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杀晁错，而且是采用残忍的腰斩的方式杀晁错，是一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晁错早年是太子家令，也就是说是太子潜邸旧臣。大家都知道，君王的潜邸旧臣，都是君王最信任和最可依靠的人。
其二，晁错提倡削藩，全是为了汉景帝。因为晁错削藩，对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那时候，他已经位列三公，再往上升，也没什么升职空间了。再说了，从晁错的一生言行来看，他也没想过造反，而且削藩也造不了反。
其三，汉景帝杀晁错毫无征兆。为什么说毫无征兆呢？在袁盎建议汉景帝杀晁错之前，汉景帝一直对晁错非常宠爱，对晁错言听计从。晁错提出的削藩措施，汉景帝拿到朝廷中去讨论，除了窦婴以外，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汉景帝宠幸晁错，提了意见，也是白提。
从以上三条可以看出，汉景帝是非常信任晁错，非常宠幸晁错，和晁错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既然如此，汉景帝何以要杀晁错，而且是用那样极端的腰斩手段杀晁错呢？
关于汉景帝杀晁错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为了平息“七国之乱”。因为削藩的建议是晁错提出来的。汉景帝希望通过杀晁错，平息七国诸侯的怒火。但是，这个道理似乎也不太对。为什么呢？
一者，杀晁错用以平息诸侯的怒火，这件事显得非常的奴颜婢膝。如此奴颜婢膝的事情，汉景帝身为一个皇帝，怎么干得出来呢？更何况，汉景帝还是腰斩晁错。这个腰斩的行为，简直就在讨好诸侯们。一个皇帝如此讨好造反的诸侯们，那不是非常没尊严吗？
二者，汉景帝杀晁错后，并没有停止对“七国之乱”的讨伐，而是积极地准备打这个仗，最后还是派出周亚夫等人，平定了“七国之乱”。当然了，汉景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杀晁错后，“七国之乱”依然并没有停止。但是，这也说明汉景帝杀晁错并没有杀对。
既然没有杀对，那就应该给晁错平反。为什么汉景帝不给晁错平反呢？
所以，汉景帝杀晁错，应该还有另外的目的。
什么目的呢？
其实这个目的，在袁盎向汉景帝提建议的时候，谜底还没有揭穿。当时袁盎说的是“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这个意思还是杀晁错可以平定“七国之乱”。
袁盎这么说了以后，汉景帝其实并没有下杀晁错的决心。汉景帝当时只不过“上默然良久”而已。
实际上，直到后来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的时候，才把汉景帝一定要杀晁错的谜底揭穿。
他们在上奏汉景帝的时候，特别引用了晁错的话“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也就是说，晁错当时给汉景帝说，请汉景帝亲自带兵前往讨伐“七国之乱”，因为只有汉景帝“御驾亲征”，才打得赢这场仗。晁错自己则“居守”。所谓“居守”，就是坐镇中央。
陶青、陈嘉、张欧等人认为，晁错说那样的话，是“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其实这三个人说的还是比较含蓄的，直白一点说，就是晁错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自己做大，甚至自己当皇帝。
我以为，正是这三个人说的这句话，让汉景帝彻底动了杀心，而且下了狠心。在他看来，晁错确实有做大的企谋。所以，他决定一箭双雕，借此机会，既实现了“削藩”的目的，又杀掉了有可能当权臣的晁错。
我们并没有冤枉汉景帝。当周亚夫平定了“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也是表面上让周亚夫当宰相，然而却又不断地整治周亚夫，最后逼得周亚夫自杀。他对待周亚夫和对待晁错的方式，显然是一样的。
周亚夫
公元前154年，即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胶东王刘印等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景帝于是升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叛。
这时的叛乱军正在猛攻梁国，但周亚夫并不想直接救援，他向景帝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计划：“楚军素来剽悍，战斗力很强，如果正面决战，难以取胜。我打算先暂时放弃梁国，从背后断其粮道，然后伺机再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
于是周亚夫绕道进军。到了灞上时，遇到一位名叫赵涉的士人，赵涉建议周亚夫再往右绕道进军，以免半路受到叛军的袭击。周亚夫听从了赵涉的建议，走蓝田、出武关，迅速到达了雒阳，搜索之后果然抓获了伏兵。
此时的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却派军队向东到达昌邑城(在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梁王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最后梁王写信给景帝，景帝又下诏要周亚夫进兵增援，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但他却暗中派军截断了叛军的粮道，还派兵劫去叛军的粮食。叛军只好先来攻打周亚夫，但几次挑战，周亚夫都不出战。时间一长，周亚夫军中都有些军心不稳了。
一天晚上，营中突然发生混乱，嘈杂声连周亚夫的大帐里都能听见，但周亚夫始终躺在床上不动。一会儿，混乱自然就平息了。几天后，叛军大举进攻军营的东南，声势浩大，但周亚夫却让部下到西北去防御。结果在西北遇到叛军主力的进攻，由于有了准备，所以很快击退了叛军。
叛军因为缺粮，最后只好退却，周亚夫趁机派精兵追击，取得胜利。叛军头领刘濞的人头也被越国人割下送来。这次叛乱经三个月就很快平定了，战争结束后，大家这才纷纷称赞周亚夫的用兵之道。但梁王却因为周亚夫没有及时救援，和他结下了仇。 可惜一代名将最后却饿死狱中。。。
西汉初期，刘姓诸侯王的势力渐渐强大，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担忧，建议对这种势力加以控制。文帝的时候，贾谊就提出把大的诸侯国变成几个小的，以削弱其面积及实力。景帝的时候，御史大夫晁错又提出削藩的建议，即削夺诸侯的封地。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这引起了诸侯王的不满，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当景帝下令削夺吴王一些封地时，吴王刘即与楚、赵、胶西、胶东、川、济南等六国联合起来公开反叛。他们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而西。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36万大军平叛。三个月以后，叛军失败，刘被杀，七国之乱结束。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一次叛乱，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做“七国之乱”。 发生的原因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有当时的皇后——吕后专权等原因。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在建立汉朝后，曾经和大臣约定，只封刘姓的做王。但吕后掌握政权后，却让姓吕的做王，引起刘姓王的不满。汉景帝做皇帝后，中央权利和地方王国的权利矛盾激化，大臣晁错建议景帝减少诸侯王的管辖地，防止他们和中央对抗，结果成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
史家常常把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归咎于吴王刘濞（刘邦之侄）的个人野心与恶德，也有归咎于晁错削弱诸侯势力激起诸侯王不满，因此发生内乱的。其实，与刘濞的为人或晁错的政策都没有太多的关系。更不像司马迁所说“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七国之乱与刘濞丧子关系也不大。
固然刘濞有野心，而且利令智昏，但他之造反，从根源上说，乃朝廷逼迫所致。他儿子被太子打死之后，下人将死尸运回吴国，他愤怒地说，死在长安就该埋在长安，又将死尸运回了长安。此举引起孝文帝的怀疑与不满。刘濞为了躲避罪责，20年没有回京述职，置王法规矩于不顾。景帝与刘濞有隙，景帝的即位令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来想去，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刘濞一步步走向绝路，与彭越、英布、韩信等人的情形极为相似，惟一不同的是他本就有些反意，遇到刺激很容易将反意付诸实施。有意思的是，除了刘濞，“七国之乱”中的其他肇事者也都有与刘濞相似的经历，都受到过削减封地的处分。在某种意义上，诸侯王与朝廷之间的斗争，就是削减与反削减的斗争。
晁错在削减封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在皇帝面前历数诸侯王与朝廷的贰心，揭露他们的反情。晁错之被诛杀，固然与袁盎诡诈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态所逼，不能不拿晁错当替罪羊，以缓解朝廷与地方一触即发的矛盾。
“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息，说明地方造反的势力根本不足以动摇国本。既然如此，诸侯王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卵击石，犯相同错误呢以一言作答：中国政治之软肋，在于始终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朝廷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长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总是有意地绕过这个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像司马迁这样富于远见的史家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他的论赞是这样写的：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史记·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在这段总结性文字中，丝毫没有涉及我在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后来的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都因袭司马迁，从这个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绕开。
中国人缺乏权力分享意识;不善于将一个权力分解为若干部分，以强化权力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有关地方与朝廷关系的规则;朝廷与地方总是互相觊觎对方的利益;中国人总是把“大一统”视为最高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到“大一统”而终结，手段与目的严重地混淆。政治的真正目的，在于协调公众的事务、建立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与秩序。至于权力是集中的抑或是分散的，那属于“手段”，属于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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