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1881－1936）
周作人（1885－1967）
周建人（1888－1984）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
鲁迅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人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们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豹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门。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父亲的病》是1926年鲁迅先生写的一篇回顾父亲周伯宜（1861—1896）生病、治病、去世经过的文章，讽刺、批判了庸医误人的现象。文章先后提到几位“名医”，只是有人是真名医、有人是假名医罢了。
周伯宜生病与鲁迅祖父周介孚犯案有关。周介孚（1838—1904），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内阁中书等职，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科场行贿被光绪皇帝定为“斩监候”，周介孚潜逃，周伯宜被抓替父顶罪，周介孚自首后周伯宜获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周介孚被释，光绪三十年（1904年）去世。监狱自然难比家中，条件很差，导致周伯宜营养不继，从监狱归家后“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先是咳嗽后是咳血再是水肿，从症状判断其患的应当是肺结核，周家找了两位“名医”为其治病。

姚芝轩、陈莲河与何廉臣
第一位“圆而胖”，文中没有出现这个人的名字，此人真名姚芝轩，医术如何呢？他以“经霜三年的甘蔗”作药引子，治疗两年后“（鲁迅）父亲的水肿是利（厉）害，将要不能起床……”，病没有治好反而加重了。这时，他对鲁迅说，“病是不要紧的”，但“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便又推荐了陈莲河先生，借口是“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鲁迅此时明白，“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离了干系”，属金蝉脱壳之计。
姚芝轩的医德如何呢？他出诊诊金是一元四角，特别出诊为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去请他，非一百元不去，去了只是草草地一看，开一张方，拿了诊金就走。很明显这是一位以挣钱为目的的庸医。姚芝轩还拉大旗作虎皮，将自己与叶天士相提并论。鲁迅在文中写道，“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叶天士为清代乾隆年间的名医，其以梧桐叶作药引救治“邻妇难产”属实。
姚芝轩推荐的“陈莲河”在鲁迅眼中“长而胖”，其真名何廉臣（1861—1929），名炳元，与周伯宜同岁，何家世代行医，其本人亦系绍兴名医。在一个世纪前，类似肺结核的病都是难症，当时中医西医都难以根治，经过何廉臣的诊治，周伯宜生命延长了三年，由此可以看出何廉臣医术还是相当高的。至于鲁迅在文章中戏谑他以“原配”蟋蟀一对作药引子，则是出于抨击庸医而虚构的。
何廉臣对中医药发展传承亦是有贡献的。北洋政府执政时期曾将中医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何廉臣与中医界共同抗争。何廉臣曾任中国医学会副会长、《绍兴医药月报》副总编，著有《湿温时疫治疗法》，编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难能可贵的是，何廉臣并不盲目排斥西医，反而“广购西医学著作译本，悉心研习。”

鲁迅看待中医很客观
后来，有人据《父亲的病》一文认为鲁迅排斥中医，其实并不尽然。《父亲的病》一文中确实写了多种看起来不合理的药引来讽刺部分医生，这与他当时的心境有关。周伯宜患病后姚芝轩治了两年多，何廉臣治了三年多，由此可推算周伯宜生病时鲁迅10岁左右，周伯宜去世时鲁迅不过16岁。1925年鲁迅在《自叙传略》一文里写道，“我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居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
“一场很大的变故”指的就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周介孚为其大儿子及周家晚辈科场行贿而被判“斩监候”后潜逃，周伯宜被抓替父顶罪一事，周家因此败落，这也是鲁迅被寄居在亲戚家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伯宜从监狱中放出后就生了病，姚芝轩、何廉臣先后到家为其治病。鲁迅根据自己为父延医抓药的经历，再加上自己从小患有齿病，认为父亲是被江湖庸医给治死的，写此文旨在揭露庸医害人的龌龊和对封建孝道的反感。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鲁迅坦陈了痛恨中医的缘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但不能据此认为鲁迅否定中医。事实上，鲁迅生前曾多次用中医药治病，并肯定其疗效及贡献。
《鲁迅日记》1912年11月10日载：“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6年1月22日载“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1930年《鲁迅日记》中记有4次为儿子周海婴到仁济堂买药之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也谈到鲁迅还曾以芥末糊为其治疗哮喘病，“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鲁迅认为，“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本草纲目》……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并称赞《验方新编》里的一些药方，介绍给朋友用于治疗孩子的疝病。
由此可见，鲁迅抨击的是某些庸医，批评的是庸医的不良医风，排斥的是庸医害人的行为，并不是否定整个中医，更不排斥中药。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作者：韦钦国）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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