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意思是儒者凭借文献来扰乱国家的法制，侠士凭借武力来打破国家的禁令。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记》，并非韩非子所说，而韩非子也坚持这样的观点，这是因为韩子非是法家的代表人，他站在法的立场上这样去揣度，秉持着“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自成一派，也就是不以为奇了。
韩非子坚持“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其实也就是在变相的推广自己的文学思想。“儒”是孔子的核心价值观，韩非子这样其实也就是在公然与儒家代表人孔子持对立态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却出现了百家争鸣这样的局面。这就是因为战争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多方面的文化思想不断的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向基层百姓渗透。
韩非子就是其中比较主流的一个学派。其实从辩证的角度来看，韩非子的观点半对半错。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儒者、文官都会以文乱法，而且并非所有的侠客都是只会使用暴力。当时战争频发就导致政府瘫痪，所有的政权都不成立，于是四面八方的匪徒就时不时的出来作祟，百姓也因此叫苦连天，而一些侠客会因此为百姓大打出手，其实这是一种为民除害的行为，并不是对国家的一个危害。
而历朝历代都有不杀言官的规定，这是因为只有各方面的意见都提出来才会得出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周全的决策，而如果闭目塞听，那么就会导致君王成为井底之蛙。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韩非子的观点并不成立。而韩非子之所以要坚持这样的观点，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就觉得一些行为是偏激的、错误的，但是这样的一些行为很明显有悖于他的理论观点，所以他要去否定，以此来推行自己的文化，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自孔子卒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如果说赵襄子赵无恤是进入战国之后第一位君主大鳄的话，那么第二位一定非魏文侯魏斯莫属。
魏氏的祖先是晋国晋献公手下的大臣毕万，因为跟随晋献公四处征伐有功，而被封为在了魏地，毕万死后，其后世子孙以封地为姓，渐成魏氏。
魏国几经沉浮，到了春秋中后期就成为了晋国六卿之一，再后来魏氏、韩氏、赵氏联合灭了智氏，自此奠定了三家分晋的格局。
当是时也，晋国有权势的卿大夫中，最强的智氏灭亡了，第二强的赵氏被削弱了，韩氏本就是最小，各方面的因素叠加，却成就了魏氏。
就好比现在的商战，当行业老大和老二掐起来的时候，就是老三崛起的最佳时机，关键就在于老三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罢了，很显然，作为“老三“的魏氏抓住了。
当晋国的权柄和土地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时，这场“分赃大会”中魏氏可谓赚得盆满钵满，因为仗着强大的实力，占据了晋国中部最为肥沃的土地，这也是魏国后来迅速崛起的基础。
但，土地的肥沃也仅仅只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
那么魏国为何能在战国初期称霸百年有余？其实魏文侯的老师卜子夏功不可没，正是卜子夏和他的学生们，帮助魏文侯建立了霸业，此事我们还得慢慢说。
子夏之儒，实至名归。
子夏，原名卜商，是孔子的弟子，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而卜子夏可以排到前七十二位，如果再具体一点，那么他能排名进前十，因为他又被誉为”孔门十哲“之一。
孔子的弟子中，子夏是一位具有独创，且颇有经世倾向的思想家，他不像颜回、曾参一样严守孔子之道，孔子对于子夏的评价也出奇的高，《论语·八佾》中孔子曾称赞：
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
孔子死后，儒家内部逐渐被划分为了八派，这八派里并没有子夏之儒，那么
韩非子为何会说儒分为八，不及子夏之儒？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书》给出了答案，他认为韩非子是觉得子夏的儒已经不具有典型的儒家风范了，更倾向于法家思想，固有此评说。
说到这，你可能会奇怪，儒家不是一直被战国诸侯认为是迂腐的不适时的学说吗，怎么子夏的儒家学说还倾向于法家了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变法家李悝和吴起都是他的学生，他们的变法思想，也正是法家的雏形，后来的韩非子、李斯两位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们的老师也是儒家的荀子。
子夏之能，桃李天下。
既然说到了子夏的学生，那有几个人就必须要提一下，首先是李悝，很多史料中把李悝的老师说成是鬼谷子，其实这种说法很站不住脚，鬼谷子其人比较传奇不说，被说成是他弟子的人活动时间跨越有几百年之久，再厉害的人想必也活不了几百年。
另外的说法，就是李悝师从子夏，这点还是很能被接受的，李悝的法家思想和子夏的思想也有相同之处，两人所处的时间、国家都能在情理上说得过去。
吴起也是子夏的学生，当然吴起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曾参，这里暂且不论，除了李悝、吴起，子夏的学生还有段干木，田子方、公羊高、谷梁赤，当然魏文侯也是子夏的学生等。
李悝的变法强大了魏国，后来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皆是借鉴了李悝的变法，吴起改革了魏国的军制，创办了魏武卒，名震华夏，又连番对秦作战，夺取西河之地，长期在此驻守，使秦人不得东出，公羊高和谷梁赤他们两个著作的《公羊传》、《谷梁传》则名垂青史，当然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弟子，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
子夏之功，千古传颂。
如果你以为子夏的能力，已经说完了，那么就错了，因为还有他还有两个成就，对现在而言，也影响深远，一个是《论语》，另外一个就是发明章句。
如果对全世界的畅销书进行排名的话，《论语》想必能排进前二，另外一本是《圣经》，《论语》的成书就有子夏相当大的功劳，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就转引了郑玄注云：《论语》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写。
子夏上了年纪，依然贯彻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但是年纪大了，看书就比较费劲，因为古代人的著作里是没有标点的，也就是说一大篇文章下来密密麻麻，不吃力才怪，于是子夏就发明了章句，东汉徐防曾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
这个章句虽然可以作为标点符号来解释，但也绝不是现在用的标点，只能说是现在标点的鼻祖，更类似于分割句子的特殊符号，别看这一项小小的发明，却极大地方便了后世人的阅读，影响深远。
魏国为何能在战国初期称霸百年有余？魏文侯的老师卜子夏功不可没，正是因为子夏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让魏国蒸蒸日上，此外，子夏还让魏国的政治更加趋于官僚政治。
也就是说，子夏凭借自己之能让更多的布衣之士，参与到了治理国家中来，这也打破了任人为贵的贵族政治，治理国家选聘人才开始任人唯贤、任人唯能，这也是魏文侯时期的魏国为何能率先强大起来的真正原因。
如果魏国能把这种清明的政治，一直贯彻落实，那么估计就没有后来秦国一统六国了，只不过历史不能假设，魏国经过两代半的变法改革，随后又回到了贵族政治上去，这已注定了魏国势必无法完成大一统。
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秦国，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其实走的也正是魏文侯时期的老路，用布衣政治逐渐取代贵族政治，一定程度而言，秦国能够攻灭六国，就是布衣政治打败了贵族政治。
显学 《韩非子》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51〕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52〕，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53〕之士也。夫上所以陈〔54〕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55〕，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56〕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57〕，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58〕，执操不侵〔59〕，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60〕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61〕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62〕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63〕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64〕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65〕。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66〕也，仲尼几〔67〕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68〕。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69〕。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70〕乎仲尼，为〔71〕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72〕；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73〕而察青黄〔74〕，区冶不能以必〔75〕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76〕，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77〕，则臧获不疑驽良〔78〕。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79〕，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80〕；迁官袭级〔81〕，则官职大而愈治〔82〕。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83〕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84〕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85〕也。儒侠毋军劳〔86〕，显而荣者， 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知祸〔87〕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88〕者也。
故敌国〔89〕之君王虽说〔90〕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91〕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92〕，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93〕，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94〕也，而用〔95〕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96〕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97〕。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98〕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99〕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100〕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101〕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102〕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103〕。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104〕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105〕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106〕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107〕。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108〕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109〕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110〕，而一日之寿无征〔111〕于人，此人所以简〔112〕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113〕、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114〕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115〕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116〕痛，不痤〔117〕则寖益〔118〕。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119〕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120〕而无私解〔121〕，并力疾〔122〕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123〕之士者，为民知〔124〕之不足师用。昔禹决〔125〕江浚〔126〕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127〕。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128〕，皆乱之端〔129〕，未可与为治也。
〔注释〕 所至：至，极，最。所至，造诣最高的人。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弟子。子思：孔子的孙子，主张“中庸之道”。颜氏：指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孟氏：孟轲，继孔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漆雕氏：姓漆雕名启，孔子的弟子。仲良氏：无从考证，一说为《礼记·檀子》之仲梁子，鲁国人。孙氏：一说为孙卿，即荀况。乐正氏：曾参的门徒。相里氏：相里勤，墨家代表人物。相夫氏：墨家代表人物。邓陵氏：邓陵子，后期墨家中南方的一派。取舍相反：取，采用；舍，舍弃；反，矛盾。这里指当时儒、墨两家内部各学派相互差异。俱：都。诚：真实。岁：年。审：定。必：确定。参验：参考验证。据：以……为根据。杂反：杂，杂乱；反，相互矛盾。葬：丧葬制度。服丧：守孝。礼：礼遇。破家：倾家荡产。大毁：极度哀伤。是：肯定、赞成。非：反对。戾：乖戾、不近人情。议：主张。不色挠：不屈从于别人。臧获：奴婢。设：提倡、主张。随仇：报仇。囹圄(líng yú)：监狱。宽：宽厚、气量大。夫：语气词，无义。恕：宽恕。术：道。常议：一定的准则。常，固定的；议，通“仪”，标准。兼时而至：同时到来。缪行：缪，通“谬”。荒谬、错误的行为。语治：谈论治理国家。无资：贫穷、匮乏。相若：相似。旁入：意外收入。非力则俭也：不是勤劳就是节俭。疚：久病。堕：懒惰。征敛：征收。〔51〕疾作：努力耕作、工作勤快。〔52〕易其胫一毛：易，换取；胫一毛，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在这里指不愿意牺牲个人的小利。〔53〕轻物重生：轻视物质利益，看重自己的生命。〔54〕陈：拿出。〔55〕重殉上事：勇于为君主牺牲自己。〔56〕服：钻研。〔57〕税：征税的对象。〔58〕参明：高明。〔59〕执操不侵：坚持操守不受侵犯。执，坚持；操，操守；侵，侵犯。〔60〕自好：自爱节操，指爱惜自己名声。〔61〕家斗：私斗。〔62〕疾战距敌：奋战抗敌。距，通“拒”，抵抗。〔63〕难至：指战争来临的时候。〔64〕听学：听取学士的话。〔65〕息其端：将他的主张扼灭于萌芽之中。息，止；端，开头、苗头。〔66〕容：仪表。〔67〕几：接近。〔68〕辩：言论。〔69〕失实之声：不符合实际的感叹。〔70〕眩：迷惑。〔71〕为：由于。〔72〕华下之患：华下，地名，战国时孟卯率赵魏联军伐韩，秦将白起出兵相救，战于华下，联军打败。〔73〕锻锡：古人锻炼金属时掺的锡。〔74〕青黄：冶炼时的火色。〔75〕必：判断。〔76〕形容：外形体貌。〔77〕末涂：终途，涂，通“途”。〔78〕驽良：指马的好坏。〔79〕课其功伐：指考察臣子的功绩。课，考核；功伐，功绩。〔80〕劝：勉励。〔81〕袭级：升级、逐步提升。〔82〕治：治绩。〔83〕象人：俑人，用土、木、草等材料所做成的殉葬假人。〔84〕官商：用金钱买得爵位的商人。〔85〕一贯：一样。〔86〕毋军劳：没有军功。毋，通“无”，没有。〔87〕祸：过、责备。〔88〕事类：事情的类似性。〔89〕敌国：指实力相当的国家。〔90〕说：通“悦”，喜爱。〔91〕执禽：古代朝见君主时持禽类作为礼物的一种制度。〔92〕悍虏：强悍的奴仆。〔93〕暴：暴行。〔94〕为吾善：自我完善。〔95〕用：使。〔96〕什：通“十”。〔97〕齐：一致。〔98〕圜：通“圆”。〔99〕隐栝之道：运用矫正工具改造自然物的原则。隐栝，运用矫正竹木弯曲的器具。〔100〕弗贵：不看重。〔101〕自善：自动为善。〔102〕适然：偶然。〔103〕狂：通“诳”，欺骗。〔104〕说：通“悦”，讨好。〔105〕谕：明示。〔106〕度：法度。〔107〕倍其初：比原来加倍。〔108〕助：有助于治理国家的东西，指法度和赏罚。〔109〕巫祝：巫，古代以歌舞降神为人祈祷的人；祝，古代为人祝福的人。〔110〕括耳：括，通“聒”，指吵闹、喋喋不休。〔111〕征：验。〔112〕简：轻视。〔113〕传誉：流传的佳话。〔114〕饰辞：夸大其辞。〔115〕者：通“诸”，之。〔116〕腹：疑作“复”，更加。〔117〕箫痤(pì cuó)：箫，剖开；痤，疖子。〔118〕寖益：逐渐加重。〔119〕厚：增多。〔120〕介：铠甲。此指武装。〔121〕私解：私下相互争斗。〔122〕疾：奋力。〔123〕圣通：圣明通达。〔124〕知：通“智”，智慧。〔125〕决：疏通。〔126〕浚：挖深。〔127〕谤訾：恶意诽谤。〔128〕适民：迎合人民。〔129〕端：开端、根源。
(饶玲一)
〔鉴赏〕 读《显学》，最好把它与《五蠹》放在一起读，因为同样令人“心骇而神动”(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主张坚决予以铲除。原由在“儒以文乱法”，并用“私学”、“诵先王之书”，从而“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商君书》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过激主张(《和氏》)，韩非为确立“法治”和法家的绝对权威，也提出“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只独留“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后来导演了历史上空前的一幕“焚书坑儒”，正是法家提供了这种文化专制的理论。“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著专文批判当时已成为时代思潮、声名赫赫的儒、墨两派的政治主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法治”思想，是自然而必然的事情。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文章开头便从儒、墨两派的历史流变说起，接着指出都因为“取舍相反、不同”，已难判定是否“真尧、舜”、“真孔、墨”。韩非说：“无参难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不用事实加以验证就作出判断是愚蠢，不能确定事物的真相就把它作为依据是欺骗。在韩非眼里，“显学”不过是“愚诬之学”。韩非这里提出了著名的“参验”论，以之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奸劫弑臣》篇亦有曰：“循名实以定是非，参验而审言辞”，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验证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儒家等学说祖述“先王”、“必定尧、舜”的言论就是未经“参验”的“妄发之说”(《问辩》)、“杂反之辞”。这种经验主义的“参验”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在认识论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韩非进而指出，对“愚诬之学、杂反之辞”而“人主俱听之”，“安得无乱乎”，说儒、墨两家学说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韩非认为儒者只是在那里“语已治之功”、“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言先王之仁义”，都不过是一些无用之辞，“无益于治”。不仅如此，还使“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言论没有统一的思想，行为没有固定的准则。这样必然造成思想界的混乱，因此必须“宜去其身而息其端”，对荒谬的学说决不能手软，应坚决予以驱除，且刚一冒头就要加以禁止。不然“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在荒谬的学说露头时如未加以禁止，正确的不加以运用，错误的不去禁止，最终要导致国家的败亡。看来韩非是反对百家争鸣的，他主张用政治手段来干预学术的发展，以使人们的思想归于一尊，本篇的主旨正在这里。一句话归总，韩非是要说服君主，用君主的权势，去禁止儒、墨的学说。这种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的。
韩非从“参验”论出发，提出了一套任用选拔官吏的原则。韩非认为必须量功录用，注意严格考核，说“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即放在一定的官职上试用，再考查他的功绩。又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须从地方低级官吏中提升起来，猛将应当从士兵中选 的。这实际上是对贵族世袭制的一种挑战。《八经》中说得更明白：“官袭节(级)而进，以至大任，智也。”《问田》还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韩非把注重考查，逐级提升官吏提高到关系“失政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对今天的现实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韩非讲“法治”，还数列了一大堆主张：“明君务力”，“举实事，去无用”，“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务德而务法”，不“求贤智”，不“期适民”，“明吾法度，必吾赏罚”，“民智之不足用”等。归总起来说无非是注重实力、强调功利、推行强权政治。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是当时“争于气力”的现实在意识领域中的一种反映，但可以看出韩非是轻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的。
本篇不失为韩非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不但提出了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的“法治”主张，还梳理了儒、墨两大学派的历史发展脉络，保存了极为珍贵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料。如，“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之说，为后世学者认同、征引。另，对儒、墨冠之以“显学”，也许最早就出自韩非。但韩非两眼只盯住一个君主，为确立法家思想的绝对权威，不惜走向极端，提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宣扬愚民政策，反对学术争鸣，搞的是“我花开放百花杀”，对后世有极为消极的影响。韩非强调许多事物“不两立”，“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不承认对立的统一，看不到相反相成、兼容互补，走向了片面性、极端化。然而通读《韩非子》者都不能不感佩韩非思想学术内容的丰富而深刻，包括片面的深刻，也正是有如此宏富的思想才加快了先秦思想大交叉、大融合的新时代的来临，才成就了秦汉之际儒法合流及其以后两千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阳儒阴法、德主刑辅的思想体系格局。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这些都和因动漫小说而名声大噪的墨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要提到中国古代就是科技落后、八国联军或是动漫中异常火爆而现实中早已秦汉绝迹的墨家，这不符合历史史实。 然而，儒者为何名为儒，儒字又是何种含义？这个却是许多人皆未求深解的。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儒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 各种宗教仪式。他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胡适《说儒》中，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而正是这个将儒释为柔，引来许多不同的说法，甚至于立场截然不同的大辩论。胡适认为儒者为殷遗民，而这些人于亡国之后，沦落为执丧礼者，儒为周社会对有此类文化之术士之蔑称。因已遭亡国，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势存在。
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释，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不仅证明了胡适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职人员的论点，也为儒教（非儒学）是宗教找到了证据 。
李泽厚也认为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的。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吾与史、巫同 涂而殊归也”。但同时，他也指出了自己与专门沟通鬼神的术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从孔子开始，“儒”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脱离了巫的知识范围。孔子是中国历史 上首开私学的教育家，人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及弟子把古代为贵族所垄断的礼 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逐渐形成儒家学派。因此，儒家是承袭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 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是一个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 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九渊、王守仁。
儒家的特征——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的起源 春秋时期以前，儒家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仪式的顾问人员，其所能获得的最荣誉高位是被雇为国君傧相。这种以主持典礼为职业的专家，当时被称为儒家。主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说儒》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论学近著》 《尝试集》 《白话文学史》
胡适，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人，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学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1]中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曾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他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并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他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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