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开创的大业未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为三国，指蜀汉国力薄弱，处境艰难。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期啊。不过宫廷里侍从护卫的官员不懈怠，战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奋不顾身，大概是他们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别的知遇之恩（作战的原因），想要报答在陛下您身上。（陛下）你实在应该扩大圣明的听闻，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有远大志向的人的志气，不应当随便看轻自己，说不恰当的话，以致于堵塞人们忠心地进行规劝的言路。皇宫中和朝廷里的大臣，本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不应有所不同。如有作恶违法的人，或行为忠善的人，都应该交给主管官吏评定对他们的惩奖，以显示陛下处理国事的公正严明,而不应当有偏袒和私心，使宫内和朝廷奖罚方法不同。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心志忠贞纯洁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之事，无论事情大小，都拿来跟他商讨，这样以后再去实施，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得到更多的好处。将军向宠，性格和品行善良公正，精通军事，从前任用时，先帝称赞他很有才能，因此众人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禁军营中的事，都拿来跟他商讨，就一定能使军队团结一心，不同才能的人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所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未尝不叹息而痛恨桓帝、灵帝时期的腐败。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善良、守节不逾的大臣，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这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又“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守昏庸，后表审量形势”，即出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这里谈的是《前出师表》。
诸葛亮自刘备于公元207年“三顾茅庐”后，即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以完成统一大业。经过长期奋战，使寄寓荆州的刘备，一跃而为与魏、吴对峙的蜀汉之主，雄踞一方，到公元221年刘备即帝位。公元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后，刘备败逃白帝城，次年病死。刘备“白帝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诸葛亮无比信赖。诸葛亮回答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吩咐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继位，即后主。刘禅黯弱昏庸，亲信宦者，远避贤能，胸无大志，苟且偷安，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主张出兵击魏，侃侃陈词，力排众疑，申明大义以拯其愚，吐露忠爱以药其顽，既有政治家的眼光，又有军事家的头脑，且严守人臣下属的身份。
《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时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刘禅虽为蜀主，而蜀之安危成败，实系于诸葛亮之身，因而率众出征时，当促使后主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正确的观点，采取得力的措施，才能保证前方顺利进军；同时表明自己忠贞死节之心，既是自勉自励，也是预防小人惑主。
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正理。为了治愚医顽，作者在行文上颇费深思。
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嵘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惊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那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说理应主次分明，先后有序。表文主要是向后主进言的，因而首揭“开张圣听”，以打开进言之路。在打通了忠谏之路的前提下，再言执法公平、亲贤远佞两项。谈执讼公平，又先总提“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继而就宫中、府中两方面分述之。分述时，又切紧“开张圣听”的精神，宫中之事，向郭攸之、费、董允这些志虑忠纯之士请教，而且要“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则“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对于府中之事，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也“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最后提出“亲贤臣，远小人”的问题。三项建议，既可独立成项，又相互关联。广开言路，是开的忠谏之路，而非为谗邪开方便之门。亲贤臣远小人，才能广纳郭攸之、向宠等人的良言，才能“昭平民之理”，不让奸邪得势，造成内外异法，赏罚不明。君主昏庸，主要就在于贪于私欲，蔽于视听，昧于事理，因而忠奸不分，贤愚不辨，是非不清，赏罚不当。诸葛亮针对后主宠信宦官黄皓，无视创业勋臣的毛病，对症施药，又说得委婉深曲，入情合理。所列三项，广开言路是前提，执法公平是关键，亲贤远佞是核心。严密的说理，再愚的人也会得到启发。
由近及远，思路开阔。表文为了说明亲贤远佞的利弊，以先汉的“兴隆”和“倾颓”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并以先帝叹息痛恨桓帝、灵帝昏庸误国为告诫，促使后主亲信贤臣，并以“汉室兴隆，可计日而待”为鼓励，由近及远，借古鉴今，成败并举，显得衢路交通，经纬成文。
诸葛亮因为后主是个“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昏庸之徒，理要说得明，语又不可用得重，既要循循善诱地开导，又要不失臣下尊上的分寸。因而以“形势”使对方震动，明示已临“危急存亡之秋”，如不励精图治，势必国破身亡；以“情感”打动对方，连呼先帝，声声热泪，其业系先帝首创之业，其臣为先帝简拔之臣，其将为先帝称能之将，怎不光先帝之遗德，竟先帝之遗业；以“措施”教之，告知治国理政的具体办法，切实可行，行必有效；以“事业”励之，告诫后主要完成“先帝创业未半”的业，使天下归一，汉室兴隆，促使他有远大的抱负，完成千秋大业。表文从各个方面规箴后主，情真理足，词婉心切，因而虽属奏章表文，却感人至深。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
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份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像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衷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归纳前意，总绾全篇。表文结束之前，将出师与谏言两层意思拢合一起。一方面提出“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另一方面还提出“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诸葛亮主动领受任务，并表示如失职，甘愿受罚，以显示“平明之理”。最后还不放心，谆谆告诫，要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先帝临终时训示后主：“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最后又回复到“开张圣听”的问题上来，可见修明内政与北伐胜败的关系。这也就将前面两部分内容，沟通了内在联系。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作结，其声呜咽似泣，其情沛然如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袒。
“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惜诸葛亮此行未能如愿却先逝世，后人对此颇多惋叹。杜甫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宋代文天祥身陷囹圄，还高唱“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正气歌》）陆游更是多次提到《出师表》：“《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千载无”（《游诸葛武侯台》），“一表何人继出师”（《七十二岁吟》），“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感状》），“《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总之，这道《出师表》，因其深情厚意寄翰墨，忠肝义胆照简编，一直为人所乐道。
《出师表》能写到如此地步，决不是偶然的。文章皆有所为而发。时当北伐在即，作为主帅的诸葛亮要向君主上一道表文，他不是作为例行公事，而是从北伐的全局上考虑，只有后主修明政治，才能保证北征顺利，因而先进安后之言，再表夺胜决心。表文又极为注意收表对象的特点，因而决不是一般的上条陈，列述方策，而是熔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启愚矫顽。诸葛亮是后主的丞相，又是受“托孤”的对象。他给后主上表文，既不宜用训斥的口吻，又不便用卑下的声气，写得不卑不亢，方为得体。尤其文中连称先帝，最为合宜。全文称先帝凡十三次，显得情词十分恳切。诸葛亮自叙“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确实“诸葛一生惟谨慎”，细玩本文，从虑事到措词，无不体现了“谨慎”精神，这也是此表被之为“至文”的重要原因。
《出师表》出自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是三国时期（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决定北上伐魏、夺取长安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出师表》的开篇，诸葛亮向后主刘禅阐明了蜀汉当前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对应的建议，内容如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由此，在出师表中，诸葛亮强调了“益州疲弊”的情况，也即现在的益州，可谓是在苦苦支撑蜀汉。在此基础上，后主刘禅需要选贤任能，以此恢复国力。不过，说到“益州疲弊”，很多人就感到疑惑了，因为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向刘备表示益州是天府之国，汉高祖刘邦正是因为占据了这一地区，从而成就了帝王之业。那么，问题来了，诸葛亮最初认为益州是天府之国，后来又说益州疲弊，这是为何呢？换而言之，如此自相矛盾的说法，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一
首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益州确实可以称之为天府之国，这应该是母庸质疑的事情了。天府之国，作为地区的称呼最早见于《战国策·卷三》，苏秦称秦惠文王所在的关中之地为“天府”。《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是历史上名篇诸葛亮《隆中对》中的名句，指成都平原。
由于天府之国原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所以历史上也有个别典籍作为个例在个别时期称呼部分地区为“天府之国”，如华北北部、江淮、闽中等地区，但都属于零星用法，也即在历史上，天府之国一开始指的是关中地区，后来一般用来指益州地区，或者说是成都平原了。对于成都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比较繁华的城市。比如到了唐朝时期，一度有“扬一益二”的说法，也即扬州和益州（成都）成为当时最繁华的两座城市。基于此，在东汉末年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就强烈建议刘备夺取益州。
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隆中对》中，诸葛亮表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对此，在笔者看来，虽然在《隆中对》中，诸葛亮称赞了益州，但是，跨有荆州和益州，才是《隆中对》的立足点。打个比方，只有益州和荆州都握在手中，才能帮助刘备成就帝王之业。而到了公元227年，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之所以对后主刘禅说益州已经非常疲弊了，显然和荆州的丢失存在直接的关系。
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四川），留关羽镇守占据的荆州五郡（南郡、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其中南郡是刘备向东吴借的。刘备得到蜀川后，将长沙、桂阳两郡还给了孙权（相当于还了南郡）。后来关羽出兵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派吕蒙乘虚偷袭荆州三郡，导致荆州三郡失陷。由此，非常明显的是，虽然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据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伴随着湘水划界和襄樊之战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刘备所在的势力，彻底在荆州失去了地盘。
陈涉世家
原文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上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译文：
陈胜是阳城县人，表字叫涉。吴广是阳夏县人，表字叫叔。陈胜年轻的时候，曾经跟别人一道被雇佣耕地。（有一天，）他停止耕作走到田边高地（休息），怅然叹息了好长时间以后，对同伴们说：“有朝一日有谁富贵了，可别忘记咱穷哥儿们。”同伴们笑着回答他：“你给人家耕地当牛马，哪里谈得上富贵啊!”陈胜长叹一声，说：“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凌云壮志啊!”
秦二世皇帝元年7月，征召穷苦的平民九百人去戍守渔阳，临时驻扎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被编进这支队伍，并担任小队长。正碰上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了期限。误了期限，按秦王朝的军法，就要杀头。陈胜、吴广在一起商量，说：“如今逃跑（抓了回来）也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反正都是死，倒不如为国家而死，这样好吧？”陈胜说：“全国人民长期受秦王朝压迫，痛苦不堪。我听说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不该立为国君，该立的是长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谏劝始皇的缘故，始皇派他到边疆去带兵。最近传闻说，并不为什么罪名，二世就将他杀害。老百姓大多听说他很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担任楚国将领的时候，（曾）多次立功，又爱护士卒，楚国人很爱怜他，有人认为他战死了，有人认为逃走了。如今假使我们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和项燕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当有很多人来响应的。”吴广认为（这个见解）很正确。（二人）于是去算卦。那算卦的人知道他俩的意图，说：“你们的事都能办成，能建功立业。不过你们还是去问问鬼神吧!”陈胜、吴广很高兴，（又）捉摸这“问问鬼神”的意思，终于悟出：“这是教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信啊。”于是用朱砂在绸条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再把绸条塞进人家网起来的一条鱼肚子里，士兵买鱼回来烹食，发现了鱼肚子里的绸条，本来已经觉得奇怪了。（陈胜）又暗地里派吴广潜藏在驻地附近丛林里的神庙当中，天黑以后点上灯笼（装鬼火），装做狐狸的声音，向（士兵们）喊道：“大楚复兴，陈胜为王。”士兵们一整夜既惊且怕。第二天，大家到处谈论这件事，都指指点点的，互相示意地看着陈胜。
吴广平时很关心周围的人，士兵们大多愿意为他出力。（那天）（两个）军官喝醉了，吴广故意再三地提出要逃走，惹他们发火，让他们责罚他，借此来激怒士兵。那军官果然鞭打了吴广。（众士兵愤愤不平，）军官（刚）拔出剑来威吓（士兵），吴广一跃而起，夺过剑来杀死了他。陈胜协助吴广，一同杀了两个军官。陈胜把众戍卒召集起来，宣布号令，说：“各位（在这里）遇到大雨，都超过了规定到达渔阳的期限。过期就要杀头。就算侥幸不杀头，而戍守边塞的人十个中也得死去六七个。再说，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就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啊。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众戍卒齐声应道：“一定听从您的号令。”于是冒充是公子扶苏和项燕的队伍，为的是顺从百姓的愿望。大家露出右臂（作为义军的标志），打出大楚旗号。又筑了一座高台，举行誓师仪式，用那两个军官的头祭祀天地。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任都尉。起义军（首先）进攻大泽乡，占领该乡后接着进攻蕲县。攻克蕲县后，就派符离人葛婴带兵攻取蕲县以东的地方。（陈胜自率主力）攻打、、苦、柘、谯等县，都拿下来了。一路上收编人马，等打到陈县的时候，已有战车六七百辆，马一千多匹，士卒几万人。进攻陈县时，郡守和县令都不在城中，只有守丞带兵在谯门中应战。起义军（一时）不能战胜，（不久）守丞被人杀死，大军才进入陈县。几天后，陈胜召集当地的乡官和有声望的人共同商讨大事。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将军您亲自披甲上阵，手拿武器，讨伐残暴无道的秦国，恢复楚国的社稷，论功应当称王。”于是陈胜被拥戴称王，宣称要重建楚国。这时，各郡县受秦朝官吏压迫的人都纷纷起事，惩办当地的长官，把他们杀死，来响应陈胜的号召。
出师表
原文：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棉、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译文：
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够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现在我就要辞别陛下远行了，面对奏表热泪纵横，不知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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