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贺拉斯非常重视文艺作品的价值，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寓教于乐”的主张，把艺术的教用育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结合起来，为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制定了基本原则，在西方古代美学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他认为诗的任务是禀承神旨认指导人生。强调诗人要熟悉生活，到生活中寻找题材，还认为戏剧须保持结构一贯，人物的性格、年龄、语言相一致，从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体现和谐。
行省制度，是古代东西方政治文明发展过程当中的产物，如果仅从字面来看，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如果细究其含义，我们会发现，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中国古代的行省，确切地说是元代以降的"行中书省"，设立伊始是以中书省的派出机构面貌出现的，而罗马时代(包括了罗马共和国与分裂前的帝国两个时期)所行用的行省(province)，不但和中国的行省相距了一千年(注意，这里的出现时间先后不代表谁先进谁落后)，其更多时候，是以一种罗马海外殖民地面貌出现的。所以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国内的翻译的准确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商榷空间，接下来，我们还得详细说明一下具体原因。
01和东方相比，古罗马行省之间缺乏相互制衡
首先，孕育东西方行省制度的社会土壤就不同，中国元代以来的行省，是建立在"书同文、行同伦"的共同文化基础之上的，元代的蒙古军事贵族考虑到此点，担心地方联合，叛乱扩大，所以在黄河与长江南北原先"路府州县"基础之上，充分借鉴金朝统治经验，成立了囊括范围更大的新政区——省。注意，这里元朝统治者很精明，他们没有依据山川河流的地理阻隔来设定政区界线，而是尽可能在不同省份之间制造矛盾，以使其相互牵制，形成一种共存的关系。明清统治者也延续了这样一种制衡思想，例如古都南京易攻难守，须求助于周围的军事要塞，如芜湖、广德、安庆等来作屏障，可是中央政府偏偏不把它们划在一起，而是另外让安徽来管着，江苏没有权限。
除了在政区地理上做文章外，中央政府就是以流官来治理，明代地方行省军政财"三权分立"，互不统属，中央要协调他们的关系，就得从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抽调精干御史，临时委以总督某地、巡抚某地衔，这叫做"行某处省事"，办完以后，回到中央交差，继续从事本分事务。所以中国古代的行省，说白了就是中央临时派到地方的办事机构，只不过官员品级权限跟地方行政官员有区别罢了。
(蒙古人也可以马下治天下)
02古罗马行省与中国的州郡概念更接近
话说回来，古罗马时代的行省，极其缺乏这样一种政区之间相互制衡的理念渗透，罗马共和国盛时海外行省有二十多个，但是都各成一派，西班牙是一块，北非是一块，小亚细亚等东方行省又是一块，各行省之间受到海洋阻隔，距离遥远，所以根本不具备东方那种行省之间制衡理念被贯彻的条件。
后来，到了戴克里先当政时候，靠军队发家的戴克里先也感觉到这种各行省之间缺乏沟通，且容易形成地方抱团对抗中央的问题，所以他继续细化行省内部结构，把一个行省拆成若干个，然后在这些被拆分的小行省之上，再设立"行政区"来作为统辖他们的行政机构。例如东方区下辖十八个行省，本都区管着七个行省，连处在帝国边缘地带的不列颠区，都被细分为六个行省。至于行政区最高官员"副近卫军长官"，则由皇帝本人来任免委派，所以与其将"province"翻译为省，不如将其翻译为对应中国古代的"州"或"郡"更贴切一些。
(看似统一，实则松散的罗马帝国)
03和东方相比，古罗马行省管理结构更简陋
当然，造成古罗马时代行省动乱不断的原因，不仅仅是地理条件，还有罗马自身管理乏力。从罗马的第一个行省西西里岛开始，到最后称霸地中海世界，每一个行省的最高长官总督，虽和中国古代一样，都由中央(元老院)来任免，且任期短暂，一般情况下只有一年。但是，当总督到达地方任职后，其对于军队、财政和地方不涉及罗马公民的法律纠纷，便拥有直接处置的权力，无需上报中央，这就比中国明清时期的总督大多了。中国古代的行省总督虽然也能管一省官员，但是军事上受到拥有部分军队的巡抚掣肘(清代还有提督)，民政上要提防手下布政使给穿小鞋，而且涉及死刑的案子还得上报中央。由此可见，和东方相比，古罗马行省的总督，可以说是主管一方的土皇帝了。
罗马行省总督的权力大也就算了，由行省统辖下的地方行政再分级，也十分简陋。元以后的行省中除了整齐划一的府州县外，还有具体到管理每家每户生活的保甲制，税收系统相对完整。可是古罗马时代就不同了，罗马行省的税收，仅仅把直接税交给中央任命的财务官办理，而大部分间接税，则被罗马高层许可的包税商垄断，他们肆意剥削地方，更削弱了罗马的权威。
04古罗马的行省成为了军事独裁滋生的土壤
行省内部仅仅根据城市对待罗马的忠诚程度，将其分为自由城市和罗马的殖民地，前者为罗马军事行动提供物质保障，享用自治权，后者则作为罗马安置帝国复员军人分配土地的主要来源。这就给像凯撒这样的独裁者扩大影响开了方便之门，他们把攻占的地区列为罗马行省后，直接以行省部分土地作为官兵的私人财产，以此收买人心。
自罗马建城（前753年）至屋大维称帝（前27年）被称作古罗马时代，大约为中国的春秋初期时代。在公元前753年，秦政府开始专设史官纪事。 同年终发生大战，结果周王师惨败，周桓王也被射中了肩膀。周天子的威严扫地，郑国俨然成为春秋初之霸主。但郑毕竟处于四战之地(郑与东周王室比邻，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并无长足的实力，郑庄公也只是昙花一显的人物。晋国内乱不止，孝、哀、闵侯均为庶支所杀。齐初政局不稳，特别是齐襄公因与其妹、鲁桓公夫人文姜私通而杀鲁桓公；又言行无常，欺凌大臣，导致内乱，齐襄公终被杀。秦居西陲(今甘肃天水南)，至公元前753年(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以记事。后虽向东发展，但始终为黄河和河东强国所阻。这种形势对楚国显然是极其有利的。
斯拉夫民族发源于今波兰东南部维斯杜拉河上游一带，于西元一世纪时开始向外迁徙，至六世纪时期居地已经遍布东欧以及俄罗斯地区。依居住地的不同，斯拉夫民族可分成东[4]、西[5]、南三支，其中东支主要分布于俄罗斯境内，分布在东欧各地者以西、南两支为主。
东欧
东欧
马札儿人原为乌拉山西侧的草原民族，于西元九世纪建立匈牙利王国。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曾与斯拉夫人、西突厥人混居，移居匈牙利平原之後又受日耳曼文化的影响。
阿尔巴尼亚人主要分布于今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由于十四世纪以後一直後到土耳其的统治，文化充满东方色彩，宗教上也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
罗马尼亚人是东欧唯一的拉丁语民族，但跟大多数斯拉夫民族一样，信奉东正教，他们是古罗马人的後裔，因罗马帝国曾在此建省并统治由留居东欧。
“潘提翁神庙”又称万神殿、万神祠，“潘提翁”的拉丁语意即“万神”，用于供奉众多神灵，主要是用于崇拜天上星宿代表的希腊、罗马的天神，特别是包括日、月在内的七大行星。神殿位于古城区北部的万神祠广场，原为奥古斯都的女婿阿克里帕所建，是一座有八柱门廊和长方形殿堂的希腊式神殿。万神殿外面看上去非常朴素，但殿内却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罗马人情有独钟的科林斯柱式在万神殿中得到了充分而巧妙的运用。万神殿的设计观念是全新的，它强调内部而不是外部，开创了宽敞精致的内部空间起主导作用的纪念性神庙建筑新形制。其后此庙被毁仅存门廊。在公元118～128年哈德良将其重建时，除了保留以前的八柱门廊外，还一反以前神庙的设计传统，将长方形殿堂改为通体浑圆的穹窿式。新建后的万神殿不仅气势宏伟，而且在形式上颇有创新。尽管从外表来看，它比较封闭沉闷，然而它的内部结构却很有特色。整个建筑由长方形门廊和后部圆顶大厅组成，这种结构不愧为罗马人的一大创造。前部门廊由两排科林斯式列柱支撑，后部圆顶大厅是整个万神殿的中心。之所以采用圆顶殿，可能与圆代表天穹有关。
万神殿的半球形穹顶之大，可谓古代世界之最。圆殿的平面直径达43米，顶端圆点距地高度亦为43米，内部和谐、稳定而庄严。墙面所有阁廊都饰以赭红色大理石，地面铺成各色大理石图案，穹顶上五排共140个凹框中原来有镀金的铜质玫瑰花。墙体内沿筑有八个拱券，其中一个下面是大门，另七个是壁龛，龛内置放诸神灵雕像。万神殿的主体圆顶大殿既高大又牢固，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小的宇宙之中。这种圆浑球体的空间自然体现了宇宙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既能为人的智力所领悟，也能为人的技能所创造，因此它同时也强调了人作为万物尺度在宇宙居于中心的重要意义，体现了古典文化中的这种宇宙人生理想。
万神殿建筑形象和谐统一，比例严谨完美，结构技巧高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它在建筑上对建筑具有宽广内部空间的建筑物这一课题提供了完善的范例，始终是穹隆结构建筑的至高典范，为古代建筑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修建标志着罗马建筑设计艺术和工程艺术的高超水平，也象征着罗马世界国家的气势和威风。
万神殿的圆形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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