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万历十四年上疏请立储忤旨，左迁吏部行人司司正，奉使归里。万历十六年还朝,升光禄寺丞,次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辞官回乡。由于 沈Z曾作过吏部、光禄寺官员，所以时人称之为"沈吏部"、"沈光禄"。后家居30年，潜心研究词曲,考订音律,与当时著名曲家王骥德、吕天成、顾大典等探究、切磋曲学，并在音律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影响沈Z是吴江派的领袖，在当时戏曲界影响颇大。针对传奇创作中出现的卖弄学问、搬用典故、不谙格律等现象,沈Z提出"合律依腔"和"僻好本色"的主张,并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为规范。以 沈Z为首的吴江派戏曲家，同崇尚才情的临川派汤显祖在戏曲创作诸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辩难。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下简称《南曲谱》)以蒋孝《南九宫谱》和《十三调谱》为基础,增新调,严明平仄，分别正衬，考订讹谬,有时还注明唱法,是一部集南曲传统曲调大成、格式律法详备、音韵平仄详明、作法与唱法相兼的曲学文献。 沈Z另有曲论多种，如《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今均已不存。所作传奇《博笑记》前附有著名论曲散套《二郎神》，其中以通俗的语言，简要地说明了"合律依腔"和"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的重要性。据王骥德《曲律》说,沈Z甚至主张"守协律而不工"。 沈Z的声律论，对于纠正传奇创作中不合音律、脱离舞台的弊病有积极意义，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沈Z的声律论也不可避免地显得过于琐碎，宥于细微末节，容易束缚作者的才情。
沈Z的"僻好本色"主张，有助于矫正骈丽靡缛之风。惟他对"本色"的理解局限于"摹勒家常语"，失之片面；他推崇元剧语言的"当行本色"，却又只停留在玩味只言片语上，未免取貌遗神。
所著传奇沈Z著有传奇17种,总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红蕖记》、《双鱼记》、《桃符记》、《一种情》（即《坠钗记》）、《埋剑记》、《义侠记》和《博笑记》。
《红蕖记》是沈Z的初笔，写书生郑德麟、崔希周与盐商女儿韦楚云、曾丽玉因泊舟洞庭湖边而邂逅，分别以红蕖、红绢、红笺等互相题赠,后屡经辗转波折,各成夫妇。内容未脱才子佳人老套，艺术手法上也有关目过于巧合之病。此剧有严守格律和字雕句镂两个特点。前者是 沈Z"合律依腔"主张的体现，后者却与沈Z后来的语言本色的主张不合，故沈Z对它并不满意。当时人对《红蕖记》的评价即有分歧。王骥德看重它严守音律，说："词隐传奇，要当以'红蕖'称首。"徐复祚却以为"时时为法所拘，遂不复条畅"。剧中好用诗句和四六句，且搬用药名、曲名、五行、五色、八音八曲，又好用联韵、叠句眩人耳目。说明 沈Z初期的创作也曾一度受到骈丽风气的影响。
从《双鱼记》和《一种情》可看出沈Z作品由骈丽向本色语言风格的变化。"水浒"戏《义侠记》是沈Z改变骈丽之风后的名作,它从武松辞别柴进写起,故事内容包括打虎、杀嫂、十字坡、快活林、飞云浦、鸳鸯楼、投梁山，一直到武松和宋江等同受招安为止。基本情节与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故事相合。第四出"除凶"到第十八出"雪恨",描写武松从打虎到杀西门庆,是全剧的精彩部分。作者同情武松屡为□佞所害、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遭遇,并赞美他替兄报仇的行为,着力在这方面刻画武松的面貌。 沈Z在剧中强调啸聚的目的是"怀忠仗义"，等待"招安"。提出臣民要恪守"忠孝"、"贞信"的信条，而人主则要能够"不弃人"。这是沈Z的"清平政治"理想在剧中的反映，也是《义侠记》的主旨所在。
沈Z作品中颇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也多有宿命论思想。《埋剑记》取材于唐代牛肃的《吴保安传》，写书生郭飞卿与吴永固朋友之间"轻利重义"的至交，目的又是为宣扬"达道□伦，终古常新"的封建伦常准则。《红蕖记》、《桃符记》、《一种情》和《双鱼记》又都贯注了死生有命、姻缘天定的宿命论思想。
《博笑记》在体制上比较特殊，它由十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三、四折不等。虽然作者是从"可笑可怪"的角度取材，其中却有反映一定社会现实内容的短剧，如《乜县佐竟日昏眠》讽刺官吏终日嗜睡的昏庸，《起复管遘难身全》揭露了佛门的伪善。
总的来看，沈Z在曲学上的成绩胜过他的创作成就，他的曲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也有距离。凌□初批评他的作品"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拽牵凑……"（《谭曲杂札》），固有苛刻之处，却切中要害。
明代“曲坛盟主”——沈Z
在今天，稍知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汤显祖的名字。但是，在明代中叶的戏曲界，汤显祖的名字也许还没有另一个名字——沈Z响亮。在现存的明中叶后的戏曲论著中，处处可见沈Z的名字，他的作品被冠以赞誉之辞，他的理论见解经常被引用，有的盛赞他于明传奇“中兴之功，良不可没”，有的则称他为“曲坛盟主”，他和他的作品总是排列在汤显祖之右。这一切表明，他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
^^从少年进士到弃官归里
嘉靖三十二年（1553），沈Z出生在距苏州城不远的吴江县城。吴江县城又叫松陵镇，这里紧靠美丽的太湖；运河从城外流过，小河交叉穿错，处处呈现着水乡的秀丽景色。沈Z之父沈侃在科场上蹭蹬多年，却与功名无缘，儿子自然是他的希望。也许正是为了给他争气，沈Z读书很是上进，21岁就参加了应天乡试，考中了第17名举人；22岁参加会试，为第三名，廷试二甲五名，顺利地成了少年进士。
沈Z先后在兵部、礼部、吏部任职，官职也由主事升为员外郎，但是，34岁时，他的仕途却碰到了一次挫折：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迟迟不立皇太子，也不给生下皇子的王恭妃封号。一些朝臣生怕皇帝做出有悖礼制的事来。纷纷进谏、要求册立太子并给王恭妃封号，沈Z也给皇帝上了一疏，因而触怒了皇帝，遭到降职二级的处分，并被令离开京城回家乡办公事。
1582年，明万历十年，沈Z被调到吏部验封司任员外郎。沈Z自1574年中进士，在京城已经当了8年官了，经历了好几个部门，担任过好几个职位。
他中进士后，先在兵部职方司见习一段时间。不久就被正式任命为职方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要掌管军政、舆图、征伐、镇戍等事务，需要对全国各地的军队情况十分了解。沈Z尽管少年得志，但并未张扬跋扈，而是十分勤勉地为大明王朝效力。为了尽快地熟悉事务，沈Z就把一些重要的边防要塞及各镇守将领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放在外衣的夹袋里，以备查考、记忆。有时，碰见下属正在翻阅资料查找某个将官的简历，忙得不亦乐乎时，他便走上前去，一问名字，略微思索，随即脱口如流。其熟悉程度，令属下惊叹不已。
由于他工作的勤奋，在1579年27岁的时候，调任礼部仪制司，提升为员外郎。仪制司负责颁朝仪、辨宗封、定冠服，是礼部最忙碌的一个司，事务十分烦琐。沈Z并不懈怠，反而事必躬亲，就连校勘纪录宗藩名封文件之类的小事，他都亲自动手，从不轻率地让一般的人员去办理。有一次，一位年长的小吏想拿起文件试着校对，结果咋着舌头，知难而退了。
1581年，29岁的沈Z又被调到吏部，任稽勋司员外郎。第二年，他调吏部考功司，任员外郎。无论到哪个部门，他都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验封司任员外郎是个负责考核官员事宜的官职。时时留心查访，处处发现推荐人才。
就在沈Z任职期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万历皇帝的皇后未生皇子，而王恭妃于万历十年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生下朱常洵。可是皇帝宠爱郑贵妃，迟迟不立皇太子，也不给生下大皇子的王恭妃封号。以辅臣申时行为首的一些朝臣生怕皇帝做出有悖礼制的事来，纷纷进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进封王恭妃为贵妃。
沈Z作为朝廷命官，想着国家的前途，没有置身事外，1586年2月，他也给皇帝上了一疏，赞同申时行请求，他奏请皇帝“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并“请王恭妃封号”。因而触怒了皇帝，遭到连降三级的处分，由员外郎降为行人司司正，并让他回家乡吴江，实际上是体面地将他撵出了京城。这是沈Z在仕途中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幸好，这次受挫的时间不长。过了一年，万历皇帝念沈Z还算是个忠臣，重新起用他，任命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是负责监考的官员。次年8月，他又升为光禄寺正卿，这是掌管祭祀、朝会宴飨酒醴膳羞之事,修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位及三品。不仅是朝列大夫,而且是皇帝近臣。
这时，沈Z的大弟沈瓒却在这年高中进士，任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小弟沈璨考中浙江武解元，任命为台头营标下中军把总。
沈氏世家“Z”“瓒”“璨”三颗新星熠熠夺目、交相辉映、他们的父亲的愿望实现了。
^^从袖手风云到戏曲癖
经历了仕途上的种种风险，沈Z对政治已经冷漠，回到家乡以后，他决意袖手风云、蒙头日月，他写了《水调歌头·警悟》一词：“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如粒米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达者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他要作一个自由散淡、隐逸林泉的人了。
居于乡里，他开始对家乡的戏曲活动感兴趣。苏州素称歌舞之乡，吴江县也是如此，这里的戏曲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有家庭演出，有民间演出，前者如顾大典家，“家有清商一部”，“或自造新声，被之管弦”（潘柽章《松陵文献》卷九）；民间演出更多，或者是职业班社商业性演剧，或者是迎神赛会及节日期间的戏剧活动，苏州城内更是日日演剧，夜夜笙歌。在这个“歌舞之乡”的艺术熏陶下，沈Z迈上了戏曲创作和研究的道路。
沈Z开始仅与蓄有家乐的顾大典共同从事戏曲活动，后者也是一个退职官员，二人境遇相同，他们“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风流，多蓄声妓盖自二公始也”（同上）。李鸿在为沈Z《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作序中说：沈Z“性虽不食酒乎，然间从高阳之侣，出入酒社之间，闻有善讴，众所属和，未尝不倾耳注听也。”不仅于此，他还躬身登场，据他的学生和朋友吕天成在《曲品》中说：他“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雅好词章，时招僧妓饮酒”；他的朋友王骥德在《曲律》中说他“生平故有词癖，谈及声律，辄尾尾剖析，终日不置”。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沈Z对戏曲的迷恋。可见，沈Z在戏曲创作和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并非偶然。
四十年来的古典文学和戏曲史研究中，“汤、沈之争”是一个热点。的确，汤显祖和沈Z在艺术观点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我们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艺术观点呢？恐怕还应该将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辩证的分析。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了“情”“理”之分以及“情必胜理”的主张，而沈Z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事实上，两者的创作的侧重点也确实不同，汤显祖不仅创作戏曲，也创作诗文，还写了不少与友人们讨论社会、人生、思想的信札，而沈Z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戏曲方面。单以戏曲论，沈Z在数量上远过汤显祖，他创作了“属玉堂传奇”十六种，是有明一代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他编著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遵制正吴编》、《唱曲当知》、《论词六则》、《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多种曲学著作，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曲作品。简单地说，沈Z对戏曲艺术的贡献在于大力提倡“场上之曲”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之。
元代前期，大批剧作家生活于市井之中，他们熟悉瓦舍勾栏中的戏曲演出舞台规律，因而他们创作的杂剧不仅有较高的文学性，而且符合舞台规律，是当行的“场上之曲”。但是明代前期，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获取高官厚禄，戏曲作家数量急剧下降，染指戏曲的一些官僚士大夫远离戏曲舞台实践，所创作的作品也就成了“案头之作”，它们文辞骈丽典雅，缺乏戏剧性，难以演诸场上。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沈Z率先出来倡导“场上之曲”，他认真研究并提出了有利于戏曲走出“案头”演诸场上的理论。
沈Z的戏曲理论包括格律论和本色论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两方面内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首先，格律论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入手，要求戏曲能演诸场上。中国戏曲有其独特的规律，曲的写作就是其重要规律之一。戏曲不同于西洋歌剧，后者是戏剧作家创作出歌词再由音乐家谱曲，而戏曲则没有音乐家谱曲这一环节，它是靠一定曲牌将作家与演员联系起来，剧作家按一定曲牌的规则写作曲词，演员则按一定曲牌的规则演唱，曲牌是作家写作与演员演唱之间的桥梁。因此，剧作家必须熟悉曲牌，严格按照曲牌格律的具体规定写作，才能让演员唱起来顺口，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元杂剧音乐由诸宫调发展而来，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宫调曲牌体系，因而作家和演员们能够很好地配合起来。但是明传奇由南戏发展而来，南戏的音乐来源是民间村坊小曲，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宫调曲牌体系；明代前期的传奇作者又都远离舞台实践，对曲牌写作的格律不了解，由此而导致了作品与舞台演唱的脱节；另外，昆山腔虽然受到欢迎，但如何为这种新腔归纳总结出曲牌格律，以便更多的剧作家创作，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沈Z精心研究曲牌格律，编著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对南戏传奇以及昆腔曲牌格律进行归纳、总结，为剧作家创作提供了范例；他又编撰了《唱曲当知》、《论词六则》、《遵制正吴编》等曲学著作对作家创作及演员演唱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辨析。总之，要求“词人当行，歌客守腔”（沈Z〔二郎神〕套曲，见天启刻本《博笑记》）就是沈Z格律论的精髓所在。其次，本色论不仅要求戏曲演诸场上，而且还要令观众能解能懂。沈Z并没有片面强调戏曲唱的方面，而是强调戏曲语言，通俗易懂，他甚至批评自己的《红蕖记》过于骈丽；他推崇宋元南戏的语言，正因为它是从民间产生的，带有较浓的民间生活气息，通俗浅近，质朴古拙。因此，本色论从反面证明了格律论正是要求戏曲能够演诸场上，而本色论自身又具有反对“案头之作”语言骈丽典雅的积极意义，其指向仍是要求戏曲必须是“场上之曲”。
沈Z不仅提倡“场上之曲”，在创作实践中还努力实践这一主张。他的现存作品确实都符合曲牌格律、语言通俗，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可演性；此外他在创作中还试图从更多的方面使作品成为“场上之曲”，如，他开始追求情节的曲折奇巧，力图使作品带有更多的戏剧性；他开始注意缩短传奇的结构体制，《博笑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一共才有二十八出，本身的结构在明传奇中就属超短的，而且沈Z还尝试着在这二十八出中表现十一个小故事，它们合在一起是一本传奇，但拆开来又可以单独演出，这一尝试实开晚明折子戏先河。
^^不仅仅是“吴江派”的首领
1949年以后的不少论著都认为明中叶有两到三个戏曲创作流派，而“吴江派”都在其中，沈Z正是“吴江派”的代表或首领人物。我们可以结合明中叶戏曲发展的具体实际，来看沈Z在其中的贡献和地位。
作为“场上之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沈Z实际上所触及的问题正是明传奇发展中急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明传奇如果不从“案头”走向“场上”，就必然死亡。因而这也是大部分传奇作家所瞩目和担忧的问题。沈Z大加提倡“场上之曲”，不仅从理论上进行研讨,而且在创作中积极实践，就赢得了一大批响应者，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明传奇创作的“案头之曲”的倾向被扭转过来，从而形成了明中叶后传奇创作、演出大繁荣的新局面。所以王骥德十分称赞沈Z，说他对明传奇的“中兴之功，良不可没”，（《曲律》）。正因为此，推崇追随他的是明中叶曲坛上绝大多数作家，而并非今天划归“吴江派”的寥寥几人。王骥德、吕天成、卜世臣、冯梦龙等不说，其它如毛以燧、沈宠绥，同样推崇沈Z；凌蒙初虽对沈Z的创作有微言，却未否定他的理论贡献；从未被划为“吴江派”成员的徐复祚也赞颂沈Z的格律论，认为是“皎然指南车也，我辈循之以为式，庶几可不失队耳！”（《曲论》）同时他又继承了沈Z的本色论，主张“传奇之体，要在使田红女闻之而然喜，悚然惧，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何异对驴而弹琴乎？”（同上）即使与沈Z艺术观点对立的汤显祖也在现实面前与沈Z有部分的一致，他是因为沈Z改编他的《牡丹亭》为《同梦记》而对沈Z不满，但并未彻底否定沈Z的理论，在创作实践中，他也感到对曲牌格律的不熟悉是一种缺陷。值得指出的是：沈Z虽然对明中叶曲坛的大多数戏曲家有影响，但是他自身的理论也不完备，而且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而这些不足和缺点又是由他的追随者们予以批评并补充完善起来的，他们和沈Z一同完成了明传奇由“案头”到“场上”的理论准备和倡导，从而促进了明传奇繁盛局面的到来。沈Z不仅仅是“吴江派”首领，而且不愧为明代曲坛的一代“盟主”。
出将入相是古时候很多文臣武将梦寐以求的追求和目标。有明一代276年的历史，能同时做到出将入相的只有3个人。他们分别是洪武朝的徐达，曾经以右丞相的身份率师北征；嘉靖朝的杨一清，曾经以大学士的身份总制三边军务；天启朝的帝师孙承宗，曾经以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蓟辽。那么这三位出将入相的人都有哪些功绩呢？
一、开国功臣徐达。
徐达（1332-1385年），安徽濠州人，被明太祖誉为“万里长城”，是明朝开国功臣里面武将排名第一人。徐达主要的功绩有：1鄱阳湖大战，大败陈友谅；2攻克张士诚老巢，俘虏了张士诚；3统率大军北伐，攻占北方大片土地，攻克了元大都，赶跑了元顺帝，灭亡元朝。徐达连年出兵，打击元朝的残余势力，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兼太子少傅，封魏国公。他为人谨慎，善于治军，戎马一生，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去世，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赐葬中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又配享太庙，肖像功臣庙，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二、内阁首辅兼三边总制杨一清。
杨一清（1454-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汉族，云南安宁人，明代名臣。成化八年进士，曾任陕西按察副使兼督学。后又三任三边总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内阁首辅，号称“出将入相，文德武功”，才华堪与唐代名相姚崇媲美。
其主要功绩有：1边疆防御。明武宗即位初，数万蒙古军入侵固原，总兵官曹雄拒绝派兵援助。杨一清于是率轻骑自平凉昼夜行军，抵御入侵并发动奇袭，击退蒙古军的进犯。此后杨一清以遂宁、宁夏、甘肃三地有警不相援，请求朝廷任命大臣兼任，管理。此后，朝廷任命杨一清总制三镇军务（陕甘总督），此后晋升为右都御史。
2计除刘瑾。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反叛，明武宗诏令杨一清总制军务，与总兵官神英平叛，并任命太监张永为监军。在平叛后，杨一清与张永定下剪除刘瑾的计划，杨一清拟好奏疏，由张永负责出面上奏。最终，武宗下令抄捕刘瑾，很快将刘瑾凌迟处死。
3直陈弊病。杨一清为政通练、性情宽大。其在吏部尚书任上，恢复此前为刘瑾所陷害的官员，并派遣官员去中原平定盗乱等。后升任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赞机务。钱宁、江彬乱政时，受到杨一清的指责。明武宗南巡时，曾经抵达杨一清府，与其畅饮两昼夜，杨一清趁机劝阻，明武宗于是取消江浙等地的巡游。
明世宗在位时，杨一清曾担任内阁首辅。后在大礼议事件中遭到张璁的陷害，于嘉靖九年（1530年）去世。明世宗下令对以前的事不再追究，数年后恢复杨一清官职，后赠太保，谥“文襄”。
三、东阁大学士兼蓟辽督师孙承宗
孙承宗（1563-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府高阳县人。他既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爱国者、民族英雄，又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
其主要功绩有：
1构筑关宁锦防线。在明朝与后金作战连遭败绩的情况下，孙承宗代替王在晋成为蓟辽督师，修筑关宁锦防线。统率军队11万，收复失地400余里，选拔了如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才。
2遵永大捷。崇祯二年（1628年）秋，后金皇太极绕过关宁锦防线，进入长城，京师告急。孙承宗被崇祯帝任命护卫京师，节制诸路援军。孙承宗不顾劳累，连夜布防。次日，皇帝命孙承宗出守通州。孙承宗收复了皇太极撤退后留下固守的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镇，在关内肃清了后金武装，史称“遵永大捷”。
3高阳悲歌。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进攻高阳，孙承宗率全城百姓及家人守城，城破后自缢而死。南明弘光元年（1644年），获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以上就是明朝三位出将入相的名臣：徐达、杨一清、孙承宗。巧合的是他们分别处在明朝的初期、中期、晚期，都为明朝的江山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
简介
万历二年(1574)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万历十四年上疏请立储忤旨，左迁吏部行人司司正，奉使归里。万历十六年还朝,升光禄寺丞,次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辞官回乡。由于 沈曾作过吏部、光禄寺官员，所以时人称之为"沈吏部"、"沈光禄"。后家居30年，潜心研究词曲,考订音律,与当时著名曲家王骥德、吕天成、顾大典等探究、切磋曲学，并在音律研究方面有所建树。
影响沈是吴 的领袖，在当时戏曲界影响颇大。针对传奇创作中出现的卖弄学问、搬用典故、不谙格律等现象,沈提出"合律依腔"和"僻好本色"的主张,并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为规范。以 沈为首的吴 戏曲家，同崇尚才情的临川派汤显祖在戏曲创作诸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辩难。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下简称《南曲谱》)以蒋孝《南九宫谱》和《十三调谱》为基础,增新调,严明平仄，分别正衬，考订讹谬,有时还注明唱法,是一部集南曲传统曲调大成、格式律法详备、音韵平仄详明、作法与唱法相兼的曲学文献。 沈另有曲论多种，如《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今均已不存。所作传奇《博笑记》前附有著名论曲散套《二郎神》，其中以通俗的语言，简要地说明了"合律依腔"和"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的重要性。据王骥德《曲律》说,沈甚至主张"守协律而不工"。 沈的声律论，对于纠正传奇创作中不合音律、脱离舞台的弊病有积极意义，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沈的声律论也不可避免地显得过于琐碎，宥于细微末节，容易束缚作者的才情。
沈的"僻好本色"主张，有助于矫正骈丽靡缛之风。惟他对"本色"的理解局限于"摹勒家常语"，失之片面；他推崇元剧语言的"当行本色"，却又只停留在玩味只言片语上，未免取貌遗神。
所著传奇沈著有传奇17种,总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红蕖记》、《双鱼记》、《桃符记》、《一种情》（即《坠钗记》）、《埋剑记》、《义侠记》和《博笑记》。
《红蕖记》是沈的初笔，写书生郑德麟、崔希周与盐商女儿韦楚云、曾丽玉因泊舟洞庭湖边而邂逅，分别以红蕖、红绢、红笺等互相题赠,后屡经辗转波折,各成夫妇。内容未脱才子佳人老套，艺术手法上也有关目过于巧合之病。此剧有严守格律和字雕句镂两个特点。前者是 沈"合律依腔"主张的体现，后者却与沈后来的语言本色的主张不合，故沈对它并不满意。当时人对《红蕖记》的评价即有分歧。王骥德看重它严守音律，说："词隐传奇，要当以'红蕖'称首。"徐复祚却以为"时时为法所拘，遂不复条畅"。剧中好用诗句和四六句，且搬用药名、曲名、五行、五色、八音八曲，又好用联韵、叠句眩人耳目。说明 沈初期的创作也曾一度受到骈丽风气的影响。
从《双鱼记》和《一种情》可看出沈作品由骈丽向本色语言风格的变化。"水浒"戏《义侠记》是沈改变骈丽之风后的名作,它从武松辞别柴进写起,故事内容包括打虎、杀嫂、十字坡、快活林、飞云浦、鸳鸯楼、投梁山，一直到武松和宋江等同受招安为止。基本情节与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故事相合。第四出"除凶"到第十八出"雪恨",描写武松从打虎到杀西门庆,是全剧的精彩部分。作者同情武松屡为□佞所害、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遭遇,并赞美他替兄报仇的行为,着力在这方面刻画武松的面貌。 沈在剧中强调啸聚的目的是"怀忠仗义"，等待"招安"。提出臣民要恪守"忠孝"、"贞信"的信条，而人主则要能够"不弃人"。这是沈的"清平政治"理想在剧中的反映，也是《义侠记》的主旨所在。
沈作品中颇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也多有宿命论思想。《埋剑记》取材于唐代牛肃的《吴保安传》，写书生郭飞卿与吴永固朋友之间"轻利重义"的至交，目的又是为宣扬"达道□伦，终古常新"的封建伦常准则。《红蕖记》、《桃符记》、《一种情》和《双鱼记》又都贯注了死生有命、姻缘天定的宿命论思想。
《博笑记》在体制上比较特殊，它由十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三、四折不等。虽然作者是从"可笑可怪"的角度取材，其中却有反映一定社会现实内容的短剧，如《乜县佐竟日昏眠》讽刺官吏终日嗜睡的昏庸，《起复管遘难身全》揭露了佛门的伪善。
总的来看，沈在曲学上的成绩胜过他的创作成就，他的曲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也有距离。凌□初批评他的作品"审于律而短于才,亦知用故实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直以浅言俚句,□拽牵凑……"（《谭曲杂札》），固有苛刻之处，却切中要害。
明代“曲坛盟主”——沈
在今天，稍知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汤显祖的名字。但是，在明代中叶的戏曲界，汤显祖的名字也许还没有另一个名字——沈响亮。在现存的明中叶后的戏曲论著中，处处可见沈的名字，他的作品被冠以赞誉之辞，他的理论见解经常被引用，有的盛赞他于明传奇“中兴之功，良不可没”，有的则称他为“曲坛盟主”，他和他的作品总是排列在汤显祖之右。这一切表明，他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
^^从少年进士到弃官归里
嘉靖三十二年（1553），沈出生在距苏州城不远的吴江县城。吴江县城又叫松陵镇，这里紧靠美丽的太湖；运河从城外流过，小河交叉穿错，处处呈现着水乡的秀丽景色。沈之父沈侃在科场上蹭蹬多年，却与功名无缘，儿子自然是他的希望。也许正是为了给他争气，沈读书很是上进，21岁就参加了应天乡试，考中了第17名举人；22岁参加会试，为第三名，廷试二甲五名，顺利地成了少年进士。
沈先后在兵部、礼部、吏部任职，官职也由主事升为员外郎，但是，34岁时，他的仕途却碰到了一次挫折：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迟迟不立皇太子，也不给生下皇子的王恭妃封号。一些朝臣生怕皇帝做出有悖礼制的事来。纷纷进谏、要求册立太子并给王恭妃封号，沈也给皇帝上了一疏，因而触怒了皇帝，遭到降职二级的处分，并被令离开京城回家乡办公事。
1582年，明万历十年，沈被调到吏部验封司任员外郎。沈自1574年中进士，在京城已经当了8年官了，经历了好几个部门，担任过好几个职位。
他中进士后，先在兵部职方司见习一段时间。不久就被正式任命为职方司主事。兵部职方司主要掌管军政、舆图、征伐、镇戍等事务，需要对全国各地的军队情况十分了解。沈尽管少年得志，但并未张扬跋扈，而是十分勤勉地为大明王朝效力。为了尽快地熟悉事务，沈就把一些重要的边防要塞及各镇守将领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放在外衣的夹袋里，以备查考、记忆。有时，碰见下属正在翻阅资料查找某个将官的简历，忙得不亦乐乎时，他便走上前去，一问名字，略微思索，随即脱口如流。其熟悉程度，令属下惊叹不已。
由于他工作的勤奋，在1579年27岁的时候，调任礼部仪制司，提升为员外郎。仪制司负责颁朝仪、辨宗封、定冠服，是礼部最忙碌的一个司，事务十分烦琐。沈并不懈怠，反而事必躬亲，就连校勘纪录宗藩名封文件之类的小事，他都亲自动手，从不轻率地让一般的人员去办理。有一次，一位年长的小吏想拿起文件试着校对，结果咋着舌头，知难而退了。
1581年，29岁的沈又被调到吏部，任稽勋司员外郎。第二年，他调吏部考功司，任员外郎。无论到哪个部门，他都一如既往地忠于职守。验封司任员外郎是个负责考核官员事宜的官职。时时留心查访，处处发现推荐人才。
就在沈任职期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万历皇帝的皇后未生皇子，而王恭妃于万历十年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生下朱常洵。可是皇帝宠爱郑贵妃，迟迟不立皇太子，也不给生下大皇子的王恭妃封号。以辅臣申时行为首的一些朝臣生怕皇帝做出有悖礼制的事来，纷纷进谏，要求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并进封王恭妃为贵妃。
沈作为朝廷命官，想着国家的前途，没有置身事外，1586年2月，他也给皇帝上了一疏，赞同申时行请求，他奏请皇帝“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并“请王恭妃封号”。因而触怒了皇帝，遭到连降三级的处分，由员外郎降为行人司司正，并让他回家乡吴江，实际上是体面地将他撵出了京城。这是沈在仕途中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幸好，这次受挫的时间不长。过了一年，万历皇帝念沈还算是个忠臣，重新起用他，任命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是负责监考的官员。次年8月，他又升为光禄寺正卿，这是掌管祭祀、朝会宴飨酒醴膳羞之事,修储备而谨其出纳之政,位及三品。不仅是朝列大夫,而且是皇帝近臣。
这时，沈的大弟沈瓒却在这年高中进士，任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小弟沈璨考中浙江武解元，任命为台头营标下中军把总。
沈氏世家“”“瓒”“璨”三颗新星熠熠夺目、交相辉映、他们的父亲的愿望实现了。
^^从袖手风云到戏曲癖
经历了仕途上的种种风险，沈对政治已经冷漠，回到家乡以后，他决意袖手风云、蒙头日月，他写了《水调歌头·警悟》一词：“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如粒米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达者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他要作一个自由散淡、隐逸林泉的人了。
居于乡里，他开始对家乡的戏曲活动感兴趣。苏州素称歌舞之乡，吴江县也是如此，这里的戏曲演出活动十分频繁，有家庭演出，有民间演出，前者如顾大典家，“家有清商一部”，“或自造新声，被之管弦”（潘柽章《松陵文献》卷九）；民间演出更多，或者是职业班社商业性演剧，或者是迎神赛会及节日期间的戏剧活动，苏州城内更是日日演剧，夜夜笙歌。在这个“歌舞之乡”的艺术熏陶下，沈迈上了戏曲创作和研究的道路。
沈开始仅与蓄有家乐的顾大典共同从事戏曲活动，后者也是一个退职官员，二人境遇相同，他们“每相唱和，邑人慕其风流，多蓄声妓盖自二公始也”（同上）。李鸿在为沈《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作序中说：沈“性虽不食酒乎，然间从高阳之侣，出入酒社之间，闻有善讴，众所属和，未尝不倾耳注听也。”不仅于此，他还躬身登场，据他的学生和朋友吕天成在《曲品》中说：他“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雅好词章，时招僧妓饮酒”；他的朋友王骥德在《曲律》中说他“生平故有词癖，谈及声律，辄尾尾剖析，终日不置”。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沈对戏曲的迷恋。可见，沈在戏曲创作和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并非偶然。
四十年来的古典文学和戏曲史研究中，“汤、沈之争”是一个热点。的确，汤显祖和沈在艺术观点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但我们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艺术观点呢？恐怕还应该将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辩证的分析。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了“情”“理”之分以及“情必胜理”的主张，而沈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事实上，两者的创作的侧重点也确实不同，汤显祖不仅创作戏曲，也创作诗文，还写了不少与友人们讨论社会、人生、思想的信札，而沈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戏曲方面。单以戏曲论，沈在数量上远过汤显祖，他创作了“属玉堂传奇”十六种，是有明一代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他编著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遵制正吴编》、《唱曲当知》、《论词六则》、《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多种曲学著作，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曲作品。简单地说，沈对戏曲艺术的贡献在于大力提倡“场上之曲”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之。
元代前期，大批剧作家生活于市井之中，他们熟悉瓦舍勾栏中的戏曲演出舞台规律，因而他们创作的杂剧不仅有较高的文学性，而且符合舞台规律，是当行的“场上之曲”。但是明代前期，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获取高官厚禄，戏曲作家数量急剧下降，染指戏曲的一些官僚士大夫远离戏曲舞台实践，所创作的作品也就成了“案头之作”，它们文辞骈丽典雅，缺乏戏剧性，难以演诸场上。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沈率先出来倡导“场上之曲”，他认真研究并提出了有利于戏曲走出“案头”演诸场上的理论。
沈的戏曲理论包括格律论和本色论两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这两方面内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首先，格律论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入手，要求戏曲能演诸场上。中国戏曲有其独特的规律，曲的写作就是其重要规律之一。戏曲不同于西洋歌剧，后者是戏剧作家创作出歌词再由音乐家谱曲，而戏曲则没有音乐家谱曲这一环节，它是靠一定曲牌将作家与演员联系起来，剧作家按一定曲牌的规则写作曲词，演员则按一定曲牌的规则演唱，曲牌是作家写作与演员演唱之间的桥梁。因此，剧作家必须熟悉曲牌，严格按照曲牌格律的具体规定写作，才能让演员唱起来顺口，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元杂剧音乐由诸宫调发展而来，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宫调曲牌体系，因而作家和演员们能够很好地配合起来。但是明传奇由南戏发展而来，南戏的音乐来源是民间村坊小曲，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宫调曲牌体系；明代前期的传奇作者又都远离舞台实践，对曲牌写作的格律不了解，由此而导致了作品与舞台演唱的脱节；另外，昆山腔虽然受到欢迎，但如何为这种新腔归纳总结出曲牌格律，以便更多的剧作家创作，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沈精心研究曲牌格律，编著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对南戏传奇以及昆腔曲牌格律进行归纳、总结，为剧作家创作提供了范例；他又编撰了《唱曲当知》、《论词六则》、《遵制正吴编》等曲学著作对作家创作及演员演唱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辨析。总之，要求“词人当行，歌客守腔”（沈〔二郎神〕套曲，见天启刻本《博笑记》）就是沈格律论的精髓所在。其次，本色论不仅要求戏曲演诸场上，而且还要令观众能解能懂。沈并没有片面强调戏曲唱的方面，而是强调戏曲语言，通俗易懂，他甚至批评自己的《红蕖记》过于骈丽；他推崇宋元南戏的语言，正因为它是从民间产生的，带有较浓的民间生活气息，通俗浅近，质朴古拙。因此，本色论从反面证明了格律论正是要求戏曲能够演诸场上，而本色论自身又具有反对“案头之作”语言骈丽典雅的积极意义，其指向仍是要求戏曲必须是“场上之曲”。
沈不仅提倡“场上之曲”，在创作实践中还努力实践这一主张。他的现存作品确实都符合曲牌格律、语言通俗，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可演性；此外他在创作中还试图从更多的方面使作品成为“场上之曲”，如，他开始追求情节的曲折奇巧，力图使作品带有更多的戏剧性；他开始注意缩短传奇的结构体制，《博笑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一共才有二十八出，本身的结构在明传奇中就属超短的，而且沈还尝试着在这二十八出中表现十一个小故事，它们合在一起是一本传奇，但拆开来又可以单独演出，这一尝试实开晚明折子戏先河。
^^不仅仅是“吴 ”的首领
1949年以后的不少论著都认为明中叶有两到三个戏曲创作流派，而“吴 ”都在其中，沈正是“吴 ”的代表或首领人物。我们可以结合明中叶戏曲发展的具体实际，来看沈在其中的贡献和地位。
作为“场上之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沈实际上所触及的问题正是明传奇发展中急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明传奇如果不从“案头”走向“场上”，就必然死亡。因而这也是大部分传奇作家所瞩目和担忧的问题。沈大加提倡“场上之曲”，不仅从理论上进行研讨,而且在创作中积极实践，就赢得了一大批响应者，在他们共同努力之下，明传奇创作的“案头之曲”的倾向被扭转过来，从而形成了明中叶后传奇创作、演出大繁荣的新局面。所以王骥德十分称赞沈，说他对明传奇的“中兴之功，良不可没”，（《曲律》）。正因为此，推崇追随他的是明中叶曲坛上绝大多数作家，而并非今天划归“吴 ”的寥寥几人。王骥德、吕天成、卜世臣、冯梦龙等不说，其它如毛以燧、沈宠绥，同样推崇沈；凌蒙初虽对沈的创作有微言，却未否定他的理论贡献；从未被划为“吴 ”成员的徐复祚也赞颂沈的格律论，认为是“皎然指南车也，我辈循之以为式，庶几可不失队耳！”（《曲论》）同时他又继承了沈的本色论，主张“传奇之体，要在使田红女闻之而然喜，悚然惧，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何异对驴而弹琴乎？”（同上）即使与沈艺术观点对立的汤显祖也在现实面前与沈有部分的一致，他是因为沈改编他的《牡丹亭》为《同梦记》而对沈不满，但并未彻底否定沈的理论，在创作实践中，他也感到对曲牌格律的不熟悉是一种缺陷。值得指出的是：沈虽然对明中叶曲坛的大多数戏曲家有影响，但是他自身的理论也不完备，而且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而这些不足和缺点又是由他的追随者们予以批评并补充完善起来的，他们和沈一同完成了明传奇由“案头”到“场上”的理论准备和倡导，从而促进了明传奇繁盛局面的到来。沈不仅仅是“吴 ”首领，而且不愧为明代曲坛的一代“盟主”。
如下：
一、朱元璋：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28年—1398年），安徽凤阳，明朝开国皇帝，从农民一直打到皇帝，没有朱元璋也就没有明朝。
二、王守仁：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三、朱棣：创建内阁、东厂，完善中央制度，迁都北京，疏浚大运河，开创永乐盛世。
四、张居正：（1525年－1582年），江陵人。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五、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山东蓬莱人，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先是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倭患，后来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
明道苏有明明道有钱。
1、苏有朋、周渝民在大陆身价40万元到45万元，在台湾也就七八万元片酬。
2、明道在台湾是超一线艺人，身价为9万，高于很多演员，但到内地后身价为30万，反而落后了其他的演员。
1、唐寅：
唐寅，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卒于嘉靖二年十二月二日，字伯虎，后改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明代画家、书法家、诗人，诗文上，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绘画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
唐寅山水画的艺术成就，一方面在于打破门户之见，对南北画派、南宋院体及元代文人山水画兼收并蓄，主要学习了南宋李唐、刘松年的院体画派，兼学宋人笔法严谨雄浑、风骨奇峭的风格。同时参合马远、夏圭的构图和笔墨技巧，并广泛地涉猎北宋李成、范宽、郭熙和元代的黄公望、王蒙诸大家，融会贯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画面布局严谨整饬，造型真实生动，山势雄峻，石质坚峭，皴法斧劈，笔法劲健，墨色淋漓。另一方面，对自然山川有着亲身的体察和真实感受。代表作品有《落霞孤鹜图》、《春山伴侣图》、《虚阁晚凉图》、《杏花茅屋图》等。
2、徐渭：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
他是我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
3、周臣：
周臣，我国明代中期的著名职业画家。他生活在成化至嘉靖年间。字舜卿，号东村，吴（今江苏苏州）人，生年不详，卒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即1535年）。擅长画人物和山水，画法严整工细。他有两个学生特别著名，一个唐寅，另一个仇英。唐寅、仇英青出于蓝，风格上极为接近，但当时名气已超过老师。
周臣山水师承陈暹。曾刻苦临摹李成、郭熙、李唐、马远等作品，其主要取法于李唐派系。画山石坚凝，章法严谨，用笔纯熟。曾与戴进并驱，则互有所长。人物画也非常出色，古貌奇姿，绵密萧散，各极意态。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周臣代表作《柴门送别图》 ，描绘一文人携琴访友后，主客分别时依依不舍的情景，明月早已挂在高空，船工也已在船头熟睡，直至客人快要上船了，他还未酲来，说明主客送别时间之长，友谊之深，这其中也融含周臣画体的“院体画”与“文人画”的相融之处。
周臣被人们称为非院派的“院派”画家。
4、董其昌：
董其昌（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
董其昌善于山水画，师法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存世作品有《岩居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白居易琵琶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画作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作品《戏鸿堂帖》（刻帖）。颇能诗文，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
5、关思：
关思（公元十六~十七世纪），字九思，一作何思，号虚白，浙江湖州人。能诗善画，笔兼四体。尤长山水画，远学关仝、荆浩，近学黄公望、王蒙，而能自出机杼，苍秀奇崛，多作变化，为吴门派名家之一。善仿宋人笔意。
关思所化山水，早年蹊径水口犹多覆叠，晚年山头石画，简笔粗疏，微加皴染，林树杂披，略点墨叶，人物飘然，舟室古雅，别具清明之格。其画名重海内，与宋旭齐名。作品有《松风斜照图轴》，《山水图轴》。
6、谢时臣：
谢时臣（公元1487~1567年），字思忠，号樗仙，江苏苏州人。山水师法沈周，得其意而稍变，笔势豪放，设色浅淡。凡长卷巨幛，出笔纵横自如，颇具魄力，风格介于“吴派”与“浙派”之间。人物近学吴伟，远宗李公麟，线条劲细潇洒。
作品有《溪山秋晚图轴》，《仿黄鹤山樵山水图轴》，《策杖寻幽图轴》，《虎阜春晴图轴》，《武当南岩霁雪图轴》，《太行晴雪图轴》。
《人民的名义》中把人分为9个认知阶层，其中最底层就是无明之人：
不知人、不知已、不知世、不知事，生活备感艰辛，徒然受尽盘剥而无力自保。
无明的人，内心没有衡量事物的标尺，做事手足无措，未来也会一片茫然；唯内心有明之人，能坚定自己的方向，向着清晰的道路前进。
人生旅途中，我们都需要这三种“明”：先见之明、自知之明、知人之明。
1、先见之明，是一种成熟的远见
史蒂芬·柯维曾说：“许多人拼命埋头苦干，到头来却发现追求成功的梯子搭错了墙。”
很多人做事之前，不看目标，不思考价值，只会埋头苦干，最后却发现早在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需要有先见之明的智慧，看清因果，再做决定。
沉迷当下的人，往往只看到现实，大多没有长远的规划，也不会去思考未来，因此常常在河边湿了鞋。
而有先见之明的人，不拘泥于眼前的利益，也不会计较得失，而是将目光放长远，懂得从微小事物中寻找规律，未雨绸缪，发现更多机会。
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找工作还是人际交往中，都会游刃有余。
一个人懂得高屋建瓴，从长远的角度把握自己的人生，自然也会比常人更快一步到达目的地。
2、自知之明，是一种低调的姿态
有句话说：自负的人像一团水蒸气，无智、无知、无成就，虚幻缥缈。
而真正的智者，懂得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在错误的道路上及时刹车，并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
有自知之明的人，善于思考，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后自我沉淀。
苏格拉底说过：“认识自己，方能认识人生。”
一个人只有认清自己的局限，做事时摆正自己的位置，才会走得更远。
3、知人之明，是一种深刻的敏锐
有人说：一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但有权选择和什么样的人相处。
人际交往中，学会识人，是一种必要的能力。
与虚情假意的人相处，不但会耗费自己的精力，还可能受到情感上的伤害；与真诚朴实的人相处，才是高质量社交的开始。
古语云：“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与人交往时，一定要擦亮眼睛，远离消耗自己的人。不和背地里议论别人的人交心，不和表里不一的人走得太近，也谨慎和只会耍嘴皮而不懂实干的人一起共事。
人生短暂，我们要把时间留给真诚善良并愿意与你一起成长的人。
有句话说：认知影响选择，选择改变命运。
其实，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就是认知上的不同。
人活一世，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清醒的头脑，才能够用足够大的视角，去审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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