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英文nation)，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是近代以来通过研究人类进化史及种族所形成的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
2、现代的民族概念，可以是以国度为区分的人群，也可以是单指有共同的文化概念，而没有共同的语言、历史来源的人群。现代同一个民族可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同一个民族也可有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民族也可用相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也可在后期融合成新民族。
民族，指的是一群人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连结起来的共同体。民族有“客观”的特质，这些特质可能包括地域、语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观”的特质，特别是人们对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认知和感情。
恩格斯在1884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所出版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无疑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提到了民族形成的规律。人结合成群；由血缘关系组成原始的家庭型式并形成亲属制度，逐渐排除同胞的性交关系；共祖的血族团体结成氏族，氏族结成部落，进而结成部落联盟，融合成“民族（Volk）”；随著生产力的增加，分工扩大，新的生产关系出现，新阶级产生，使得氏族制度渐渐不能负荷而消灭，随之产生由“新民族（Nation）”组成的国家。
从氏族到国家，“民族”的用法有两种；前一种是相应著血缘关系而使用的 volk，后一种则是充满著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的nation。也就是说，恩格斯在提到民族的发展规律时，所指的现代的民族或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民族，应该是相应著现代国家逐渐成形，涉及到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人们共同体所构成的“国族（nation）”。这个词必须依附于“国家”形成的论述脉络，才有它的地位的。
民族既然依附于国家体制的产生，相应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一个产物。等到国家体制所服务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出现之后，《***宣言》中所谓“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就让位给了阶级利益；在阶级对立中，只要能消灭最基本压迫型式的阶级压迫，其他型式的压迫（包括民族压迫）就会随之解决。等到那个时候，民族将会像国家一样，失去存在的必要而自然消亡。
1912年，时任真理报编辑的斯大林，为了解决第二国际及俄共内部对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的争议，被列宁派到维也纳去写民族问题的小册子。其成果就是被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引为“民族”定义圣经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从现代的民族研究看起来，这个定义是相当粗糙的。然而，斯大林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以明确的客观特征首次为“民族”提出了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才算是一个民族。
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
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即引斯大林定义的这四项民族特征，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认定。
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获得认定的56个民族的统称。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相关的历史学及人类学理论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以及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在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
“民族”一词的现代意义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现代意义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中国的古意义“民族”一词可见于《南齐书》列传之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开始，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著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
梁启超先生创造的“中华民族”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中华”是中国词，“民族”是西方词。一开始认为“中华民族”指“汉族”，即“汉人”，但后来发现难以解释，又用“中华民族”指称“中国人”。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1924年以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明确认同此一理念，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由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
1935年《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中华民族"观念传遍大江南北。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性民族的观点。
抗战使得中国各军阀重新团结起来，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发表的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关系等），以及这种关系认知的现实必要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他虽然并没有直接阐述自己对民族概念的定义，但其所谓"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已然表明了其对"民族"概念的理解。
实际上最终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的，是这场持久而壮烈的抗日战争。
50年代，中国仿照苏联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在阐发其民族政策时曾指出，某一群体成为“民族”要具备以下四个标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从共同的文化特征中显示出来的共同的心理构成。于是根据这些标志，中国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400个需要识别的群体进行了调查。他们除去了一些大民族共同体的分支，最终确认了50多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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