魅力令他在当时亦属名士，被袁宏称为“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迹与遭遇对于后世的时代风气与价值取向有着巨大影响。在他身上集合了政治人物、文化人物、宗教人物等多重属性，后世学者对他的解读也趋于多元化。
阮籍与嵇康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一员。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 。《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的。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导语：健康七子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嵇康与阮籍，可是他们最终以悲剧收场。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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