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的概念,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1955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题为“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佩鲁认为空间是一种“受力场”,经济空间与一般的地理空间完全不同,经济空间是“存在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按照佩鲁的观点,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和创新,而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是主要的创新源,因此它的产值增长大大高于工业产值和国民经济产值的平均速度。当这种产业增加其产出(或增加购买生产性服务)时,对其他产业具有极强的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能带动其他产业(或投入)的增长,这种产业就是推进型产业(Propulsive Industry),或称之为增长诱导单元(Growth-Inducing Unit),即增长极,而受增长极影响的其他产业就是被推进型产业。佩鲁认为,这种推进型产业和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的“产业联合体”,通过产业间向前、向后的连锁反应,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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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增长极通常由一个城市或地区为中心,辐射范围内有大量产业、科技和人才集聚,而周边地区则主要扮演支持和服务的角色。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清晰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引导等。
通过发展增长极,可以促进城市、地区和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并在推动区域内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保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增长极的发展也需要充分考虑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该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增长极理论主要优点
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被许多国家用来解决不同的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这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区域经济理论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1)增长极理论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更加真实。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信奉均衡说,认为空间经济要素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使短期内出现偏离,长期内也会回到均衡位置。佩鲁则主张非对称的支配关系,认为经济一旦偏离初始均衡,就会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运动,除非有外在的反方向力量推动才会回到均衡位置。这一点非常符合地区差异存在的现实。
(2)增长极概念非常重视创新和推进型企业的重要作用,鼓励技术革新,符合社会进步的动态趋势。
(3)增长极概念形式简单明了,易于了解,对政策制定者很有吸引力。同时,增长极理论提出了一些便于操作的有效政策,使政策制定者容易接受。例如,佩鲁认为现代市场充满垄断和不完善,无法自行实现对推进型企业的理性选择和环境管理问题,因此,提出政府应对某些推进型企业进行补贴和规划。
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来的,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法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布代维尔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盖尔在研究了各种增长极观点后,指出影响发展的空间再组织过程是扩散—回流过程,如果扩散-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是扩散效应,否则是回流效应
增长极理论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伸而来,认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这个增长极可以是部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增长极理论的基本点包括:
第一,其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
第二,必须存在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
第三,具有扩散和回流效应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先导产业增长; 产业综合体与增长; 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
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其物质载体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别城镇、产业、部门、新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等
增长极形成与发展过程会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佩鲁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增长极效应是一种多种效应的复合体,如上游下游效应、集聚效应和互利效应等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中研究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向极化发展同时,市场机制征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也推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推动增长极极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推进企业或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的存在;应选择具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强的产业作为推进型企业或主导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中,增长极战略是大国不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选择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应通过政府提供正式制度供给和对非正式制度进行积极的引导,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强化空间经济的扩散效应;在增长中心的选择中,应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发展状况三方面综合考察,选择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地区;增长中心产业选择在初期应以基础设施优先发展(SOC)为突破口;在第二阶段,应选择具有比较优势和强扩散效应的产业,以增强增长中心对周边地区的扩散效应,实现经济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
尽管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在区域实践中存在诸多的不可行性,但其思想却是可以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首先,在落后地区培育增长极首先应该打破行政界限的分割。如果只在单一的行政区内考虑增长极的建立一方面势必形成地方经济发展的割据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地方之间争夺资源,使资源不能实现最优配置。形成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另一方面破坏经济在空间中的联系,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用理查(Richarson)的观点来说就是:“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即使在工业并不高度发达的区域中,空间结构也以微弱的形式存在。”可以看出,这里把佩鲁的大的经济空间发展缩小到一个具体小区域的经济空间,把增长极更加具体化到一个点上,这个空间也必须一个按经济活动联系所界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寻找经济增长极。其次,在欠发达地区培育增长点可以按照城镇等级体系来进行规划。哈里·理查森认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的增长点无疑会包含有增长性产业,但简单地说,增长点背后的基本思想是,由人文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构成的空间中会存在着某种秩序和规律。在每一区域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或几个优势节点或控制中心,其增长率及其功能会成为区域扩张率的重要决定量。这些节点的影响程度在整个区域中并不相等。当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取得平衡时,区域增长随优势节点的出现而增加。这种空间中的秩序和规律可以看成现实中存在的城镇等级体系,各种资源要素从核心趋向边缘区的扩散是通过城镇体系来完成的。但要注意的是应该避免过多地选择发展的点,形成重复建设;还要注意新建项目与原有产业之间的联系,要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注意增长极的建立要能够和国家、区域层次上形成系统性,与广大农村要有较强的联系性。第三,要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加强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具有投资多,效益慢的特点,实现全部私人投资不大可能。而且,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创造良好的区域投资环境。如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工业,配套设施跟不上,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发展的支撑背景,从而阻碍工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提高管理能力,发展区域经济要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增长极有自然增长极和人工增长极,发达的地区拥有的是自然增长极,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就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公共投资,对基础设施进行足够的投资,创造增长点。如果选择正确,其扩张率在将来会自我形成,呈现自然增长点的特征;规划得好的增长点是一种潜在的自然增长点,而规划得不好的增长点将会依赖于大量的公共投资而生存。因此,区域增长极的设置要切实考虑区域经济的要求,制订符合区情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区域发展目标。如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意大利的区域差距最为显著。以罗马以南为分界线,意大利分为南北两个地区。南北地区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造成南方地区人口大量流向北方地区。为了缩小南北经济差距,遏制劳动力外流,意大利政府长期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给予巨大支持。建立交通干线、港口、水电等基础设施,鼓励并直接在南方地区投资,发展工业。经过战后数十年努力,南方经济有很大发展,但与北方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正如赫希曼所说的:“只依赖于公共投资政策来试图弥补区际间经济水平差距,一种方法是给落后地区提供像较发达区域一样好的基础设施。但是,这并不是产生增长的最有效方法,因为缺乏足够的企业关系,虽然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投资,但最根本的任务是资助落后地区那些已有的、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经济活动。”综上所述,用佩鲁观点来看,区域增长极的确定之首在于推进型产业的建立。为了促进增长极的形成,应致力于发展推进型企业和以推进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综合体。推进型企业和产业综合体通过技术创新活动,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增长。作为增长极的推进型产业是指出口型产业,它具有国内和国际市场,创新能力强。而创新是产生极化效应的动力,创新活动不仅使单个企业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还通过创新对当地和周边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从技术方面看,增长极内的技术创新活动使企业产出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落后地区同类企业,从而引起周围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效仿;从社会结构方面看,创新使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更容易朝着变革方向转变,使之适应创新结果,并成为下一次创新活动的基础;从社会心理方面看,创新强化了社会群体的进取意识,同时推动了周边地区劳动力为改变自己进入增长中心的比较劣势而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在发达区域,由于产业结构和城市体系发育成熟,具有完整的产业关系和空间关系,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本密集,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明显,增长极容易形成。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生产力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和城市体系残缺,技术落后,人才缺乏,则引进需要同时创立产业联系与空间联系体系,引进和完善产业关系和空间关系结构。政府应该发挥能动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破狭隘和封闭的发展状态,形成一个没有行政界限的经济空间,培育一个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的区域经济环境,结合当前的技术基础,选择适当的增长极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等级和规模,促进推进型产业的集聚效应得以快速形成,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近日,由辽宁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2012第四届中国经济前沿论坛”在北京举行。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与会学者就此话题发表精彩演讲。然而,对于谁是未来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并未形成共识。 据介绍,所谓增长极理论是指那些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说明在增长中的都市中心引起周围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假说。学界一般认为我国东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区以及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湾经济区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 在区域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沿海经济优先发展战略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如今东部的出口导向型模式明显受阻,房地产业对东部经济的贡献也大幅下降,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已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的内陆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正在蓬勃兴起。其中一些重点发展地区,甚至已经成为局部区域的发展龙头。如何在前三大增长极的基础上,打造第四增长极,既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宏观的问题。各个区域的官员、学者都在预测自己心目中的未来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在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分别从中国区域经济政策、金融创新的区域差异、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竞争力的区域差异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等多视角、多层面、多侧面剖析了东北、西北、中部和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与机会,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第四增长极”的选择与发展。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增长极。要因势利导,努力创新体制机制。在打破区域限制的基础上,推动区域良性互动,促进资源配置和要素配置向中西部倾斜,从而打造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第四增长极,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东北、西北、中部、西南地区各有优势,但要真正成为引领未来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还需针对各自省情、区情脚踏实地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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