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
洋务运动的认识：
1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民族资本主语的产生。
2由洋务派引领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入。
3洋务运动建立了三支水师，促使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同时他们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戊戌变法；变法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他对资本主义参与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是十分有利的。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使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中，中国锁闭的国门已被西方列强的炮舰冲开，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惊呼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奕欣、曾国藩、李鸿章等被西方侵略者的*威吓怕了，同时也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发达的工业技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主张在力保“和局”的条件下，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以“剿发捻”“勤远略”，从而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主要代表在中央以奕欣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首；以“自强”为口号，其目的是“安内”“御外”；其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因而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
一、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彰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 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欣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⑵。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1864年李鸿章又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欣亦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⑶。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洋务派除聘用洋人教练西式兵法、火器制造和使用方法外，还举办了一批军火工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并筹编了北洋、南洋和福建等三洋海军，一套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军事体系建立了。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⑷。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大约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无论是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还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都明显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⑸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导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如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⑹。所以说“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并不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⑺
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
同时，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从而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扩大起来。如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以新法采掘金属的漠河金矿，1897年时已有工人二千名。据统计，1894年以前在近代军事、民用企业中约有工人36万人⑻，这一数字已多于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工人数(34万)，也高于在私人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数。
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近代产业工人的出现，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西学东渐冲击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教育，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为培养新式洋务人才，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西文”、“西艺”学堂。奕欣曾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行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⑼李鸿章也认为：“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⑽于是，洋务派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首先，是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学习外文，主要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设立同文馆，各自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使中国扩大了对世界的了解，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为中国向近代化的迈进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次，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专门培养军事、科技、制造、矿务等方面专门人才的学堂。如1867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此外，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1877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一批学生留学英、法学习海军驾驶、作战技术。这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
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邓世昌、刘步蟾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这一切，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四、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⑾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首先，洋务派是在极力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上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这就不可能在国内形成真正适应近代化工业发展的良好的环境，必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这一点在军事工业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各局厂在体制上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而成为清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2、各局厂经营管理腐败，生产效率低。3、有些局厂对工人采取封建性质的剥削管理。民用企业虽然情况较好一些，但发展中也步履艰难，其一，官办民用企业的所有权属于清政府，官督商办企业也由清政府委派官员主政，采取封建衙门式管理。其二，就企业的经营目的看，虽打着“求富”的目的，但仍必须满足清政府的特殊需要。如《开采矿务局章程》中规定该局所产的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电报总局对头等官报不收费等。其三，从企业内部分配看，很少有资本积累，这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很难得到充分发展。
从洋务运动所处的国内环境看，封建顽固派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并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他们反对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大学士倭仁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国，在人心不在技艺。⑿”并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材”⒀。尽管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对洋务派有所支持，洋务派仍不能不做出让步，使许多计划难以实施。
从国际看，列强环伺，他们想完全控制中国，以便创造他们经济侵略的良好环境，因此不会真正对中国进行技术开放。如1862年，奕欣向英国订购兵舰，因英方要求拥有指挥权而解散，清政府却因此拿出白银375万两才算了结了这桩耻辱的海军建设。
因此说由于洋务派本身的弱点，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它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不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再次，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正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洋务派学习西方只是浮浅的模仿，如东施效颦，只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肌体上的嫁接，他们不能也不敢推翻封建体制，所以在维新思想出现后，他们就同顽固派结合起来共同反对新思想。
同时，洋务派在当时由于他们的封建性，不可避免地要抑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官商合办”名誉上是官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却规定“所有盈亏全由商认，与官无涉”⒁，实际上仍由洋务派控制。洋务派还企图利用官势来造成垄断局面，李鸿章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规定十年之内不准另行设局。1895年，一个叫李福明的开办了一个机器磨坊，竟被御史参奏，以“私开机器磨坊”的罪名受到惩戒⒂。因此说，洋务运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结论：总观洋务运动，由于它向西方学习，购器、制器，引入了先进技术，先进技术人员，从而使中国有了自己近代化工业，军事体系，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文化教育、思想上促进了近代化，从而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但由于它的封建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使之难以达到自强求富，挽救清王朝的目的。经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失败，洋务运动也随之失败。
洋务运动的意义：1、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2、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3、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1、洋务运动的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他们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发展若干民用企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2、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同时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3、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地位上升。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外交
在1860年设置中国首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另于天津及上海两地分置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及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掌管当地的对洋通商事务
军事工业
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金陵制造局（江苏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等，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封建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海军建设
洋务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国采购军事装备，并成立了四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南洋海军、广东海军与福建海军。其中北洋海军购买了“定远”、“镇远”铁甲舰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
民用工业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
开平煤矿（河北开平，李鸿章）、湖北织布局（湖北武昌，张之洞）、汉阳铁厂（湖北汉阳，张之洞） 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左宗棠）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等，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教育事业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著名的翻译机构京师同文馆也于1862年建立；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
结局影响及原因
经过30余年的洋务运动，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证明破产。李鸿章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
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原因有很多，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于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迳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全付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帐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
不过洋务派在抵制商品输出、促进思想解放、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依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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