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之二
孙 犁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那是真的，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了吧。你猜人家干什么？用白粉子在我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
“快摇！”
小船拼命往前摇。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不该这么冒冒失失走来；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么也别想了，快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
大船追的很紧。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的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
“你们干什么去来呀？”
水生的女人说：
“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小队长开了个玩笑，他说：
“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可是，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去晒晒衣裳了。情况还紧的很！”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
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
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噘着嘴说：
“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她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1945年于延安
编后按：孙梨的平淡与自然，令我们的中学课本添了几分雅致，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也要感谢这位作家。
孙梨，原名孙树勋，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村。1936年曾在安新县同口镇小学任教，因此了解了白洋淀一带群众的生活，并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1937年后他参与抗日革命工作，两年后到解放区做文艺宣传。1944年发表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成为继赵树理之后又一位重要的解放区作家。孙梨的小说，着重挖掘农民，尤其是农村女子的灵魂美和人情美，人物朴实生动，夹在当时解放区较为古板的创作作风之间，显得别致生动。
《荷花淀》以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水乡白洋淀人民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生活为背景，着重刻划了水生嫂等一群青年妇女的形象。通过寻夫、遇敌、战斗等情节和行动，表现了她们的成长过程和他们英勇抗敌的爱国思想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小说笔调清新、活泼，语言优美、流畅，通篇充满轻快欢乐的气氛，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和乡土气息，有“诗体小说”之称。作品发表后，在文艺界影响很大，许多作家都研究和学习其写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不久就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即“荷花淀派”。代表作家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等。以孙犁为首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后期最有影响而又各具千秋的两大文学流派。
纵观孙犁同志的全部作品，可以说是晶莹剔透，醇厚馥郁，蔚为大观。这些经过几十年历史和时间检验的佳作，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异彩纷呈。“荷花淀派”的流派风格特色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描写晋察冀边区和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生活，刻画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情感真挚，质朴清新，风格鲜明。小说追求诗的意境，文笔婉约流畅；散文笔触细腻，明快自然，于淡淡的客观描述中包含著浓浓的情致。孙犁作品的语言质朴、简炼、雅致，有一种朴素、单纯的美，最能显示他的气质和品质。他是一位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有独特造诣的风格家。他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赵树理的创作以农村生活斗争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题材，塑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他的小说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语言质朴凤趣，善于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性格，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说白了，就是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害了孙犁，因为有人攻击孙犁的文章这不好那不好，还有鼻子有眼的做出了论证，举例很多，这令孙犁很是生气，才有了连续的八篇杂文论战，这也导致了他性情大变，具体解释在下：
孙犁晚年的一场鲜为人知的论战
论战的来龙去脉
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孙犁全集》的时候，韩映山的大儿子韩大星给我提供孙犁致韩映山的全部信件里，有一封1993年11月23日的长信，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讲的是孙犁晚年因一封信惹来麻烦的事情。孙犁因为这次麻烦，在1994年写了好几篇文章进行反击，这在他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论战对孙犁晚年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谁都知道孙犁一生谨小慎微，不轻易做出冲动的事情，但这并不说明孙犁什么对事情都逆来顺受。上个世纪50年代，诗人鲁藜因受胡风案件的影响，孙犁帮他说过一些公道话，差点自己也受到打击。1946年，孙犁回到冀中区工作，有一次区党委召开会议，会议开得很隆重，冀中军区司令员和区党委组织部长都参加了，在会上一个管戏剧的小头头忽然提出：“秦兆阳反对演京剧，和王实味一样！”孙犁刚从延安回来不久，对王实味“问题”的性质、严重性他很清楚，尽管心有余悸，一听这话他还是马上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扶着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椅背大声说:“怎么能说反对唱京戏，就是王实味呢，能这样联系吗？”孙犁出人意外的举动，激昂的语气，使得司令员回头望了他半天。好在组织部长和孙犁有一面之交，替他打了几句圆场，他才有惊无险地过场。当时秦兆阳不在场，事后一直到秦先生去世，孙犁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再过不久，写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孔厥夫妇来冀中区下乡、写作，土地会议时三言两语还没说清楚罪名，组长就宣传：开除孔的党籍。孙犁坐在同一条炕上再没有说一句话：前几天他已经被“搬了石头”，没有说话权了。
孙犁晚年这次的与人论战，与替鲁藜、秦兆阳说话当然在性质上不同，那两件事政治象征的成分多，一说这事大家都能理解。这次的论战却是范围不那么广泛，只限于圈内的人知晓——甚至只是圈内的某些人知道来龙去脉：论战的双方只有他和对手两个人，论题也仅限于他们两人文章里的某些话。严格来说叫两个人的论争吧。
事情的过程说起来也简单：
1992年，贾平凹要创办《美文》杂志，就给孙犁写了一封信派人到天津向孙犁约稿。4月25日，孙犁先生先给贾平凹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前的散文，说有些名家也不注意语法修辞。写到这里，孙犁要举个例证，正好旁边有一张广州赠阅的一份周末性质的报纸，有一句不通的话映进了他的眼帘，他就随手写上了：
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不长得青枝绿叶”，他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
贾平凹把孙犁这封信在《美文》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不久有几家刊物做了选载。现在看来，孙犁的这一段话，不会有什么恶意，因为双方素不相识，谈不上恩怨，也从来没有其他事情的过节。但大约那位作家认为孙犁是存心讥讽，所以，在看到《美文》杂志创刊号刊登的孙犁这封信不久，就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智慧之美》——可以说是反击文章吧，发表在天津的一家晚报上；在天津另一家自由谈文学的杂志上发表《要么回家要么闭嘴》，借球王贝利的这句话喝令孙犁“要么闭嘴要么回家”。
此后几年，这位作家陆陆续续又写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发表，孙犁看到一些后，也都没有说什么。但没有说什么并不代表孙犁没有想法，总的来说他还是比较生气的。在《智慧之美》刊出几天后，那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有一天下午到孙犁家里去，刚到门口，碰到保姆杨玉珍，她就急切地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吧，大叔正为《智慧之美》生气呢。”我进到屋里，看见孙犁先生正独自坐在书桌后面默默地往外看着；孙犁先生有抽烟的习惯，现在却也没有抽烟，窗外明亮的光线与室内暗一些的光把他成一幅剪影；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给我倒水，拿糖果吃，只简单地指指沙发说：“坐吧。”我们俩坐了好几分钟都没有说话，我开口刚说：“听说您在生气……”孙犁马上摆摆手说：“段华，你还年轻，不要打听、不要掺和这事。”当时我才22岁，孙犁先生是认为我还是大学生，对世事涉处不深，牵涉进来会有难以承受的麻烦；话说到这份上，我当然不能也不会再掺和这事儿。坐了一会儿，我发现孙犁先生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而是沉默寡言，一直默默的望着窗外，回想着什么。我只好告辞，他也没有像以往一样送我到门口，只是简单的说：“你走好。”
此后两年多，我多次到孙犁先生那里去，无论是我两个单独在一起，还是有其他人在场，我都再也没有听到他谈论这件事。但现在从他给韩映山的这封信里看，对方的文章对他的刺激还是很大的。1994年4月18日，梁斌文学研究会成立，我到天津参加会议，会议中间我和徐光耀、韩映山一起去看孙犁；他们三人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恪守孙先生的话只是静听一句也没有插言；谈到这件事情，孙犁说的中心话题只有两个含义：一是自己没有恶意，二是看那个作家有没有胆量把这句话别改动，收进文集里去。韩映山当时表示写一篇文章进行反驳，孙犁先生马上进行了劝阻。
但是，人对任何事情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伟人如此，凡人如此，孙犁也是这样。反击的文章一篇篇映眼而来，一向冷静的孙犁忍无可忍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了，从1994年8月15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连续写了8篇文章，对那位作家进行了反击。我曾经说过，晚年的孙犁每一个阶段写文章都对题材、体裁有侧重点，而他写杂文却以论战作收笔，不能不让人觉得扼腕和叹惜。
孙犁反击的主要论点
孙犁首先说明了为什么写论战文章，他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语言学家对一些青年作家——包括孙犁在内的病句，进行了批评，并标出作者姓名和篇名，看过以后，大家就记住不再犯就是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例证，同行朋友间互相指责、改错，成为佳话；叶圣陶先生在刊物上还办过“文章病院”，专挑有毛病的字句。但在今天，则行不通，偶尔举个不通的句子，既不提作者姓名，也不标病句出处，也未能得到宽容。“偶然指出他的一个病句，便怒火冲天，连续写文章，攻击人家。整整三年了，还未停止”，“这并不是文学规律发生了变化，而是作家素质和观念，发生了变异”；“当我看到第一次攻击我的文章时，以为究竟是个作家，好面子，发泄一下，也是应该的，我就没有说话。”
对于对方说的“你的风光已经过了，不服气不行”，孙犁说，“我没有好风光，谈不上过去不过去。我的文学之路，是战争的路，是饥寒交迫，风雨交加，枪林弹雨的路。不是出入大酒店，上下领奖台的短促的路。”也许有人认为孙犁这一代进入了“被冷落”、“有失落感”的状态，孙犁说：“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革命一生，虽无多大的功劳，但也有一些苦劳，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及至老年，本身虽无能为力，国家和人民，也不会轻易就无缘无故，把我们打入冷宫，叫我们度寒岁”，“回顾一生，巡视周围，自己好像总是处于中间状态，或称中庸，或称中流，或称中等。仰望浮云，俯视流水，无愧于己心，无怨于他人。”
至于对方把孙犁和青年对立起来，孙犁也不以为然。解放初期，孙犁仅仅36岁，编辑《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确实为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作家的成长，做了不少努力，那时候孙犁也在青年作家之列。孙犁第二次和青年作家联系紧密，是在1978年以后，孙犁实事求是地对几个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论。但他发现凡是说了一些不同看法的，关系就冷却下来，谈了好处的来往就多了一些。但孙犁并没有马上洗洗手脸，跑到他们面前伸出友谊之手求得他们的原谅：他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姿态在和青年人交往，他也从来不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拨人围着他转。说孙犁对“继往开来的一代作家，不尊重。”孙犁困惑地反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指出一个作家、一篇散文的一个病句，便是对一代人不友好。”
对于说他独霸文坛，孙犁更是不以为然。文坛本是香火地，官场是在文艺团体，及其庞大的附属机构。孙犁一向对这些地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历次文代会，几乎都未参加，更未广交朋友，结为团伙，拉选票，谋职位。当然，孙犁也是关心文艺前途的，他说：“因为文艺和国家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革命一生，不希望共和国有什么不幸。因为我青年时，曾为它做过一些牺牲和奉献。”
孙犁从十几岁爱好文学，对此道充满了幻想，并以此为指引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奉献了青春和幸福。自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文协工作以后，到解放后进城工作，孙犁也没有断绝和文艺团体的联系。总的来说，解放初期这些文艺团体的工作还是很认真和严肃的。在新时期以后，孙犁出于激情，以为一切可以恢复旧事，1978年就曾到北京参加一次作协代表大会，并在李季的鼓动下作了简短的发言。但是，参会的结果很使孙犁失望，那些参加的人物的举止、言谈，都使他坐不下去，主席刚刚宣布开会，孙犁就托词头痛，退了出来。这是孙犁最后一次和这种文艺团体接触。所以，孙犁在给贾平凹的那封信的末尾，说是要离文坛远些了。孙犁在反驳对方的文章里说：“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但是，一种职业一种环境，你想进入里面，当初并不容易；及至你产生厌倦，想离开它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何况孙犁一生的工作都为文坛作了贡献，树了典范。孙犁愤怒地反问：“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注视它，这能禁止得住吗？不许人盯着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对有些似乎是人身攻击的话“下楼腿软，迎风流泪”，孙犁也反驳说：“我虽然身体不好，但两条腿，因为当年的锻炼，一直很好，不只下楼如履平地，而且走路健步如飞。眼睛，虽然有人观察过，说是混浊，但视力颇佳，现在还可看新5号甚至6号小字，更没有迎风流泪的毛病。”“尤可使一些人失望的，是去年大病手术之时，经权威医生鉴定：我的心脏、血管、肝、胰、胆，都出乎意料的好，不似八十岁的人，而像六十岁。因此，专家预测，可跨世纪……完全可以再和这些人周旋一段时间。”
论战对孙犁的影响
孙犁在论战中一共写了《“病句”的纠缠》、《当代文事小记》、《文场亲历记摘抄》、《我和青年作家》、《我与文艺团体》、《我观文学奖》、《反嘲笑》和《作家的文化》8篇文章。综上所看，双方论战的论题，似乎并不重大，不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防文学”之类的论战，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说，也谈不上对等的论战：双方是你写你的，我谈我的。张学正先生在《巴金、孙犁的晚年心态》一文里（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17日第五版）中说晚年的孙犁“回顾过去，充满伤感；面对现实，一腔忧愤；展望未来，感到幻灭”，恐怕不是事实，有点以偏概全——但这次论战对孙犁最后几年的身心和写作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说对孙犁最后两年写作情况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引起孙犁的幻灭感，倒是事实：例如，他在一篇反驳的文章里甚至这样写道：“我每天兀坐在楼台上。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
“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烟尘，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孙犁，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不被宽容中无可奈何地甚至可以说是悲怆说出这些话，实在让人心中潸然，这不仅仅是对对手说的话，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无奈。
孙犁先生去世二年了，在他生前，除了看他这些文章，我没有再和他提过这件事一个字。在他写反击文章的时候，他在给我、徐光耀、韩映山和他老同学邢海潮、《羊城晚报》的万振环等人信里轻描淡写地写到过此事。但我从他在1993年11月2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知道，他是实在忍不下去才写那些文章的：虽然是称为写，实际是把他平时读到对手的文章时所随手记下的感想连缀成篇而已。
那个对手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我从未提到过他和孙犁先生的这次论战，也没问过他看到孙先生八篇文章后的感想。从维熙先生几次告诉我，说那位先生几次在从先生家里说和孙犁论争做错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次论争难说对与错，只是双方对对方的理解有偏差罢了，但对孙犁先生而言，似乎受伤害的程度更大一些，对他晚年日常的生活和写作影响更消极一些。
外围的观众并不会看明白是谁在和孙犁论争，论争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有机会把双方论争的文章都放在一起，外围的观众也不会把此事弄得心里一清二楚。这当然是一个遗憾，无论是对观众抑或对孙犁，我相信孙犁先生是带着这个遗憾的，一直到他2002年7于11日离开这个世界；也许他的灵魂不会遗憾，而是像他年轻时一样意气风发的战斗在如火如荼的峥嵘年代。
而现在，我面前所出现的，就是孙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坐在窗前朝外兀望着，他的思绪在白云与青山间飘游：不知道是他想起了在晋察冀的战斗岁月，还是那些情同手足的伙伴；他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侧面，一幅无言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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