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糟粕”的那部分。
中国是官本位国家，原因如下：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官本位”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是“官本位”历史根源；
三、计划经济是“官本位”社会经济根源；
四、现在干部管理体制是”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
中国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
一是官设的太多。
二是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
三是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
四是管官的机制太虚。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什么是"官本位"？"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关系，而是下级完全隶属于上级，一切听命于上级；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在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和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高位势。
"官本位"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读书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于是乎，"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就连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官本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官级不仅影响活人，人死后有没有追悼会、悼词长或短、安葬谁掏钱、安葬在何处，都视官职大小而定。各种会议，甚至是学术会议或专业会议，行政领导都要头排就座，而且特别讲究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以至于会议座次安排是政府会议管理的最大学问。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官级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主持"这样的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官本位"现象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孩子们也沾染官瘾。一个几十人的小小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带官衔的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大半。孩子们常常为了多一道"杠"而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没法安排了，可以当一个科代表。一个孩子当了值周生就高兴了一个礼拜，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值周生至少可以过一周的官瘾。家长们为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请客送礼。
文章认为“官本位”思想与以人为本是根本对立的。这个说法我比较赞同，“官本位”思想或者说“官本位”意识，不仅与以人为本根本对立，也是与科学发展观根本背离的。 可是我想，“官本位”思想如何破除呢？“官本位”思想也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知道从“要破除”到“破除”还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官本位”思想的危害在于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与以人为本相对立。具体到哪些方面，我们都要有相应的破除对策，否则的话，如果只是空喊、空谈“官本位”思想的破除，那么这本身也就是“官本位”作祟了！ 要破除“官本位”思想，第一就是要发展和完善民主以及相关的制度和保障机制。这个方面其实已经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了，党内的民主、人民民主都在不断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都在逐步得到改进和完善。这是破除“官本位”的第一需要。“官本位”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权力本位”，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独断专行。科学的发展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而科学的决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发扬民主，群策群力，不能少数人说了算，少数人否决多数人。我们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民主决策也是一个保障措施或者机制。没有民主，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实和实现就缺乏有力的机制制度保障。 要破除“官本位”思想，第二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点。我们的发展不能是就发展而论发展，我们既要明确发展，也要明确为谁发展。“官本位”思想的发展观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不是为了国富民强，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指导下，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就层出不穷了！这些祸国殃民的“工程”都是“官本位”思想的直接产物。“官本位”思想指导下的发展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完整的，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指导下，发展必然也会带来后患无穷，比如污染，比如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等。在这种情势下，社会的和谐是不可能的。这种“驴屎蛋子一面光”的发展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要破除“官本位”思想，第三必须要树立以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观念。“官本位”本身对于法律是蔑视的，其必然导致以权干涉法律或者以权压法。这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体制、制度以及秩序的一个破坏。因此破除官本位思想就必须树立以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理念。把法律的强制力和约束力体现出来。要让法律面前无特权落实起来，避免或者杜绝特权意识和特权行为。 以上三点只是俺对破除“官本位”思想的一点思考，其实这些方面已经系统和体系化了，关键的是抓好落实，并且落实到位。增强在这些方面或者层面的可操作性，细化和完善措施。
“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官本位”意识不但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与以人为本相对立，而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南辕北辙，是对党的宗旨的根本否定，其现实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既阻碍改革创新，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官本位”阻碍改革创新。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他们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他们受益的体制和权力动摇，总是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由于以官为荣，大量的科技人才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造成企事业单位、生产第一线人才不足，而机关叠床架屋，人浮于事，人才大量闲置浪费，无人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人人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民主气氛淡薄，人人循规蹈矩，遵守官场习俗，唯上、唯书气息浓厚，不敢改革创新；由于以官为本，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转，必然导致社会浮躁，追逐官位名利，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严重抑制了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官本位”制约科学发展。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把“当官”作为价值追求，干事创业不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和提高，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乌纱帽”，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乏统筹谋划；有的重表轻里，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够重视；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等等，这都是“官本位”意识的具体体现。在这些情况下，上一届的“政绩”就会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必然会对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官本位”损害群众利益。“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存有“官本位”意识的干部想升官的目的，无非是随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势的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不能正确履行职责或不履行职责，甚至滥用权力，从而会给社会、群众和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危害。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当官只为求升迁，为捞取“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当官只想做老爷，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漠不关心；当官只管谋私利，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当官只图享清闲，不了解群众愿望，不愿做、不敢做、不会做群众工作，等等,都是执政为民的意识不强，“官本位”意识在从政行为中的现实表现。
“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强调的是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尺，而且当官可以享受到一般群众难以企及的特权。正因为“官本位”有这么多的功能，在一定社会层面形成了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一些干部本身不够资格条件，却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买官；有的是想为“仕途”加砝码，通过买官走“捷径”；也有的是怕不跑不送会吃亏，加入了买官行列。买官者虽情况各异，但都是企图以钱换权，谋取更大的私利。这些人一旦得逞，就会反过来以权换钱、“回收成本”，怎能指望他们为民谋利？
“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基本特征“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
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级别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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