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关中平原的长安和位于黄河南岸的洛阳，在古代，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地势险要且易守难攻，同时其周边地区也非常富庶，农业发达，也拥有充足的水源，是相当合适建都的地方。
洛阳更是古华夏的文明中心和起源地，河洛平原农业发达，水源充足，更是控制当时东西南北往来的交通要据。
另一方面，这两个地方作为都城的历史非常悠久，西周建立在镐京（长安附近），东周建都在洛阳（周代之前的都城经常变动而且规模很小），有非常好的建城基础。
新王朝建立之后，在固有基础上建立都城，自然要比重新选地建都容易得多，省去了很多重新营造的成本和时间。
中原王朝不再将长安洛阳作为首都，也是这两个地方受到了严重破坏之后，也就是唐朝以后，唐灭亡后，烽火不止，当年繁荣富有的长安与洛阳基本衰落。
也因为过度开发，关中与河洛平原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封建时代已经不能继续承载更多的迅速增加的人口。逐渐被抛弃。
同时，元明清三代，中国领土增加，位置偏西的长安不再适合作为国都，而因为元朝运河进一步的开凿疏通，洛阳的地理优势也不再明显，为了稳固政权，除了明初短暂定都南京，元明清三代都将国都定在了地理优势更加明显的京城。
古长安都城的真正建立，是在刘邦即位，西汉建立，又经惠帝、武帝新建之距今西安城十多公里西北方向、周长65里的汉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十二个城门，每门三门洞，可谓“通达九逵”。城中长乐宫、未央宫及城外的建章宫宏大辉煌，开凿之昆明湖，兴建之供皇帝游乐的“上林苑”，使“大汉帝国”的都城壮观瑰丽，举世无双。至隋重建“大兴城”，唐又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兴建了宏大的唐“长安城”，奠定了今日西安古都城的地位。
洛阳历史悠久。从中国第一个王朝─ ─夏朝起， 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洛阳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容易引起误解。 1。夏、商、周、汉、魏诸朝都有多次迁都的历史，这些朝代的都城从历史纵向上看可能不只一个，洛阳是其中的一个。例如商就先后多次迁都，所以安阳、郑州、洛阳都自称是商的都城。 2。还有的朝代其首都不只一个。出于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一些巨大王朝会设立陪都，例如唐，举世公认其首都为长安，洛阳之所以称为其都，是因为唐代统治者定洛阳为其行宫和巡幸之地，故有“东都洛阳”之称。虽然在影响和地位上不能和长安相提并论，但毕竟有别于一般的地方行政单位，所以一般上还是应该认为是都城
公元604年，隋炀帝下旨兴建洛阳城。短短几个月后，残破的洛阳旧城基础上，赫然出现一座焕然一新的宏伟新城。 短时间内建造起一座足以和旧京长安相媲美的东都，自然少不了大量消耗人力物力。这件事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被人归为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罪证。 固然，过于急切地建造宫室，必然有伤民力。但若是客观审视此事，我们大概能发现一些传统认知所没有看到的地方，也能更加准确地理解隋炀帝这一决定的真实初衷。 一、长安大兴城，居然连隋文帝都嫌弃 隋文帝建立隋朝后，感到北周遗留下来的长安旧城过于狭窄，于是命令著名的建筑工程师宇文恺，在原城东南方向另建大兴城，作为新朝的首都。 但是由于隋文帝要求的过急过快，宇文恺急于落实文帝的要求，建造设计上并未充分考虑大兴城的区位特点，导致该城使用不久便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大兴城位于汉魏旧城的东南，地处一片山谷之中。四面都被群山环抱，从风水上看倒是帝王龙兴之地。然而此地农业生产条件不好，粮食产量难以供应空前增多的人口。关中只要一发生旱灾，大兴城就会出现粮食短缺问题。 隋文帝不得不依靠从外地运粮解决矛盾。然而问题又随之而来，大兴城对外交通不畅，陆路难行，运粮效率非常差。 于是隋文帝又开始打补丁，让宇文恺主持凿通一条300余里的运河水道，沟通渭河和黄河，以便漕运送粮。 可是偏偏渭河又是一条季节性非常明显的河，夏秋季水涨固然可以行船，冬春两季水浅难以行船，甚至有时干脆断流，运粮效率可想而知。 开皇十四年关中再次发生饥荒，文帝无可奈何，只得带着长安百姓到洛阳去就食。一国天子困窘到这个地步，也是少见。 大兴城的宫室也不太适合帝王居住。由于是新建的宫城，加之城内人口众多，这座华丽的大兴新城非常炎热，盛暑之时几乎无法忍耐。所以文帝晚年下令在长安城西修建了一座仁寿宫，此处地近山脉，植被较多，居住条件相对较好，可以避暑，文帝兴奋地在宫成之日，下令将次年的年号改为仁寿。文帝生命的最后四年，除在较大的朝会需要回大兴城皇宫，其余时间全部住在仁寿宫，可见那座辉煌的大兴城有多么无用。 既然旧都不好用，那么何苦再执着于呢。事实上北周末年，苦于长安城狭小破落的周宣帝，就曾下令在地阔水美的洛阳建造洛阳宫，以满足个人欲望，后来因为北周灭亡而中断了工程。此时炀帝再兴建东都之意，也不尽然是私欲过盛，毕竟庞大的帝国中央，还是需要一个相对优越的落脚之地。 二、控制中原：洛阳比长安更方便 炀帝下令修建东都之前，隋朝发生了一起叛乱事件。 604年，炀帝刚刚即位，召他的幼弟杨谅回京，杨谅惧怕皇帝加害，便在太原兴兵造反。杨谅掌管着整个河东，短短几天之内大兵压境，直逼黄河。炀帝紧急征调大军围剿，将杨谅之乱削平。 为防杨谅的旧部继续为患，炀帝下令将河东20万户、近百万人口迁移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 杨谅之乱让隋炀帝惊出一身冷汗，同时也对长安相对偏僻的位置感到尴尬。 如果隋朝的政治中心在洛阳，那么河东造反，隋朝中央军能够迅速发兵北渡黄河，在叛乱初起之时迅速遏制其进一步扩大。长安所在的关中区域，虽然在防守上占尽优势，有四塞之固。但是若要出关作战，过于封闭和相对偏远的地理条件，并不利于隋朝中央控制地方。 隋朝统一南北之前，以长安统御北方，倒也还勉强可以，但统一江南后，随着帝国控制区域的空前扩大，长安显然不足以有效镇慑各地。 炀帝把20万户河东人口迁到洛阳一带，而不是迁到关中，除了经济上河南比关中更为丰裕外，也有充实中原人口、保持力量优势的考虑。 炀帝建成东都后，便多次巡幸东都。向北或向南巡游时，也把东都作为前出基地或是中转站。东都也相应建立起了台省机构，长安应有的官员，洛阳也都对应地建立。 炀帝御驾亲征高句丽，以及远游江都时，按例要在京都设置留守机构。炀帝不仅在长安设置了留守，也洛阳也以同样规格设置了留守。 在中原设置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无疑收到了良好效果。 大业九年杨玄感在黎阳发动叛乱，一时间应者云集。彼时炀帝率领隋朝军队主力远在辽东进攻高句丽，后方兵力空虚。炀帝听闻消息吓得魂不附体，害怕被杨玄感倾覆老巢。 就在各方都认为隋朝气数已尽时，洛阳发挥了巨大作用。杨玄感率军自黎阳进攻洛阳，洛阳城高池坚，外围还有一系列数量众多、防守坚固卫星城，杨玄感苦战数月未能越洛阳一步。 正是靠着洛阳城的有力牵制，隋朝各方得以迅速调集兵力，从四面八方赶来会剿杨玄感，最终有惊无险地平定了这场叛乱。 三、双都制：分散风险的政治举措 洛阳作为东都与西都长安并峙，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也是北朝两都制的政治习惯。 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平城一直保持着故都的地位，与洛阳一南一北，控制着国家的广大疆域。 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之后，东魏始终保持着双都。政治首都是邺城，东魏王室和朝廷诸司都驻扎在邺城。军事首都则是晋阳，东魏渤海王、大丞相高欢掌握实权，常年驻扎于晋阳。 为什么要在晋阳设置一个副都呢？掌权者不在邺城，难道不怕傀儡皇帝制造政变吗？ 这也有历史渊源。一者，高欢以晋阳起家，他的嫡系势力都扎根在晋阳，东魏绝大部分政治资源和人力都在晋阳，所以他没必要费尽巴拉地全部迁到邺城。 二者，晋阳是河东的核心城市，此城北可防遏柔然的南侵，南可威慑关中，是军事上的形胜之地。东魏北齐两代，军队主力十几万人始终驻防在晋阳，故而军队统帅也必须常驻此地。所以晋阳事实上是东魏北齐真正的首都。 那么西魏北周呢，虽然没有名义上的双都，但也是双都的布局。 西魏北周的首都是长安城，但在权臣宇文护掌权的时代，在距离关中边缘较近的同州，另设了一个指挥中心。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对峙，战争的前线在关中的西方和北方，两国经常爆发战争，迫使军事统帅要靠近前沿。同时，宇文护也更想打造一个自己的私人势力基地，故而借公事之机，在同州大力经营个人势力，国家的政治资源也被逐渐引入同州。 双都制的来源，一般都和军事政治形势有关。但随着历史演变，慢慢形成了政治习惯，当权者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筐里，借助双都制分散风险，以空间距离相对离散的两个或多个城市担负政治中心或政治枢纽的作用，就能更好抵御战乱风险。 所以隋炀帝下令建造东都洛阳，当有这方面的考虑。甚至于后来在东南的江都又兴造江都宫，同样也有类似考虑。 然而，正所谓其初也正，其行也乱。虽然带有客观考虑，隋炀帝却在一系列工程建造中迷失了本心，为政治考量附加了太多的个人欲望，以至于招致后人批评。这就是皇帝个人识见不足所致了。
洛阳和长安都是唐朝的首都。
618年到904年首都为长安，904年到907年首都为洛阳。唐朝初期西安为首都，洛阳为陪都；西安为政治中心，洛阳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唐中期将政治中心也迁都洛阳。因唐朝在中国历史中的辉煌成交，遂有盛世唐朝之说。
洛阳城和长安城都是唐代的都城，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地位不同。总的来说，长安的都城（265年、286年等）比洛阳长（时间长短取决于不同的标准），因此长安在大部分时间里的地位较高。
疆域范围
因致力于“拓境为大”，唐朝前期的疆域拓展明显，唐朝在边疆各地广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隋末，东突厥势力发展迅速。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出兵击败东突厥，取得阴山以北至大漠的广大地区。
唐朝又攻灭漠北的薛延陀，于其旧地设安北都护府（今蒙古国杭爱山以东），统管漠北铁勒诸部的都督府州；并于漠南地区设单于都护府（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北），统辖漠南突厥诸部的都督府州。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后突厥兴起后，唐朝势力退出漠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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