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妻子是邹，无锡后宅人，死于1928年，婴儿夭折。
第二任妻子张仪彤于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结婚。张一直是个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任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钱卓、钱航、钱逊、钱乙和钱慧)。“抗战”期间，钱穆转战西南，只身离开；1949年，我去了南方的广州和香港，但也是一个人去的，不免有“弃家”之感。他所有的孩子都是由张带大的。
第三任妻子叫胡美琪，江西南昌人。胡美琪在厦门大学教育系学习了一年。1949年她来到香港，就读于新亚书院，成为钱穆的学生。
1950年夏，胡家搬到台北，不久她到台湾省台中师范大学(现台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亚书院创办之初，钱穆为了筹集办学资金，经常在香港和台北之间跑。
1952年4月16日，应老友朱家骅之邀，在淡江文理学院新建大楼静生厅，向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发表演讲。演讲快结束的时候，房顶突然塌了，水泥块直接砸到了他的头上。他的头破了，差点死掉。此后，钱穆在台中存德巷休养了几个月，由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琪照顾，为晚年幸福的婚姻奠定了基础。1952年秋，胡美琪进入台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去了香港。
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婚。胡的《未出世的孩子》是《中国教育史》等著作的作者。
钱穆《师友杂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钱穆称钱基博为叔叔，而钱基博命令他的儿子钱钟书称钱穆为叔叔。他是的长子，钱的长兄，钱穆的侄子。钱伟长的名字来源于钱穆。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齐聚一堂。余英时、严耕望等人都出去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年轻时也是他教的，国学基础扎实。
在晚年，她致力于演讲和写作，尽管她的视力变弱，但她仍然随时提出新的想法。赖夫人阅后发表，谦虚地称之为晚学盲言。
"部落政权"
钱穆，汉族，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在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清朝的政权为特殊的政权，即为“部落政权”。
并进一步说明：
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可以说极具讽刺意义了。
在全书中提到的清朝尤为不堪，特别是对其统治者及其民族特权或是特殊照顾尤为不满。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这种错误是很莽撞的。
在我看来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体现，也更是当时以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一种反应。
钱穆先生眼中的清朝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当时的统治者，因本民族处于弱势，那么为了保护本民族血统和文化不被汉化，就必须借助国家政权进行干涉。这根本就不是满洲人的私心，反而是看待这段历史的钱老有私心。
以往的汉族王朝没有采取类似措施，并不是说汉族皇帝就特别的“大公无私”，而是由于汉族自身的强势地位使他没必要采取这种保护措施。当满洲统治者给予其民族特权后，他又必须考虑到满人与非满人的关系，旗人与非旗人的关系，进而考虑到更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又怎能维持其长期的统治？
钱穆先生眼中的清朝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在民族融合这一块我认为清朝做的足够优秀了。
此外钱老还用更多的西方近代的政治理论去批判中国古代专制的封建王朝，尤为清朝，我觉得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皇权的不断加强，也就是中央控制力的增强，是历史大势所趋，是体制所向，不是单单到了清朝就变成这样的。钱老不结合历史条件，也未客观分析其产生原因就贸然定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也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所以其的论据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没有，只是都姓钱。
1、钱钟书
1910年10月20日（公历11月21日）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2、钱穆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生于今江苏省无锡市。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扩展资料：
人物成就：
1、钱钟书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钟书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
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
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
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2、钱穆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钟书
钱穆老师是一个完全自修成才的旧学学者，除去一切其他的内容，单凭《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等几本历史研究者不可不读的著作，钱穆之于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就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一、史学思想
钱穆的史学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文化的内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在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单纯将目光局限在社会变化的层面，仍要注意文化层面的影响。比如我们在研究东汉光武政权的建立时，通过比较，看出当时并立群雄中，最注重文化发展和任用士大夫的就是汉光武帝。除去社会经济层面，文化发展一样在左右着历史进程的进步。这些观点的发源，都来源于注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钱穆老师。而这种思想文化内在动力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中国大陆这个被唯物史观统治的地区，最迫切需求的东西。
除此之外，钱穆老师从未接受过现代的大学教育，甚至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一直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这在民国时期，是一股与五四潮流想逆的巨大力量。胡适、梁启超主张的全盘西化政策，引入了西方的史学模式，否认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影响了一批后代文人，比如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学者。钱穆老师的存在，一直在向后代文人传达传统思想的重要性，为「旧学」思想保留了无数璀璨精华。其实，随着学术的进步，中国东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模式的矛盾越来越少，完全可以并存。作为五四余波中的时代逆流，是钱穆老师当年的不懈努力，才保存下来东西文化继续碰撞融合的希望。这方面看，钱穆老师是一个承前接后的文人。
著作方面，单独拿出《国史大纲》来说。这本书以教科书体例写就，但说实在话，作为一本著名的「通史」著作，这并不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但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伟大的著作。之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好的教科书，是因为其中内容讲的太简略，并不适合一门历史初学者来读，起不到史料积累的作用。但《国史大纲》之所以流传于世，在于其中钱穆老师对当时诸多思想者史学观点的总结提炼，书中诸多地方有对陈寅恪、吕思勉等专门学者观点的讨论，只是他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综合性论集，想看透《国史大纲》，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人无完人。钱穆老师的学问也有其问题，也有许多被探讨批判的地方，这是每个学说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对《国史大纲》的批判，可以从史料、逻辑的方面出发，我们批判一本著作的目的是「修缮」，让学说逐渐完善，而不是「打倒」，让其遗臭万年。而单纯地扣帽子，评判其「好不好」，大概只是外行所为。
一些曾经批评《国史大纲》的人，例如胡绳，在晚年都对自己曾经对《国史大纲》的指摘进行了反思。读不出精华，应该先从自己身上反思。这种自视甚高的情况很多，有诸多学者评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言之无物，我只能说，某些人眼中的言之无物，只是有眼无珠罢了。
我们不必讨论钱穆老师在史学某一特定领域的贡献，在知乎也没有必要说那么细。就单凭思想史观、承前启后、著作传世这三点，就已经足以支撑钱穆老师的史学思想成就。
二、新亚书院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当时环境及其艰难穷困，钱穆老师为了筹集办学资金四处奔走，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还几次身陷险境，差点丧命。而新亚书院以宋明书院之讲学精神，配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所授知识贯通东西，不可不说是当时中国教育之奇葩。
新亚书院的几位老师，如钱穆、张丕介、唐君毅、饶宗颐、牟宗三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教出的学生更是有余英时、唐端正、徐立之等各界英才。如今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构成欧洲、美国、台湾、香港四个核心的落脚点之一，享誉全球。可惜，本应执世界汉学界之牛耳的北京大学，地位却一日不如一日。
作为第一任校长的钱穆老师，能教书，亦能办学。他在教育界留下的影响，可以说是有功无过。
三、为人处世
文人相轻，而钱穆老师却从不轻视他人。钱穆老师修习学术的「雅量」，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办学、做事、搞研究，每一行都势必经受社会的考验，这考验可能是质疑、批评、辱骂，可也能是赞扬、追捧、盲从，钱穆老师鼓励后学怀疑自己，坦然接受外界各种批评质疑，这就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雅量」。这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直是我个人从事学术中秉持之信念，并已经在知乎上有所述说。
但这种开放的态度，不同于接受一切的意见。当有些概念相左之时，钱穆老师依旧会坚持自己认为更可靠的观点，并与对方理智探讨。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更是显出其才气磅礴、文笔劲悍的英姿。振聋发聩，乃一切史学研究者必熟记之训诫。
四、总结
所学尚浅，无法对钱穆老师做出什么一句话的评论，就借引其得意门生余英时先生的话，来为本文之总结：
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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