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开国功臣们是在什么事件中被大量诛杀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可谓血洗朝堂，杀了很多饱读诗书的文臣，也杀过给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最能代表朱元璋杀人较多的就是“洪武四大案”。“洪武四大案”分别是“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和“空印案”。

一、洪武九年“空印案”

这次案件，是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的案件。古代农业社会，不像今日那样交通发达。钱粮运输途中肯定会有所损耗,而其中损耗多少，是无法估算的。所以若是按照出发之时的价值记录，来到户部之后，实际与数字肯定不符合。

若是打回去重新盖印，又未免浪费时间。所以当时的官员就想了一个办法，也就是所谓的“空印”。地方报告官员，事先预备好盖好印的空白书册，等到了户部计量之后，再进行填写。这种做法早在元朝就已经形成暗中规定，但是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却认为是官员相互勾结期满于他。

朱元璋大怒之下，下令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方孝孺曾在《叶郑传》中提到此案：“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二、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是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兴起的大狱。据说这事最初是因为胡惟庸说他家旧宅有甘泉涌出，是祥兆，所以邀请朱元璋前去。朱元璋快要到达胡家之时，有一太监拉住朱元璋的缰绳，着急的指着胡家宅邸。朱元璋抬头一看，才发现胡家屋顶尘土飞扬，藏有士兵。

朱元璋大怒，当即调转回宫，以“谋不轨”诛杀胡惟庸。这事后来考证，是不存在的。胡惟庸之所以遭到朱元璋的诛杀，不是因为他的“谋反”，而是因为他的专权。胡惟庸是明朝开国功臣，同时也是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为相期间大肆打压异己，发展淮西朋党势力。

加之为人专横，许多案件都是他作出处置，没有报告朱元璋，引发朱元璋不满。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才将胡惟庸等朋党诛杀。胡惟庸被处置之后，朱元璋进一步废除中书省，事务改由六部处置。经过此事，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君权越发强横。

此事还牵涉到李善长、宋濂、陆仲亨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通倭罪名大杀四方，前后诛杀人数达三万人。

三、洪武十八年“郭恒案”

此案是朱元璋为了肃清吏治，而惩戒贪污官员的大案。元朝末年，朝政腐败，贪官污吏不计其数。元朝末年的贪污成风，一直影响到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建国后，曾经多次强调为官清廉，但总有侥幸者。所以为了表明绝心，朱元璋对贪官处以严酷刑罚。

郭恒是户部侍郎，在任以权谋私，暗中与各省官吏勾结，盗卖国家财物。这事儿后来被人捅了出来，涉案金额达粮食两千四百多万石，数目巨大一时轰动。朱元璋既为了发泄怒火，也为了警醒各地官员，下令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都处死。此案使得各省官吏死于狱中人数到数万人。

四、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

蓝玉是朱元璋麾下大将，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洪武二十六年，有锦衣卫蒋珊告发蓝玉谋反，蓝玉被捕下狱审问。审问结束后，蓝玉被族诛。蓝玉得到如此处置，似乎是拿到了他谋反的证据。

但实际上，这只是朱元璋为了诛杀开国功臣宿儒，进一步加强皇权的借口而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说你谋反，你再清白，也能找出谋反的证据来。蓝玉个人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蓝家被族诛。

同时还牵连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自公侯伯到文武官员，受牵连被诛者约15万人。

扩展资料：

明初四大案，亦称洪武四大案，是指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消灭他认为对他的朝廷有威胁的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而策划的著名四大事件或屠杀。

分别为：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九年或十五年（1376年或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的官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蓝玉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开国元勋基本被诛杀殆尽。据周敬心书，此外尚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朱元璋都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参考资料：

空印案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郑士利被罚作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即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

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利还是幸运的。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

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

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

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平时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没了脑袋。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未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蠢事，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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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案

此案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很多疑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的编的《大浩》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仔细看，疑点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

1．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

2．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

3．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

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

郭桓

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他们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请注意，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干掉了。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

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转自《明朝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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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

中国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明初，朱元璋对丞相胡惟庸专权擅政、

影视作品中的胡惟庸

结党营私、骄横跋扈的举动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式对其制约。洪武十三年正月，有人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朱元璋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 3 万余人。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 1公、21侯。胡惟庸 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 ，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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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

蓝玉雕塑

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

朱元璋出身贫民，曾入皇觉寺为僧，从他投入"红巾军"，到建立了大明政权，戎马征战十几年。他的成功，得益于身边一批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朱元璋称帝后就把这些开国功臣都封了大官。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组成了势力强大的"淮西帮"。

胡惟庸当了丞相后，飞扬跋扈，独掌生杀大权。他竟敢拆阅呈给皇帝的奏折，径自处理，对不利自己的奏折隐匿不报；他还时常不奏报朱元璋，独断专行官员的生杀升黜大事。他还在朝廷中不断培植私人势力，并拉拢军界。于是他的门下出现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朱元璋为此深感不安，皇权与相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对和胡来往密切的官员也进行抄家灭族。以后又几兴大狱，使"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杀。著名儒臣、文学家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10年之久，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30000

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南征北战平定边疆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但是蓝玉为人骄横，霸占民田、广蓄庄奴，有许多义子仗势欺人。朱元璋对其多次申斥。洪武二十六年，特务头子锦衣卫指挥控告蓝玉"谋反"并严刑拷打成案。不但蓝玉全家被杀，受此案株连被杀的达15000人。

除胡蓝两案被诛杀者之外，还有其他功臣也被朱元璋以各种借口除去。如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曾在与陈友谅大战中坚守南昌85日，立有大功，却被朱元璋加以"亲近儒生，胸怀凶望"，鞭挞致死；开国第一功臣徐达，曾是朱元璋患难与共的战友，但在洪武十八年他生背疽时，朱元璋明知此病最忌吃蒸鹅，偏偏赐蒸鹅给他，逼着徐达当着使者之面吃下，不久病重而死。杀来杀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告老还乡的汤和幸免于难。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政治案件。蓝玉(？～1393)，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内弟。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15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并仗势侵占民田。北征时私占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籍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2万人。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

朱元璋为什么要兴"胡蓝之狱"呢？

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惟一贫民出身的皇帝。称帝前，朱元璋和他那帮出生入死的朋友们，不分彼此，平起平坐；称帝后，政体却要求把朱元璋神圣化，这些人突然之间要在朱元璋面前拜倒称臣，这种巨变，他们不适应。另外，他们在平定天下后成为新贵，占有大量的良田美宅，政治上经济上都极力扩张，与朱元璋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尖锐冲突。朱元璋屡兴大狱，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绝不是简单地处置几个不忠的大臣。

朱元璋从一个贫穷百姓一跃跻身于帝王之列，其弱子幼孙能否坐稳江山，是他考虑得最多的问题。当他大开杀戒时，文弱儒雅的太子朱标曾劝谏他不要滥杀无辜，以免伤了君臣和气。他当时没有作声。第二天，他把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朱标去检。朱标看到上面都是刺，面露难色。这时，朱元璋拿起棘杖，用利剑削去上面的刺，交给朱标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削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把内部整顿好了，你才能当这个家。"

为了建立绝对皇权，朱元璋是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哪怕这些手段是极其残忍，极其野蛮，极其不合情理！

封建时代帝王与开国功臣之间政治博弈的悲惨故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八字真是说尽了。

“明代大案多枉”，而李善长之死，又被认为是明代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李善长本应凭其劳苦功高与尊崇地位安享清福，颐养天年；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在人生暮年被朱元璋以“有星变，须诛杀大臣”为借口送上了不归路。功勋卓著的李善长，为何竟落得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

李善长，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他早年以“读书有智计”“策事多中”著称。他生活在元末丧乱之际，当时百姓生灵涂炭，纷纷揭竿而起。

1352年，即刘福通率众在颍州（今安徽阜阳一带）起义的第二年，朱元璋在濠州加入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当时有不少文人儒士在郭子兴幕僚府任职，这对李善长触动很大。1354年春，朱元璋攻打滁州时，李善长前往谒见。在朱元璋急需人才时，李善长来到他身边，朱元璋自然高兴。他建议朱元璋仿效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与不嗜杀人的做法，如此则天下大定指日可待。

朱元璋遂留用他掌管文史书籍，参与机要，并待之以礼。正是在滁州，郭子兴发现了李善长的才华，想将他调入元帅府做助手，却被李善长拒绝了。李善长哭诉着表示要跟随朱元璋，朱元璋因此深受感动。

在随后朱元璋南征北战的20余年间，李善长不仅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而且负责后方举荐人才、掌管军资等事务，因建功颇多，朱元璋对他信任有加。随着朱元璋威名的日趋上升，归附者与日俱增，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李善长从中调和，甚为得体，朱元璋越发器重他。

不久，郭子兴病逝，朱元璋成为郭子兴部的副都元帅。在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时，李善长预设伏兵以少胜多，取得了鸡笼山寨战役的胜利，此举受到朱元璋的高度赞扬，“太祖以为能”。

随着朱元璋在江南军事的顺利进展，李善长根据朱元璋的指示留守应天（南京）处理军国大事，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同时，他在西吴一带兴修水利，屯田垦荒，改革弊政，开辟财源，使“国用益饶，民不困”，这为即将建立的大明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李善长官拜右相国，逐渐成为群臣之首。随着农民战争的节节胜利，建立大明王朝的条件日益成熟，以李善长为首的谋士们开始积极筹划朱元璋登基之事。

大明立国后，朱元璋命李善长为总裁官，与刘基等人参与制订律令与各种礼仪制度等，事无大小，悉委李善长与群臣谋议行之。李善长还奉命负责《元史》等书籍的监修工作。

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被授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封号，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等，晋升中书左丞相，受封韩国公，子孙世袭。同时，授予李善长与其子“免死铁券”。当时受封的六人中，李善长位列第一。至此，他的权势达到顶峰，可谓荣耀至极。

明初的二三十年间，兵事虽在减少，但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大肆杀戮功臣宿将。胡惟庸在李善长举荐下位居宰相后胡作非为，最终走上谋反之路。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及与胡案有牵连者。

胡惟庸案后，权力中枢成员汪广洋等人上疏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甚密。根据当时的法律，作为胡惟庸的故旧与举荐者，李善长自然难辞其咎，理当连坐。朱元璋念及李善长乃淮西故旧，且随己南北征战多年，又是开国功臣，劳苦功高，暂时未予追究。但随着群巨对李善长非议的不断增多，朱元璋对他的不满日甚一日。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见年过古稀的李善长已不中用，并认为其对以“胡蓝之狱”摧毁淮西集团之事心怀怨恨，因而以“有星变，须诛杀大臣应灾”为借口，赐死李善长。李善长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在家自缢而死。其家属70余人也未能幸免。

追溯李善长的人生轨迹，从开国功臣到暮年被满门抄斩，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因是李善长心胸狭隘，不能容人，结党营私；外因则是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巩固王朝统治上来，刻薄寡恩与独断专行的他要导演一场“兔死狗烹”的封建历史大剧。

先说内因。

据《明史》载，李善长乃“外宽和，内多忮刻”之人。“忮刻”为嫉妒刻薄之义，是心胸自私狭隘的同义语。此话并不偏激。举例说，他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污被治罪，时任御史中丞的刘基负责调查此事。李善长竟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从一己私利出发，多次为李彬开脱罪责，为刘基的调查设置障碍。无奈之下，刘基只得奏准朱元璋，将李彬处死。为此，李善长常耿耿于怀，欲伺机进行报复，暗中加害刘基，逼得刘基只好回家避祸。

此外，李善长的心胸狭隘还表现在他素有居功自傲与贪赃纳贿的毛病。对于李善长的自私狭隘与不法行为，朱元璋早已有所察觉。据《明史》载，大明立国后，“（太祖）浸厌善长，故有易相之议”，从中暴露出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不满，也透露出朱元璋对李善长身居丞相位心存疑忌。就丞相人选问题，朱元璋曾问计于刘基。刘基既肯定了李善长的优点，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的性格缺陷，即“志大量小，后事难料”，事实果如刘基所言。

《明史》还记载李善长“贵富极，意稍骄”“有心计而无远识”，这都说明了他的自私狭隘。李善长自私狭隘的性格缺陷使他对别人容易产生刻薄忌恨之心，容不下别人，从而树敌过多。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这一行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都为李善长日后走上末路植下了祸根，成为他与朱元璋矛盾加剧的诱因。

李善长是一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淮西籍人员，与他们拉帮结派，成为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正是在李善长的竭力推荐下，胡惟庸才从一个小小的知县逐步登上宰相的宝座。李善长为培植淮西集团势力不遗余力，在执政方面处处以此集团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

淮西集团成员自恃是皇帝的同乡，恣意妄为，胆大包天，逾越礼制，疯狂地追求财富与攫取权力。同时，淮西集团排斥异己，对淮西籍以外的人员极力打击。比如，胡惟庸任宰相前，朱元璋曾说过“杨宪可居相位”的话。这句话后来传到了胡惟庸耳朵里，胡惟庸就暗中对李善长说：

“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本来李善长就对山西籍人杨宪怀有成见，特别对杨宪常在朱元璋面前说自己“无相才”一事恨之入骨，就想方设法陷害杨宪，使杨宪遭到弹劾被朱元璋诛杀。令人想不到的是，淮西集团势力最后竟然疯狂到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地步。这触犯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必为他所不能容忍。

随后发生的事情成了李善长与朱元璋矛盾升级的导火索。胡惟庸当宰相后，贪污受贿，擅权专断，胡作非为，引起朝臣的强烈愤慨。胡惟庸自知罪孽深重，恐遭朱元璋毒手，竟勾结同党密谋造反，妄图加害朱元璋。不久，胡惟庸东窗事发，朱元璋将其一网打尽。朱元璋深刻认识到，淮西集团势力的过度膨胀不仅加剧了当时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已日益威胁到皇权的稳固，有导致自己大权旁落的危险。

鉴于当时形势的严峻性，朱元璋自然千方百计地遏制这一势力做强做大，“胡蓝之狱”便拉开了帷幕。朱元璋本人虽发迹于淮西集团，但一旦大权在握，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集团即刻成为他背部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更何况他对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一直存有戒心。

朱元璋虽口头上说李善长功劳堪比汉代萧何，但背地里对李善长防范有加。胡惟庸案正好成了朱元璋日后清洗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的一个重要借口。

再来看外因。

明朝建立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朱元璋的注意力也就从外部转移到内部，转移到如何巩固朱明王朝统治上来。他很清楚，创业难，守业更难，而危险主要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所以，他在明初经常与臣下谈论治道，告诫臣下“留意晚节”。例如，1370年大封功臣后不久，朱元璋即告诫诸武臣：

“今当讲求古名将功成后事君何道，持身何礼，所能保全功名者何人，常以为鉴。“

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对功臣不放心，这里有告诫功臣诫骄诫奢、约束自己的意思，但其核心还是警告不要僭越，不要作非份之想，。

如何保住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几乎成了朱元璋的心病。为此，他不能不想尽一切办法，采取非常举措，包括在朝廷的要害部门动大手术，甚至不惜杀功臣。特别是1370年封功臣之后，愈来愈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1370年12月，封右丞薛显为永城侯，朱元璋趁机告诫诸将，中心意思是：

“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而薛显“从朕征讨皆著奇迹”，“然其为性刚忍”，“有专杀之罪”。“朕欲加以极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杀将帅。”“今仍论功封以侯爵，谪居海南。”

暂且不论薛显是否罪以当死，有一点是清楚的，此时还不是杀功臣的时候，恐招天下人议论。但是，杀功臣的念头是萌生了。他当年在大封功臣石有过一段议论，其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于单辞只语俱臆摩而恳度之。”

这便是朱元璋对待开国功臣有一个明显的态度——以言获罪，也是一个封建帝王的病态心理使然。特别是他在五十岁以后，由于“忧危积心”，疲劳过度，又犯有心率过速的病症，且喜怒不常，暴怒到失去常态，无疑又加重了这种病态心理，以至在没有任何口实的情况不也可以杀功臣。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朱元璋进入老年期后，使事态的发展弄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

作为一位政治家，李善长对明初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不能没有察觉，对朱元璋的思想性格以及心理不能没有了解，特别是大封功臣之前，对自己应该何去何从，不能不做考虑。他懂得功成而退的古训，“功成而退，不伐不矜”。大封功臣之后不过两个月，即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疾乞致仕。不但获准，朱元璋还下诏：

“其年既高，驱胎侍立，脱心不忍，业许致政。”

实际上，大封功臣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对李善长不满了：

“数言李善长无人才。”“盖太祖自即位后浸厌善长，故有易相之议”。

待到1380年以前，李善长又不断受到纠劾，明眼看得出这是朱元璋的意旨。到后来，朱元璋就赤膊上阵了。这就是所谓的“庚午诏书。”如曰：

“上以善长为柔奸，尝踢敕曰：‘尔太师善长，昔当扰攘，携家仓皇谋生无所，脱时帅师滁阳，尔迎于道，朕待尔腹心，用如手足。朕无上智于尔，尔或小疵，朕置不问，遂成命世之英。今元谓朕忘乎？朕报功之诚，神人共知。尔年虽迈，精力可为，何至比小吏枉功臣。黄昏定拟，诡辞符奏，国有定律，奏对不实者杖，心欺者新，卿欺矣。”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朱元璋不但在歪曲历史，自相矛盾，而且，已经含有杀意了。事已至此，纵使有神差鬼使为之谋，李善长也是在劫难逃，反正是死路一条，“勿宁束身以听于上耳。”以身许君，君待臣如狗彘，如蔽履。忠良见弃，情理何在？此时此刻，君臣二人心照不宣，只待事态发展，可悲可叹也。

李善长对朱元璋势力的发展虽无冲锋陷阵之功，却对大明王朝的建立多运筹帷幄之劳。大明立国前，朱元璋对文人以礼待之，但那只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笼络文人的一种手段罢了，一旦大明江山稳固下来，朱元璋刻薄寡恩与独断专行的性格便立即暴露无遗。

朱元璋多疑的性格使他视开国功臣为强化皇权路上的荆棘，他考虑到其子孙较为懦弱，如不除掉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这个隐藏在内部的一大毒瘤迟早会酿成大祸。只有将这一集团所有可能的危害消除，朱氏江山才能永久稳固。所以，除掉李善长已成为朱元璋既定的策略，只是早晚的问题。

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对大批淮西功臣大肆杀戮，以消除李善长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完全出于此目的，而作为淮西集团核心人物的李善长自然难逃厄运。

令李善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早年曾以刘邦“不嗜杀人”之说劝服朱元璋定取天下之大计，待天下平定后，他自己却未能逃脱这一灭顶之灾。李善长的悲剧就在于, 他“首以不嗜杀人之说” 为朱元璋确定了取天下大计, 待取天下之后, 自己也未能逃脱朱元璋将功臣斩尽杀绝的灭顶之灾, 可叹也！李善长的人生结局既是一杯他自酿的苦酒，也是封建君主专制阴影下的又一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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