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最大的成长空间并不是去弥补短板，而是找到最强的优势领域将其发挥到极致。
毕业于北大的柳智宇在数学方面极有天分，高中时便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为中国队取得金牌。在北大毕业后，这位数学天才放弃了麻省理工的录取通知书，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入寺出家，如今柳智宇已经还俗，不少人好奇他这些年的经历。
北大毕业却一心钻研佛法
我国的知名寺庙极多，但要提到最为知名的还属龙泉寺，虽为寺庙，这里的和尚却尽是学霸。贤启法师、禅兴法师、贤庆法师、贤威法师……一众法师均毕业于北大清华名校，其中不乏在专业领域声名卓著的博士。
柳智宇便是在龙泉寺出家，法号为贤宇法师。决定出家时他刚拿到了麻省理工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进入龙泉寺后，柳智宇每天保持着极为规律的作息，通常为4:30便要上早点，晚上9:20打板后回房休息。
在寺院，他将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佛教和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于2017年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执照。
为了能够帮助他人排忧解难，他还在网上特地开通了一项名为佛系心理咨询的咨询路径，帮助有心理问题的人进行疏导。
年幼成名，展露数学天赋
柳智宇出生在武汉，自幼便极为聪慧，与其他喜爱调皮捣蛋的孩子不同，他性格极为内向，不喜欢与他人交流。
令柳智宇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的是他展露出的超强数学天赋，或许是因为不善言辞，柳智宇的朋友很少，大多数时间他都在默默地看书学习。
自小柳智宇便对数学情有独钟，不仅能够看懂高年级的数学知识还能将其灵活运用。高一时柳智宇便发表了一篇名为《幂数列求和纵横引论》的论文，该论文不仅得到了数学界专家的高度赞赏，而且取得了湖北省的大奖。
在高二时，柳智宇便已经代表国家队参加了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在比赛中取得了一枚金牌；高三时又因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为国家队夺得金牌……
超高的数学天赋令柳智宇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甚至有人直接称呼他为数学神童。
柳智宇自小便获得了许多奖项，不仅数学成绩极好，其他学科成绩也不错，最终直接被保送到了北大的数学系。进入北大后，在名师的带领下柳智宇曾多次参加国家级数学大赛，在赛事中均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项。
接触佛教，渴望得到解脱
虽然获得了许多奖项，成为了大众眼中的数学天才，但柳智宇的内心十分迷茫，他觉得自己参加的比赛以及所获得的奖项都是没有意义的，自己既不能从中获得快乐，也无法对他人产生影响。
当时的柳智宇非常消极，他的内心十分迷茫，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在大一时学生们都会加入各式各样的社团，有一位同学便向柳智宇介绍了北大的禅学社以及耕读社，这两个社团在众多社团中显得极为不同，均与佛教有些许关联，据传耕读社的三任社长都已昄依佛门。
一开始柳智宇是带着几分怀疑进入社团的，初步接触到了佛教后，柳智宇便感到十分震撼，他在佛教的经书中找到了心灵的安栖之处，逐渐产生了昄依佛门的想法。
加入了北大的禅学社后，柳智宇不仅每天开始按照僧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而且只吃素菜。柳智宇每天除了上课学习便是在钻研佛法。
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柳智宇也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佛教活动，他还会主动寻求高僧的帮助，经常到寺庙去做义工。
放弃麻省理工成为和尚
柳智宇的父母一直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北大毕业后，他们鼓励柳智宇继续深造。柳智宇深知父母养育自己的不易，虽然内心已经坚定了进入寺庙皈依佛门的想法，但他为了令父母高兴最终还是参加了麻省理工的考试。
在北大毕业后，柳智宇凭借优异的成绩，不仅拿到了麻省理工的通知书，而且还获得了该校的全额奖学金。
就在父母为自己的儿子骄傲不已的时候，柳智宇最终还是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去寺庙做和尚潜心钻研佛法。柳智宇的这个决定令他的父母极为震惊，他们从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儿子内心会有如此叛逆的想法。
柳智宇心知对不住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却也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计划。父母苦口婆心地劝说柳智宇改变主意，母亲甚至用死亡来威胁他，可柳智宇依旧不为所动，坚持要昄依佛门。最终父母没能拗过柳志宇，他如愿进入龙泉寺成为了一名和尚。
还俗助人，成为心理师
柳智宇在龙泉寺的生活极为自律和刻苦，他每日都要钻研经书，对佛教的一些经文极有参悟，受到经文启发他还自学了许多心理学知识，时常会帮助许多前往寺院的人排忧解难。
就在众人以为柳智宇会在寺院里度过余生时，已经出家八年了的柳智宇却决定还俗回到社会了。
在做和尚的八年间柳智宇与其他僧人的相处并不和谐，常常会在许多意见上产生分歧。
令柳智宇最终是下定决心还俗的是一则丑事的曝出，一位柳智宇十分敬仰的僧人竟时常在背后骚扰女性弟子。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柳智宇极其失望，很难接受偶像的幻灭，最终还是决定回归社会。
出家八年，柳智宇在佛教中参悟到了许多，虽然已经不再是和尚，但柳智宇依旧保持着在寺院时养成的良好作息习惯。
成为奥数冠军是他做出的选择，出家亦是他做出的选择。
如今的柳智宇已经成为了一名心理师，经常帮助人们咨询心理问题，许多人在柳智宇的引导下走出了心中的困境。
如若柳智宇没有出家，或许他早已在数学界闯出了一番天地，许多人为柳智宇感到可惜，其实大可不必。柳智宇不过是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他的一生是在为自己而活，对人生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能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
一、应邀长校 学府新风
1916年9月1日，已近知天命之年仍在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蔡元培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当时的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发来的。电文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
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收到这封恳请自己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电报以后，蔡元培思忖良久，心潮起伏，一时难以平静下来。
清季翰林出身、后为忠诚的革命党人的蔡元培，早在15年前就走上了民主革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以年近5旬之身去国远游，留学法国，其目的就是要融合中酉文化，培养硕学闳材，以教育救国强国。在法国，他和吴玉章等发起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努力为中
国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造条件。留法勤工俭学在当时国内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不少人积极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其中一些入在法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的优秀***。虽然留法勤工俭学取得了进展，但蔡元培并不满意。他总觉得“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同内之切实”。现在机会来了，擅权专制的袁世凯倒台了，共和国出现了新的转机和希望。尽管当时北京大学的风气口碑不好，但它毕竟是由中央政府举办的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对全国教育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高学府，他可以把北大作为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夙愿。经过一番考虑，蔡元培初步打算接受范源濂的邀请，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对于蔡元培是否出任北大校长一事，在他的友人中有不同看法，在一些革命党人中也有异议。不少人劝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倒会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蔡元培深有所知的孙中山却主张他去，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传播革命思想。孙中山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他当时曾说：“觉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故允为担任。”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表示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1916年12月22日，蔡元培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迎难而上，赴京就任北大校长的职务。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成就也最为人所景仰的一段辉煌历程。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针对当时北大存在的不良风气，他着重提出“拍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突出强调学生要把“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放在首要位置。这个演说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就在蔡元培就任校长的这一年，北大进行了一次纪念校庆20周年的活动。校庆纪念歌词写道，“棫朴乐英材，试语同侪：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材。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反映了北大师生对蔡元靖的由衷欢迎和热切期盼。
此后，蔡元培在北大兴利除弊，祛旧布新，使陈腐的北大一变而为鲜活的北大，名副其实的北大。有人评论说“蔡学界泰斗，哲理名家，就职后励行改革，大加扩充，本其历年之蕴蓄，乐育国内之英才，使数年来无声无臭生机殆尽之北京大学校，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各省士子莫不闻风兴起，担簦负笈，相属于道，二十二行省，皆有来学者。”在蔡元培长校期间，北京大学的新风气、新局面终于出现了。
二 延聘名师 改革旧制
蔡元培接手的北大无异于新瓶旧酒：辛亥革命后校名虽然由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校，但本质并无多大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学生则多是官僚
和大地主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面对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北京大学，蔡元培首先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一是延聘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引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二是改革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注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多年办学之经验，蔡元培深知要办好北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的教员。他认为“学课之凌杂”和“风纪之败坏”是北大的两大弊端。“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为此，他人尚未走进北大校门，就开始了延聘名师、罗致英才的不懈努力，并留下了“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不拘一格聘任没有大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等佳话。
1916年12月26日．正是教育部正式下文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那一天．他一大早就急匆匆地来到北京前门外大街的一家旅馆，造访因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科学思想而声名愈来愈大的陈独秀。对陈独秀，蔡元培早有所识，认为他足自己从整顿文科入手进而整顿
北大的最理想的助手。他把陈独秀列为自己延揽人才的首选对象，不辞辛苦，亲自登门拜会。蔡元墙求贤若渴，陈独秀却因办《新青年》等原因推辞。于是，蔡元培仿效刘备“三顾茅庐”，几乎天天都来探望陈独秀。有时来得早，陈独秀尚未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坐着板凳在门口等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由于蔡元培诚心纳贤，加上他应允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等实际问题的解决，陈独秀遂同意到北大任职，并于1917年1月13日获教育部批准，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请来的这位文科学长，两年后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后，蔡元培又相继聘请了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鲁迅、周作人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博学识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文科任教。此外，马叙伦、沈尹默、陈垣、陈大齐、萧友梅、沈兼士、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高一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也被聘为北大文科、法科教授、导师。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丁燮林、颜任光、何杰、翁文灏、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俞同奎、朱家骅、冯祖苟、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普等为教授。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教学科研盛况空前。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名，从其中76名的年龄来看，35岁以下者43名，占56．6％；50岁以上者仅6名，占7．9％。最年轻的教授徐宝璜只有21岁，胡适、刘半农也只有二十七八岁。陈独秀也才38岁。这样年轻而富于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北大过去的陈腐之气，使北大成为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蔡元培除了积极延揽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外，还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的领导体制、系科设置、教学制度、课程内容、招生制度等进行厂一系列改革。
在学校领导体制方面，按照教授治校的原则，设立由校长、各科学长以及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改变了过去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总理，连各科学长也没有权力过问的状况。教授代表经选举产生，校
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议长。此后，在评议会以外，还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设立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人，统一领导全校教学工作；设立总务处及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
作。
在系科设置方面，扩充文、理两科，调整法科，归并商科和工科，改革预科，并且废门改系，融通文理，创办研究所，确立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学制。至1919年，全校有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文学、经济、法律共13个系和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
在教学制度方面，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利于因材施教。当时规定预科学生学满40个单位(即后来的学分)、本科学生学满80个单位就可毕业。关于选科的确定，分别由本科和预科教授会负责，对于一年级新生，专门设立新生指导委
员会作为其入学选课的顾问。选科制于1919年在北大首先实行，1922年起全国其他大学也陆续采用。
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重视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救育，强谓加强学理研究；沟通文理两科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掌握比较全面、宽厚的知识；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重槐学生体育，首创学生军；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对世界科学取最新学说；主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但反对简单模仿，重在掌握先进的科学方法；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开设世界语课程；改革史学课程，重视科学方法和考古工作；积极聘请外籍专家来校讲学，注意派遣师生出国留学等。
在招生制度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生同校之先河。这一年春天，北大先后招收了王兰等9名女生来校旁听，从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有9名女生被录取为本科生；倡导平民教育，从1917年暑假开始，改变招
生中的重资格、看出身的旧办法，坚持通过考试和以考生考试成绩的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平民子弟能够入学。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除招收正式入学的学生以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1918年4月14日，在蔡元培的积极倡议下，北
大校役夜班正式开办。为全校工友办夜校，这是在北大历史上，也是在中国高等学校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创举。后来，经由蔡元培积极赞助，北大学生会教育股还办起了平民夜校，招收学校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这些都体现了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
蔡元培不拘——格罗致人才，并借鉴西方大学的模式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诚如冯友兰所说：“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放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
活泼的战斗堡垒。流风所及，使中国出现了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一代英才。”
三、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必须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他一再申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一方针突出地体现在延聘教员方面。作为民主主义思想家，蔡元培首先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派人物担任北大教授，这是很自然的事。但除此以外，他对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包括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刘师培、顽固守旧的黄侃、反对共和的辜鸿
铭以及尊孔为教的梁漱溟等人也予以聘任甚至破格聘任。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沦，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沦之乐天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段文字生动具体地概括了蔡元培的大学观和学术现：思想
自由，有容乃大。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大学观和学术观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据资料记载，“五四”前后的北京人学，学术空气极其浓厚、热烈。各派专家学者或著文，或开设讲座，或登台授课，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在北大三院礼堂里留美博士胡适正在用资产阶级观点讲授《中国哲学史》，与此同时在北大二院礼堂里则有旧学功底深厚的孔教派
教员梁漱溟在讲孔孟之道。这二人的课都排在星期六下午，各讲各的观点、体系，让学生自由选择。在文字学方面，旧国粹派的黄侃和新白话派的钱玄同，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唱对台戏。有一次钱玄同在讲课，对面教室里黄侃也在讲课。黄侃大骂钱玄同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玄同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北京大学当时的情况颇为世人所称道。有人写文章说：“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界限，良莠混杂，是非不分，—切都包容下来呢不是。从延聘教员来看，蔡元培是坚持很高的标准的。一是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但要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故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就是说要有强烈的学术追求，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前沿，即便对国故也要艇用新方法来整理。二是要热心教学，讲究教授法，能引导、启发学生研究，能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三是要为人师表，有好的道德修养，能成为“学生之模范人物”。按照这个标准，他延揽了大批人才，也解聘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够资格，或者品行不端如人称“探艳团团长”之流的教员，也包括不符合要求的外籍教员。从学术方面来看，首先，蔡元培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范围限定在“与政治无涉”的学术领域，而在政治问题上他是个搞兼容并包的。正如当时北大学生所说，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其次，兼容并包的各种学说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否则是不会让其出现在北大讲堂上的。第三，蔡元培对各派学说并不是一概半斤八两，没有褒贬、扬抑的，相反是有所约束、有所提倡的。作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在各种场合对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新学说、新观点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提倡。正因为如此，北大才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对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作了精当的诠释。他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中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当有的学对聘任留长辫、穿红马褂的辜鸿铭和“筹安会”罪人刘师培为北大教授想不通时，蔡元培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这说明蔡元培在实行兼容井包方针时确是“很有主义，徂有分寸”的。
应当指出，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针。在新旧思想激烈冲突、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20世纪初叶，他提出这个方针是适应了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的，是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的存在、发展和传播
的。正是因为实行了这样的方针，民主科学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才能出现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舞台上，并以北大为基地迅速地传播开来。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也就不可能有新
生战胜腐朽，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因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是比较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然，这个方针，主要是“兼容并包”的提法．也有其不尽完善之处。这样提没有明确指出对立面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革故鼎新的责任，容易使人产生不分新旧、一概包容、任其发展的误解。然而，蔡元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个方针，并且在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实践，使北大开辟了中国学术界之新纪元，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其历史功绩是昭然不灭的。
综述：是真的。
学魁榜，由清北学霸合力创建，为初高中生提供九大学科课外教学，开创“学霸教学生、一帮一带”教学视角。创新淬炼“三师”教学模式，打破地域限制，人人都可以学习，促进教育均衡化，助力学生高分升学。
配套教辅：
由名师专家团、清北学霸团、资深教研团三方合力精编。其中名师专家团老师均是教学经验丰富的中高考命题人和阅卷人参与精编，教研教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了解教材知识点，考试命题规律趋势和判卷标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学魁榜教育
不能特别肯定的回复您，但大部分都是清华北大的学霸名师。但是我认为，名师不名师的不重要，能把给孩子带来好成绩的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的讲课方式还是可以的，生动活泼，能吸引孩子注意力，带动孩子一起学习。还会不时推出一些免费的讲座和福利课程，尤其是在期中考试前期，99元的精品重点课，是我家孩子最喜欢的。
还有一点，他们的课程都是3年内无限回放的，方便孩子随时可以复习、巩固。相比于线下辅导班的“一次性的教学”要好很多。
我孩子自从开始在这学习后，英语成绩就是直线上升的，我和她爸都高兴坏了。
历沧桑而弥新
—读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有感
众所周知，蔡元培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学者，但更多的情况下，他是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来面对大众的。我也更倾向于把他看成是一个教育家，尤
其是当我读到这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时，我的这种想法就更加坚定了。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也引发了不少的感触，让我不断地进行反思，反思之
后，产生了一些想法，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我是讲不出多少高深的哲理和原理来的，所以我只谈谈我的一些切身感受和想法。
现在已经是2004年年末，距离这篇演说发表之日已逾87年了，这段日子不算短了，但重温这篇演说，我觉得它一点也不过时，它可谓“字字珠玑”，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我想它对今天的教育仍有良多的教益，可称得上是历沧桑而弥新。
在这篇演说里，蔡先生“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并且“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这五点要求，可谓五枝利箭射向现实教育的软肋。
首先，要“抱定宗旨”。蔡先生分析了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区别，他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为了养成资格，更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要达做官发
财的目的，可入专门学校，如法律学堂等。而现在大家考入大学为的就是功名利禄，学问值几个钱？看到这，我不由想起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政法大学，理工大学，工业大学，邮电大学，农业大学等等，最典型的是最近北京广播学院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这些学校既不具备学科的普泛性，目的也不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为什么叫“大学”？叫“学院”不是挺好吗？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为了面子上好看，名称好听些，可人家“麻省理工学院”闻名世界，学术成就卓越，可没有为了面子上好看而改名称为“麻省理工大学”，人家的光辉形象也没有任何的损失。说到这，是蔡先生错了吗？还是当今的教育官员错了呢？倒让我拿不准了。
“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时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我进入大学已经两年半了，所见所闻，甚觉失望，原因就是不少同学像上面所讲
的。平时东游西逛，今日网吧泡一晚，明日舞厅玩一天，后天郊游，课呢？能逃就逃；书呢，能不看就不看；最热心的是球赛，最关心的明星的绯闻。不说本专业外
博览群书，就是本专业内的不少必读书也是闻所未闻，摸也未摸。要说学问，确实是没有多少。到考试时，那可不得了了，天天追在老师屁股后面套题，复印大量笔
记，起早贪黑开始忙。有些老师也比较慈悲，会给你划比较小的范围，你只需在考试前几天背一下，就可以轻松过关，分数甚至是比整天孜孜不倦攻读的学生还要
高，让人不平。另外，各种额外的加分也让一部分同学费尽心思。
“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既可借此活动于社会。”我常常想，时光已经过去87年了，今日某些学生之所为怎么
跟蔡先生的描述是如出一辙呢？怎么就没有一点儿进步，反而愈演愈烈呢？有多少学生整日昏昏然于校园，关键时刻走后门，借以混一文凭，以求将来找份好工作，
好挣大钱。“研究高深学问”之宗旨早已经被抛入爪哇国了。还有今日考研室火爆异常，而在这浩浩荡荡的考验大军里，又有几人是为研究学问呢？大多不过混一文
凭而已。
而孜孜求学者，翻看其中书，大部分却是英语书，此为何故？准备过四六级，考托福，考GRE。有调查说，现在大学生课余时间用在英语上的时间占60%，而
专业课只占40%。这倒让我想起了蔡先生在第一次教务会议上就该英语为汉语来做为会议用语了。今日对于英语的学习是否过热了呢？假如现在鲁迅，陈景润处在现在的话，他们也必定为学英语而大伤脑筋，为过四，六级而费尽心思，哪还有时间去研究学术呢？中国也许会少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一位优秀的数学家，而多了两位平庸的人。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谁说不可呢？当今社会“著名”腐败分子哪一个著名学府毕业的，又哪一个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学生干部呢？现在大学里的学生会，
各社团已成了准官僚的培训基地，腐败的预演场。经过校园里的“厮杀”，他们已是熟谙“官场”一道，走上政界能不如鱼得水，飞黄腾达吗？蔡元培先生的这句话
可谓是一针见血。
接着，蔡先生说：“二曰砥砺德行”，蔡先生一向是温和的，可在这里他却激愤地指出“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品德教育本来
就是中国教育永远的伤痛。在中小学里品德教育就是背条条框框，根本没有实质的效果，而在大学里，又根本得不到重视，每个大学里倒是都开一门“思想道德修
养”课，主旨是好的，可是又有多少学生仅仅是为了混学分。在这门课上得到了什么呢？没有人会问。前几年的时候，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学校的学
生刘海洋是怎样厚德载物的吧：将浓硫酸残忍的泼向动物园几只无辜的熊身上。这种人实在是可怕，他们是社会的危险分子，谁也无法保证他们有一天不会将硫酸泼
向人。但他们的头上却写这两个字“精英”，让我们是徒呼奈何？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重“智”而忘了“德”。
鲁迅当年曾经讽刺的“国骂”在大学里是极为流行的，国民劣根性在大学生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又由于网络的广泛使用，使多少原本在小圈子里使用的粗俗词语泛
滥。当你漫步在景色优美的校园的时候，耳边却传来一声又一声的脏话时，你的心中一定很不是滋味。记得蔡元培先生说过，英国之大学在于养成人格，德国之大学
专重学问，美国之大学兼及实用。而中国的大学愣是将前二者抛在一边，专重实用，将大学办成了职业培训所，而人格之养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蔡先生这点算是说错了。现在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学生了，大学也早已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大本营，而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一个坚实的据点。普遍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是这里的特
色，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娱乐圈里的鸡毛蒜皮。某地煤矿死伤几百人，某架飞机失事，某地爆发大地震，这些他们统统不关心。而某明星大腕遇车祸才上一点皮，他们
却如丧考妣。生活在这样的世间真是让人心痛。每晚，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必定是NBA球赛，是娱乐圈的八卦新闻。遥想五四先贤，向往的是国富民强，反观现实，让人泫然。
当然，确实也有一些身在校园，心忧天下的真正具有知识分子品格的老师和学生，我对他们是极为敬重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看成是凤毛麟角，而且他们的处境也不是很好。由于不善迎逢，敢讲真话必然会遭到某些人的嫉恨。比如余杰当年就曾经因为《丑陋的大学生》而差点被学校开除。连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都知道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敢于直言，心忧天下民众之疾苦。而现在的青年学生又有几个有这样的胸怀呢？指望这样一代会产生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实在是太乐观了？
“三曰敬爱师友”。蔡先生到北大就职的时候，向欢迎他的劳工摘帽鞠躬以表敬礼的行动仍然人深深地感动。“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驻君求学便利，驻君能无动于衷乎？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这段肺腑之言让人为现状愤然。
“同学同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孰可以收切磋之效。”切磋学问是好事，而现在同学之间切磋的是电脑游戏，娱乐新闻，NBA新闻等等。“敬爱师友”也早已
经是异化了的“敬爱师友”。与老师套近乎，为的是考试时老师能给一些面子，与同学关系铁，是为了在校园时间好社会网络。悲哉，本应是单纯的一心想学的学生
竟鬼到这种程度，让人不由得脊背发凉。
“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现在已无所谓讲义不讲义，反正是有课本，按部就班，照本宣科而
已。“细枝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也道出了不少治学的门径。想起了五四时北大名师云集，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学贯中西，挥洒
自如，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来，而辜鸿铭，黄侃等人的学问也是深不可测，讲课更是妙趣横生。让后来我辈唯有羡慕之意。
“二曰添购书籍”。现在大
学里面子工程层出不穷，而购书一事则大喊经费紧张。“将来书籍满架，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蔡先生的愿望可是不大好实现啊！现在每个大学都宣称自己的
图书馆有多少多少万卷藏书，但这些书到底有多少可以被学生们利用呢？众所周知，各图书馆之书甚旧，有不少甚至是文革期间出的大批判的书，而新书则很少，有
的则连一套完整的《鲁迅全集》都找不到。我曾观鲁迅《小说旧闻钞》，见先生所列参考书目甚多，于是在图书馆查找，终无所见。先生所用之书亦非冷僻之书，在
其同辈学者的学术著作中也常见其名，而现在却鲜见亦。最可恶的是新书上架速度极慢，例如钱理群先生的《与鲁迅相遇》在书出版之后将近一年才在图书馆里见
到，要看新书，只得自己去买。而真正的读书人一般都是囊中羞涩，节衣缩食买书也卖不了多少，况且现在书价又高，实在是让读书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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