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史上名称有南海郡（前 汉、晋 代、隋 代）、番禺、广州都督府（唐）、广州（宋）、广州路、广州府、番州、兴王府、广州市等。广州始建于公元前214年。最早建城时的名字叫任嚣城。商代时广州地区称为“南越”，周代时又有称为“南越”、“南海”。春秋战国时，广州地区南越民族与长江中游的楚国人民已有往来，并归属于楚国，划为南楚，据府志、文物记载， 曾于广州建立“楚庭” (也叫楚亭)，归属楚国。现越秀山上有清代建的一座石牌坊，坊上书写“古之楚庭”，故在秦代以前，广州又有“楚庭”之称。
广州二千多年来一直都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从秦朝开始，广州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行政中心。在秦末汉初与唐末，广州曾经两次出现过割据的小国，秦末期为南越国，赵佗(秦的南海尉)自立为南越王，广州成为南越王都城(公元前206年至111年)。唐代末期刘岩(又名刘龚)据广州称帝， 国号南汉(公元917年至971年)以广州作都城(当时称兴王府)。广州地区自秦代(公元前214年)定为南海郡开始，历代以来它的行政管辖地区，最小的范围也据有现广东省的中部与北部，最大的范围包括现广东、广西的大部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平南越后，在广州地区设南海郡。 当时南海郡尉任嚣在现中山四路旧仓巷附近修建城廓，称为“任嚣城”，广州为郡治所在地。秦汉时南海郡行政管辖范围北至观坪石，东至福建的漳浦附近，西至湛江，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后赵佗续任南海郡尉，赵佗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五十万居民到岭南，数十万汉人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带到岭南地区，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发展，其后经过两晋、两宋、明末三次移民高潮(来自中原地区，还包括楚、吴越、闽等岭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广府、客家与潮汕三大民系。秦末汉初时，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并把管辖范围扩展到雷洲半岛(象郡)与广西、桂林地区，以及越南北部。
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平定了南越国后，把原赵佗割据地区划分为九郡(后缩为七郡)，广州仍称南海郡，归属交趾部后称交州， 南海郡行政范围缩小。交州治所在地曾移至广西梧州，广州城曾一度较前衰落。东汉末年，广州属于吴国，公元216年吴国交州刺史步骘把交州治从梧州迁回广州，公元226年并将交州改为广州，广州之名由此开始。汉代广州地区行政范围面积约105万平方公里。
晋代时期，广州仍称南海郡，为州治所在。但南海郡行政管辖范围比汉代有所缩小， 已将东部梅县、潮汕、惠阳等地区分出；晋代南海郡面积约46万平方公里，南、北朝与隋代，广州仍为州治，郡治所在，州郡范围略有变化。
唐代时期，广州称为广州都督府，是岭南道的道治与都督府治所在地；广州都督府行政界线南至宝安、中山，北至清远， 西至四会；怀集，面积约42万平方公里。唐末期刘岩在广州称帝， 号称南汉国，广州为兴王府，并在广州地区设置咸宁、常康二县， 以模仿帝都长安。
公元970年，宋平南汉后，废兴王府仍称为广州(以后一直沿用广州名称)，广州为广南东路路治地(简称广东。广东省之称自此开始)。广州行政区域范围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元、明、清各朝代，广州先后称广州路(元代)，广州府(明、清时)，均为省治地(元代广东省称广东道， 明代称广东布政司，清称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虽有变化，但不大，直到清代广州府行政区域面积约31万平方公里。
民国时期，广州定为市，仍为省会所在地。广州市行政区域范围较前各历史时期大为缩少。 南至河南全岛与芳村，东至车陂，北至白灰场，面积为248平方公里。广州曾一度划为直辖市，1954年全国行政区域调整时改为省辖市。 由于生产与城市发展，广州行政区域经过多次扩展，现广州市辖区面积达74344平方公里。
1、镇海楼（广州博物馆）
又名望海楼，俗称五层楼。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山（越秀公园）小蟠龙冈上，为广州城市标志之一。现是专门收藏、展览关于广州历史文物和史料的场所。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候朱亮祖扩建广州城，将宋三城（子城、东、西两城）合并，并开拓北城800余丈，城墙横跨越秀山，在上面建一座五层高楼以壮观瞻。建筑有雄镇海疆之意，故名镇海楼。
广州城的历史上，除了镇海楼，没有哪座建筑能够在漫长的6个世纪中都稳居“城标”的宝座。广州博物馆馆藏的《十三行油画》，画面描绘了清代广州十三行商船云集的繁荣景象，商馆右后方不远处的一座红色五层高楼格外显眼，这就是镇海楼。藏品中还有一张外国明信片，的主体就是清代的镇海楼。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镇海楼就是外国人眼中“广州”的象征，进一步引申，也就是“中国”的象征。自明代起，漂洋过海的外国商船，一过狮子洋，经虎门北上，沿途可见莲花塔、琶洲塔、赤岗塔。驶近广州城外，望到高耸在越秀山上的镇海楼，便知到了广州。
600多年间，镇海楼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清初尚可喜兵抵广州城下，300守城将士坚守镇海楼十个昼夜，不眠不休，最后弹尽粮绝，无一生还。如今镇海楼的旁边仍存放有一批大炮，是明清时期广州城防大炮。
1883年，正逢中法交战之时，兵部尚书彭玉麟奉命到广东督师抗法，以五层楼为海陆两军指挥部。1885年，朝廷议和之声甚嚣尘上之际，彭玉麟上书朝廷，力争抵抗。但清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郁闷中的彭玉麟举目广州城，撰下了一副广东最有名的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候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对于这副对联，有评论解读说，联中“故侯”指朱亮祖，镇海楼是他建的，如今人亡楼存，可证历史沧桑。“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则是有感而发，当年彭玉麟因中法战争率兵至广东办理防务。他是主战派，反对和议，但最终只得“泪洒英雄”了。此联先咏楼，后写人，意境磅礴，不失为一幅佳联。
据《镇海楼名联话旧》一文作者陈叔垣先生说，少时他曾随其父登镇海楼，亲见三楼悬挂木雕对联，下款署为“宫保雪琴彭玉麟”（宫保是官衔，雪琴是彭的字）等字，五楼则悬挂两广总督瑞麟书写的“镇海楼”三字。
就是说，这副对联当时悬挂在三楼，是彭玉麟本人书写的。彭的手迹后来遗失，改由叶恭绰、沈演公、吴子夏等书法家“补书”。现在这副对联悬挂于五楼，且用两种字体，由两位书法家书写。
美国盖蒂中心收藏了一幅摄于1900年的镇海楼内景照片（上图），画面是镇海楼顶层文昌、关帝二神像左侧的两位配神。配神前面的香炉上刻有“镇海楼”3个字，说明照片摄于镇海楼无疑。照片右边的柱子上，就显示出这副对联下联的“浩气，霄汉常悬”几个字，清晰可辨。在下联落款位置，还有清晰的“衡阳彭玉麟撰书”字样。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阳，出生于安徽安庆。
2、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位于广州庙头村, 坐北向南，占地3万平方米，是中国古代广州对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遗址。该庙始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世世代代的航海人，起锚前和返乡后，都要到这里祭拜海神，可以说，南海神庙亲眼见证了广州这一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千载历史。
来到南海神庙，兴旺的香火和神庙的恢宏壮观、古朴大方并不出所料，意外的是那“番鬼望波罗”。庙内东侧有一座着中国人衣冠的外国人泥塑像，举左手遮眉，眺望远方，他就是来自古印度的朝贡使者达奚司空。为什么咱们中国的神庙里还有这样一张“黑着脸”的洋面孔？
原来关于这个“黑脸”神像，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呢！
据考古专家黄淼章老师讲述，这个人是个外国人，名叫达奚，宋仁宗庆历年间，达奚随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来到中国。回程时，船停靠在神庙码头，达奚司空上岸祭祀完南海神，种下了两颗波罗树种子，而后迷恋庙中秀丽的景色，流连忘返，以至于误了返程的海船，船上的人忘记了他，开船走了。他长久地站立大海边，远望来时路，后来立化在海边。
人们认为达奚是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即将其厚葬。后来，人们为了感谢达奚带来的波罗树，就在南海神庙立起了他的塑像以纪念，并给他穿上中国的衣冠，封为达奚司空。因其塑像望着他手植的波罗树，故民间又有“番鬼望波罗”之说，有很多人也把南海神庙就叫做波罗庙。
3、南越文王墓
又称为南越王墓，是中国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史记》称为赵胡）的陵墓。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在中国大酒店的北侧，越秀公园西侧。
赵眜是赵佗的孙子，无论是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史料中都没有关于赵眜生父是何人的记载。越南方面的《大越史记全书》则称赵眜是赵仲始的儿子。[4]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去世。由于他去世时已达百岁高龄，其儿子都已经死去，他的王位交由孙子赵眜继承，成为第二代的南越王。
赵眜即位两年后，前135年，闽越王驺郢借机向南越国发动战争，攻打南越国的边境城镇。赵眜刚继承王位不久，国内民心还不稳，这时只好向汉武帝上书，说明闽越侵犯南越的事实，并请求汉武帝处理此事。汉武帝对赵眜的做法大加赞扬，称其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并派遣王恢、韩安国两将军前去讨伐闽越。汉朝的军队还没有越过南岭，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就发动叛变，杀死了闽越王驺郢，投降了汉朝，于是汉朝的军队停止了讨伐的行动。
汉武帝随后将余善立为新的闽越王，并派遣中大夫严助前往南越国将处理闽越的事告谕赵眜。赵眜得知后，向严助表达了对汉武帝的深刻谢意，并告诉严助，南越国刚遭受过闽越的入侵，等处理完后事后，他就去汉朝的京城朝见汉武帝。随后，还派太子赵婴齐跟随严助回汉朝的朝廷当宿卫。
严助离开后，南越国的大臣们用赵佗的遗训向赵眜进谏，劝赵眜不要去汉朝的京城，以免被汉武帝找借口扣留，回不来南越，就成亡国的形势了。于是，赵眜在以后统治南越的十年中，一直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入朝见汉武帝。
前125年，赵眜病重，其儿子赵婴齐向汉武帝请求回到南越国。赵眜死后，赵婴齐继承王位。
赵眜在位一共12年，长期患病，性情软弱，没什么建树。他虽然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巧妙的把汉武帝搬了出来，让汉武帝来对付闽越，而自己不用大伤元气。但此举，也使赵佗时期就已经役属南越国的闽越，和南越国脱离了役属关系，而直接受制于汉朝中央，使南越国实际上被孤立起来。
同时，又使汉武帝找到借口，派严助假借表彰赵眜能忠于臣属之职为名，请赵眜赴京朝见汉武帝，最后迫使赵眜把儿子赵婴齐送到了汉武帝身边达10年之久，为日后南越国内部之乱埋下了伏笔。
《史记》里一直把南越国第二代王“南越文王”称为赵胡，1983年“南越王墓”被挖掘后，在出土的印章中发现“赵眜”的玉印和“文帝行玺”的金印，经考古学家证实，确认“赵眜”应该是《史记》所载的“赵胡”的真名，“赵胡”可能是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出现的错误；也有可能是班固的《汉书》在传抄中抄错，后人又根据《汉书》更正了《史记》中的“错字”，以致一错再错。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笔误一说提出了异议。学者余天炽、覃圣敏、蓝日勇、梁旭达、覃彩銮等人，在其所著的《古南越国史》中认为南越文王名字不可能出现记载错误。他们认为，《史记》对在位时间最短的赵建德事迹记载都尤为详实，因此对南越文王名字记载错误的偶然性不存在；而且文王在位期间同汉朝交往频繁，名字的笔误更不可能。
他们认为赵眜是赵佗的儿子、文王赵胡的父亲（或者赵眜是赵佗的长孙、文王赵胡的兄长），被赵佗立为太子，未即位就死去了。赵胡将赵眜生前使用的印章带入坟墓，以示缅怀之意。
4、陈家祠
清光绪年间，广东几个陈姓族人，倡议在广州筹建一座全省性的陈氏合族祠堂，各地陈氏热烈响应，纷纷慷慨捐资。
1892年，京城传来喜报：一名陈姓子弟被钦点探花郎。这对在建的祠堂而言，可谓锦上添花。族人惊诧四起，喜不自禁：建祠的功效竟然如此灵验！于是更大规模的筹资活动开始。
1894年，宏伟而精致的陈氏祠堂宣告竣工。这座祠堂，就是闻名至今的陈家祠；而那名高中探花的陈姓子弟，叫陈伯陶，东莞市中堂镇凤涌人，他也是修建陈家祠的几个倡议者之一。
陈伯陶五岁就读，六岁师从广东历史上有名的大学者陈澧。他少年勤学，生性聪慧，十岁便能背诵五经。某日，父亲的两位朋友方文炳（东莞报功祠四君子之一）与方应锡来访，夜饮，见伯陶夜读，就出上联为“半夜读书灯火细”的对联叫伯陶应对。伯陶应声说“三更饮酒月轮高”。听后，方文炳对方应锡说“此佳婿也”。方应锡即与陈家订立婚姻，把次女许配给陈伯陶。
21岁，陈伯陶中了秀才，25岁时获乡试第一名。老师陈澧更以对联赠送给陈伯陶，勉励他“文章高似罗浮顶，科第连登会状元”。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光绪十八年陈伯陶复出应试，在殿试中初置第一，也就是状元。然而在试卷中，他将“宣抚司”写成了“宣慰司”，因此被压在第十名之外。所幸得到咸丰朝状元、户部尚书翁同和为他据理力争，谓此积学之士，故改列第三名，成为了东莞历史上唯一的文探花。
在这之后，38岁的探花郎陈伯陶，历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宪政编查馆一等谘议等职。虽没高官厚爵，而对于生性不善逢迎的陈伯陶而言，也称得上青云直立。即便在甲午战败、戊戌变法等事件冲击下，陈伯陶也是不为所动、坐怀不乱。
庚子乱起，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光绪和慈禧仓惶出逃。陈伯陶仍不为时势所动，早在1898年，他便亲自见证了李鸿章代表中国与英方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及香港地区235个岛屿99年的耻辱之事。两宫返京后，陈伯陶入职南书房，后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出任江宁提学使。陈伯陶重视国学，曾四处奔走，游说劝谕国内外华人华资办学以振兴中华。
1906年，陈伯陶协助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在六朝古都南京创办国内首个培养侨生的学堂，目的是培养华侨学生的国文及国语等，并由陈伯陶命名―――暨南学堂，也就是今天广州暨南大学的前身。陈伯陶更以提学使身份，兼任暨南学堂监督，亲自制定办学章程和经费预算。他与中国教育的深厚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凤凰网—清代兵部尚书青睐镇海楼？
人民网—中国庙立着“黑脸番鬼”？
百度百科—赵眜
百度百科—南越文王墓
百度百科—陈伯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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