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赋税制度
《汉书·食货志》中载有董仲舒关于秦代赋税制度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秦代的赋役是三代的20～30倍，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缴纳给地主“见税什伍”的租赋，因而广大农民一贫如洗，许多农民无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变为盗贼，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强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还改“因地而税”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税人”的制度，即索取“人头税”，其税率20倍于从前。《通考》在评论秦代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时指出：“秦坏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后舍地而税人，则其谬益甚矣。”
汉代的赋税制度
汉高祖刘邦记录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汉书·食货志》中说：“汉兴，按秦之敝，诸侯记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就是说，从汉高祖时起，实行“十五税一”的政策，及至汉文帝时期，又有“田租减半”之诏，也就是采取“三十税一”的政策。并有13年“除田之租税”。汉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之制。东汉时，刘秀曾经实行过“什一之税”，但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纵观两汉赋税制度，除恒帝、灵帝曾加亩税十钱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实物地租。
汉初还有所谓“口赋”，也就是人“人头税”。这是专指对7岁至14岁未成年人所征的赋税。原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汉武帝时，将起征年限改为3岁，20钱改为23钱。汉元帝时，又将起征年限改为7岁。
汉代还有所谓“算赋”，这是对成年人年征的“人头税”。高祖四年（前203）开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
汉代由于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记·平准书》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的篇章。
隋代的赋税制度
隋代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租调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作为课税单位。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583）正月又规定：“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五月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赋税制度
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法，后期实行“两税法”。
1、租庸调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租庸调”的赋税制度。所谓“租庸调”，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口则有调。”（《陆宣公集》卷22）
租：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谷物，作为田税。据《唐六典》记载：“每丁租粟二石。”
调：就是农民向政府缴纳当地的土特产，一般指的是绢物等。据《唐六典》记载：“其调随乡土所产陵、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农民为政府服劳役代替纳物，艰险所谓“输役代庸”。按规定：每丁每年须服劳役20日，闰月加2日，如不服劳役，则以纳绢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灾时，则有减免之制。据《唐六典》记载：“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法，税额较轻，尤其是采取“输庸代役”的办法，让农民有体养生息的机会，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经济繁荣。
但是，在开元以后（713～741），租庸调法则“陷于败坏”。据《新唐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乃盗起兵兴，财用益绌，而租庸调税法，乃陷于败坏。”
2、两税法
杨炎于德宗时任宰相，他鉴于当时赋税征收紊乱的情况，乃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议实行两税法，为德宗所采纳。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有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由此可见，两税法的要点是：（1）按各户资产定分等级，依率征税。首先要确定户籍，不问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户、食客，制止户口浮动。依据各户资产情况，按户定等，按等定税。办法是：各州县对民户资产（包括田地、动产不动产）进行估算，然后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厘定各等级不同税率。地税，以实行两税法的前一年，即大历十四年（779）的垦田数为准，按田亩肥瘠差异情况，划分等级，厘定税率征课。其中丁额不废，垦田亩数有定，这是田和丁的征税基数，以后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以稳定赋税收入。（2）征税的原则是“量出制入”。手续简化，统一征收。即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配出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各州县之内，各等田亩数和各级人户数都有统计数字，各州县将所需粮食和经费开支总数计算出来，然后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级人户中，这就叫“量出制入”，统一征收。（3）征课时期，分为夏秋两季。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收获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的收获季节是夏秋两季，所以在夏秋两季向国家缴纳赋税。（4）两税征课资产，按钱计算。因为要按资产征税，就必须评定各户资产的多少，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这就是货币（钱），所以两税的征收，都按钱计算，按钱征收。但是有时将钱改收实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价钱，按钱数折收粟帛。
对两税法的评说：（1）两税法是符合赋税征课的税目由多到少、手续由繁到简、征收由实物到货币的发展规律的。它是适应农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繁荣与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按社会贫富等级、资产多寡征税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两税法以“量出为入”作为征的标准，有一定的片面性。按理说，理财的指导思想应是“量入为出”。（3）两税法在按税制估定资产之后，不应随着后来物价的变动作适当调整，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国家多收入，不适时调整资产价格和税率，使农民负担不断增加。
五代的赋税制度
五代之际，战乱频仍，统治阶级虽说沿袭唐代的两税法，但是，实际上是横暴敛，锱铢必取，已无税制可言。
地税和丁税
元代的地税和丁税，在太宗时期规定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军食不足，增为四石。继定利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亦称驱口）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春土地之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元史·食货志》记载：“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规定，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
秋税和夏税
元初江南只收秋税，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输米三分之一，其余折输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江南征收夏税。秋税只令输粮，夏税则折收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均视粮数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或输二贯，或输一贯500文。
科差法
太宗八年（1236）始行“科差法”。其名曰丝料、包银。“丝料”，是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包银”，仅民科纳六两，半输银两，半折输颜色丝绢。以银纳税，从此开始。
经理法
《元史·食货志》中说：“经界废而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有元谓之经理者，在宋曰经界，在金曰通检推排。
《元史·食货志》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折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统治者，为了“税入无隐，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经理法”，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延佑二年（1315），仁宗遂下诏废止经理法。
普查土地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废除了元代的各种苛捐杂税，普查土地和人口，制定“鱼鳞册”和“黄册”作为赋役制定的基础。
1、鱼鳞册
据《广治平略》记载：“履亩丈量，图其田之方圆、曲直、宽狭，书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编汇为册，谓之鱼鳞图册。”鱼鳞册是土地清册，它是征收赋税的依据。
2、黄册
所谓“黄册”，就是户口簿，以此作为科派差役的依据。据《明史·食货志》所载：“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里，里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
明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明初的田赋，分夏税和秋粮，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夏税以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但均得以银钞钱绢代纳。例如，米一石，折银一两，钱千丈，钞十贯。麦的折算比米减十分之二。凡以米麦交纳者，称为“本色”，而以其他实物折纳者，称为“折色”。
征收的税率，一般通则，官田亩税五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即三升三合五勺。重租四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划塌地三合一勺等等。浙西地区土质肥沃，税率较重，苏、松、嘉、湖、杭，皆为重租地区。
明代后期的“一条鞭法”
明代前期赋税制度的尚称严整，但日久弊生，狡猾之徒，逃避赋税，贪官污吏，受贿枉法，使原来的赋税遭到破垭。鱼鳞册和黄册与事实不符，有的地方自行捏造簿册，名曰“白册”，破坏赋役的依据。以致富户权贵，田连阡陌而不纳税，贫苦农民往往“产生而税存”。
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必须重新清查土地和户口，改革赋税制度。万历六年（1578），明政府根据张居正的建议，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包括勋戚的庄田和军屯在内。经过三年的努力，共清丈出土地7 013 976顷，比弘治时税田多出300万顷，“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明史·食货志》）。
万历九年（1581）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一条鞭法”有以下四个特点：
（1）把各种目的的赋税和徭役，合并为一种，都按田亩计征，简化了税目和征收手续。
（2）取消了“力役”，农民可以“出钱代役”，不再直接负担力役，统由官府雇工应差。
（3）将以征收米麦实物为主的田赋，改为除国家需要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改用银折纳。
（4）改过去的赋役催征、收纳与解运由粮长、里长办理为地方官吏输。
“一条鞭法”新税制，将明初的赋役制度化繁化简，并为一条，并将征收实物为主改为以征收银两为主，即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结束了我国历史上实行了2000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税制体系，可以说是中国赋税制度继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改革。
“一条鞭法”的实行，对减轻农民赋税负担，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安全社会秩序，促进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在各地贯彻实行时，受到种种阻挠和破坏，时有反复，终不能彻底实行。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
清代前期的赋税制度，沿袭明代的旧制，以田赋和丁役为国家的主要赋税方式。
所谓“田赋”，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额。
所谓“丁役”，就是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子（壮丁），每人每年为国家负担一定日期的无偿徭役。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需要的货币数量日益增多，于是国家对田赋和丁役，除了征收部分粮食（漕粮）之处，其余征收货币。这叫“折征”和“丁役银”。
顺治十一年（1654）颁布的《赋役全书》，详列了田赋和丁银的缴纳规定和办法。
1、田赋
根据《清朝会典·食货志》记载，田分上中下三则，按等级税率征收。“征收办法，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曰漕，漕有正粮（米），有杂粮（麦、豆、荞、麻等）。折征者，如定以银，继则银钱兼纳。”
2、丁役
各省多寡不等，据《清朝文献通考·户口考》记载：“率沿明之旧”，“有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
清代的地丁制度，其中所谓“地”就是“地赋”；而“丁”就是“丁银”。地赋是土地税，丁银是人头税。
清代初期的赋税制度，除了田赋和丁银以外，还有其它种种附加税。
（1）火耗：又叫“耗羡”，是把实物换为银两后，因零碎银熔铸成整块上缴时有损耗，因此，征收田赋时，加征火耗。实际上，改铸银两时的损耗只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实际征收的火耗则多达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或者更多。
（2）平余：是收税时，每正税银两百两，提解六钱的附加税，以充各衙门之用。
（3）重戥：重戥是用银纳税过秤时，将戥头暗中加重。
（4）漕折：就是各省运往京师的租米（漕粮）换算为银两时，任意决定换算比例而不利于纳税者的差额。
清代后期的“摊丁入亩”
清代中后期实行“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赋税制度，就是将田赋和丁银合并在一起的单一税。实行“摊丁入亩”，有利于贫民，不利于富室，因为富室地多而丁少，贫民地少而丁多，采用这种赋税制度能解决赋役负担不均的问题，有利于农民安居乡里，致力于生产。“摊丁入亩”简化和税种的稽征的手续，是清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北宋的赋税制度
北宋的赋税分民田税、官田税和身丁税等多种，现分述如下：
1、民田税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代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
“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
“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2、官田税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3、身丁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4、杂变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5、和籴与和买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南宋的赋税制度
南宋统治集团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实行苛刻的赋税政策。秋夏田税、身丁税、折变、和籴、和买等，均较北宋定额为高，而且新立的税目和正税附加，也是名目繁多。
1、经总制钱
绍兴五年（1135）总制司使孟庚创立“总制钱”，后来与北宋陈遘所创立的“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其征收办法是：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1000文交易额由官府抽取30文。以后增至56文。每年实际可收1000多万贯，有些地方达到秋夏两税（正税）的三倍。
2、月桩钱
所谓“月桩钱”，是南宋时期为佳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按月解送的一种赋税。
3、版帐钱
所谓“版帐钱”，是南宋初年，东南各路借口供尖军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款。
4、附加税
南宋时期，除了正税（秋夏二税）以外，还有以下各项附加税：
（1）耗米：官府收税时，每纳米一石，要附加耗米五斗，甚至一石。正耗以外，还有什么“明会耗”、“州用耗”等名目。理宗时，一石秋粮，要加耗一石多。
（2）折帛钱：在帛价上涨时，要农民在夏税纳绢时，按时价折交现钱，称为“折帛钱”。在绢价降低时，折帛钱照收。农民往往被迫以市价的二倍到三倍的价格交纳“折帛钱”。
（3）和预买：南宋时，官府向民间买绢，当时并不给钱，后来索性改为民间只交钱，不交实物。和买绢也名存实亡。官府不偿值，凭空课取，不再有所谓“买”。交纳稍迟，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谓“和”。
（4）预借：官府经常向民间预借赋税，实际上是提前征收。预借的税目有秋夏两税，免役钱和田宅买卖的契税钱。
（5）课配：实际上是一种摊派。官府任意向民间征收钱物，一般按秋夏两税的多寡来征收，有时秋税米一石，要课配五六石；夏税钱一贯，要课配七八贯。
两宋的几种“均税法”
1、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
北宋神宗时（1068～1085），王安石倡“方田法”。所谓“方田法”，就是清丈，清其契籍，丈其顷亩，使隐昌者无所施技，而有税无田者，可以豁免牵累。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以田之肥瘠，定税之上下，使赋税负担合理。所以又称“方田法”为“方田均税法”。据《宋史·本传》记载：“方田方法，以东南西北各千步当四十顷，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划，验地色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均定税数。”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定肥瘠而定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帐，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
方田法提出之后，时行时废，神宗行方田法，哲宗废方田（1086），徽宗又复方田（1104），至宗宁五年（1106）又罢方田。
2、李椿年的“经界法”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李椿年受命主持经界事宜，先在平江府（江苏吴县）设经界局，开始试行“经界法”。以乡为单位，清丈田地，核实顷亩，厘订田地等级，制定税率，然后按官户、民户分造砧基簿，簿后附有地形图，官府即按此簿征税。“经界”一词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一语。所谓“经界法”，就是查实田亩，均平赋税的措施。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十二年，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岁入昔十七万有奇，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人才二十万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核实，自平江始，然后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由此可见，经界法的实质是：欲使“田尽登籍，田皆出税”而已。据《通考》记载：至绍兴十七年（1147）“两浙经界已登者四十县”。绍兴十九年（1149），虽说经界法有成，但李椿年却于同年因触犯权贵的利益而被罢官。
3、朱熹的“经界法”
自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罢经界法后，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而有经界制度之复治，又四年而至光宗绍熙二年（1191），又所谓措置经界之举，而竭力为之者，朱熹也。朱熹知漳州，常病经界不行之害，会朝论欲行泉汀漳州三州经界……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朱子所以竭力推行经界之法者，其留意之点，无非在“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故推行“图保”以定籍，随田定产比均税。朱子所为当为一般地主所不喜。朱子已认识到此点：“盖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滑吏皆所不喜。喜之者，多单独困若无能之人，故虽有诚奶而不能以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惑众听。甚者以资贼为辞，恐胁上下，务以必济其私，而贤士大夫之喜安静、恶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沮怯，例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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