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前1033年—前349年），周朝分封的诸侯国，侯爵，姬姓晋氏，首任国君唐叔虞为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之弟。国号初为唐，唐叔虞之子燮即位后改为晋。
晋的国都见诸于史的先后有唐、翼、绛、新绛等名字。
唐叔虞受封时的都城在唐。春秋史籍《左传》最早记载的晋都是翼。翼、绛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根据考古报告，唐和翼可能是一座城市，但翼、绛也可能只是一个城市的不同名称。《西周封考国疑》则认为国都自唐叔虞始封到晋侯缗时一直在翼，晋献公时才迁都绛。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十五年），晋景公迁都于绛山之北汾河、浍河会合处的新田，称之为新绛，这也是晋国最后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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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年－312年洛阳，312年－316年长安。
西晋（265年－31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三国时期曹魏之后的王朝，与后来的东晋合称晋朝。西晋被批评是“最弱、最乱的大一统皇朝”。
自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的265年开始，到316年晋愍帝被俘国灭为止，西晋皇朝共历三世四帝，享国祚51年。西晋皇城洛阳陷落后，西晋的第四任皇帝晋愍帝被迫迁都到长安。西晋是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现短暂统一的王朝。
由于魏晋以来世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地位远超帝王（如司马氏篡夺曹魏王朝），长期以来都令中国处于分裂局面。晋武帝时实行占田制、荫客制，更是加剧世族的权力扩张。
当晋武帝死后，西晋陷入混乱，皇族失势，贾皇后更操控了即位的惠帝，假传圣旨，引起诸侯王不满，发生八王之乱导致西晋衰败，让外族有机可乘而引起五胡乱华，西晋皇朝失去了维系统一的重心，让中国又再一次分裂。
经济
西晋时期的经济基础依旧是庄园经济，西晋统一全国后因战乱平息社会生产秩序恢复，经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和人口增长。
晋武帝废除屯田制实施占田制，规定王公贵族官员平民依据身份地位占据多少田地，客观上占田制与屯田制相比，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推动了农业的复兴，也让世家贵族们的经济特权得到法律保护。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统一王朝，首都洛阳。从晋武帝建国开始，传四帝，国祚51年，与后来的东晋合称晋朝。西晋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时期中的短暂统一，所谓“昙花一现”。
三国末期，司马懿与司马师、司马昭二子都是曹魏权臣。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于265年取代曹魏建立新政权，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晋280年灭孙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中国。据现代学者推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人口恢复至3500万人，形成“太康盛世”的局面。
西晋时期面临的外部局势是大量游牧部落内迁，关中和凉州的外族已占当地人口一半，这些外族被世族收作奴婢。灭吴后，西晋举国沉浸在奢侈腐败的气象之中。晋武帝出身世族，其家族经过长期发展，早就形成庞大的权贵集团，政风黑暗，贪赃枉法，贿赂风行，为西晋亡国和五胡十六国埋下伏笔。八王之乱后西晋元气大伤，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313年晋愍帝迁都长安，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次年，皇族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
西晋时期以仿铸造青铜器的高温烧制的青瓷闻名。西晋的文化程度也很高，名医王叔和著有《脉经》，地理学家裴秀编有《禹贡地域图》，史学名著《三国志》由陈寿所著。
侯马市在春秋时期称为新田,晋国都城，在侯马新田之前曾建于故绛车厢城晋国在景公执政期间，随着疆域不断扩大，他开始策划迁都。当时多数士大夫的意见是迁往郇瑕，即今盐湖区和临猗县一带，理由是那里土地肥沃，地近盐池，对国家有利。但是韩献子却坚持迁都新田，他说：“郇瑕一带土薄水浅，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生病，有汾、浍两河冲走污秽，且新田百姓服从教化，是晋国长期利益所在。”晋景公最终还是听取了韩献子的建议，与公元前585年夏四月将晋国都城从绛迁至新田。新田作为晋国最后一个国都，经历了百余年的繁荣，至战国后逐渐荒废。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界在侯马市连续发现了牛村古城、平望古城、白店古城、台神古城、马庄古城等晋国都城遗址及大量珍贵文物，这5个古城遗址统称为“新田晋国遗址”，于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侯马市境在西汉属于绛县的一部分，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置曲沃县后，历为曲沃县西境。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沿袭了北周和隋的府兵制，将全国分为十道，共置634个折冲军府，当时在这里置新田府，为上府，驻府兵1200人，是绛州33府之一。金元战争之际，流经侯马的浍河成为两军界河，并经历了激烈的争夺。明王朝统一全国后，对元代原有的驿站进行整顿，设立水马站、递送所、急递铺等，以加快文书传送和物资转运。今侯马正处于太原与西安间驿路大道的要冲，遂于洪武八年（1375年）将绛州的金台驿和太平县的相里驿迁至曲沃县境内，改置为侯马驿和蒙城驿。“侯马”之名由此出现。
侯马驿的所在地在设驿之前叫“下马里”，与南面的上马村隔浍河相望。按一般地名命名规律，这是由“马村”派衍出来的两个村庄，故以“上”、“下”区分。但是“下马”为什么会演变为“侯马”呢？其演变的理由和依据又是怎样呢？原来，古人有以地名占卜吉凶的风气，早在古代兵书中就有“将军忌地名”的说法，而类似“下马”这种地名尤为当地官员所忌讳。由此我们联想到太原皇庙两侧旧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标志碑，这条街因称“下马街”，后人却以为不吉，遂改“上马街”。再有西安城东已有汉董仲舒墓，官员经此必下马步行，故称其地为“下马里”，后人同样也谐音改作“蛤蟆陵”。白居易《琵琶行》：“家在蛤蟆陵下住”，即此也。“下马里”作为一个小村庄可能还不会引起地方官的重视，但成为国道驿站后，它的更名也就势在必然了。
若论及“侯马”的含义也是众说纷纭，较有价值的解释有以下三说。一是下马里有侯姓所居，别称侯马。为此我们查阅过《曲沃县志》地方人物的姓氏，也调查过土著居民的姓氏构成，惜未发现有关力证；二是下马里为晋国诸侯馆遗址所在地。据史载，公元前542年，郑伯、子产来晋国访问，晋国公为表示欢迎，特意“筑诸侯之馆”，是当时最高星级的国宾馆。后来“诸侯馆”成为地方名胜古迹，清乾隆年间，张坊任曲沃知县时还将侯马驿所搬迁到诸侯馆遗址上。时有陕西主考朱佩莲作《侯马驿诸侯馆诗》以志贺，中有“鼎新重筑诸侯馆”，“洗开旧迹新田面”等句。由此可考虑“侯马”是否为诸侯馆和下马里的合成地名或省称；第三种解释也是较为合理的解释，即“下”在当地方言中读“侯”，“侯马”是“下马”的谐音。以谐音改地名在地名避讳中较为常见，这样既更新了地名含义，又照顾到群众读音基本不变，故此，我认为此说可信。近代以来，侯马驿在晋西南的交通地位更趋重要，1912年，侯马裁驿归邮，但仍为一方巨镇。1958年1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侯马市（县级），其行政区域包括今新绛县、曲沃县及襄汾县的原汾城县域。到1963年3月，襄汾、新绛、曲沃3县相继恢复，侯马市被撤销，称侯马镇，成为曲沃县人民政府驻地。1971年6月，划出曲沃县西部再设侯马市（县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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