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 原为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陕西北部
延安,陕西省延安市, 延安市位于陕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介于北纬35°21′~37°31′，东经107°41′~110°31′之间。北接榆林市，南连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东隔黄河与山西省临汾市、吕梁市相望，西依子午岭与甘肃省庆阳市为邻。全市总面积37037平方公里，共辖1区12县，市府驻宝塔区，196个乡镇，3426个行政村，总人口19388万,其中农业人口1541万，人口密度52/平方公里截至2005年12月31日，延安市辖1个市辖区、12个县。
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培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1982年延安市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延安地区，设立地级延安市。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中华民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部，是中国***的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解放战争开始后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首府延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边区范围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规划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堪称“民主的模范区”。边区政权开展的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成功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
边区政权民主选举的准备
作为民主选举的示范区，在每次正式开展选举活动前，边区都会进行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这保证了普遍、自由和平等的选举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行。
在陕甘宁边区，宣传动员是选举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对边区各项选举条例的宣传和阐释，以及对党的民主政治方针政策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民众了解选举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提高民众参政议政的兴趣。宣传的方法包括群众团体的宣传、街市巷口的宣传、个别谈话等，还成立了选举训练班和选举委员会，针对宣传上的部分技术问题进行专门培训。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选举的实施原因、目的、作用和意义的说明，阐明选举运动对改善民众生产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使其真正懂得选举是关乎自身利益的大事，是属于自己的民主权利。
在宣传动员的同时组织选民登记。边区的选民登记以填表格的形式录入选民信息，经过筛选后公布选民名单。选民名单采用“红白榜”的做法，红榜代表具备选民资格，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白榜则相反。在登记的过程中，选民名单的确定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如《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就规定：“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乡长、区长、县长、边区主席，由各级议会选举；边区法院院长，由边区议会选举；边区政府各厅长的任命，须得边区议会的同意。”在参选资格上，《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卖国者、罪犯和神经病人外，凡居住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可见，完备的法律法规既保障了边区政权民主选举的广泛性，又增强了选举流程的透明性，使得选举工作得以更加顺利地进行。
边区政权民主选举的开展
经过宣传动员和选民登记等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准备工作，待各方面条件渐趋成熟后，即可进行正式的选举。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民意机关和政府。为充分保证边区选民参加选举的民主权利，根据边区经济落后、地广人稀、群众文化程度不等的实际情况，边区选举采取了若干富有特色且方便选民的“投票”方式：识字多的选民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采用画圏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则采用投豆法。
票选法是县以上政权选举常用的投票选举法，基层政权选用此法时，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在票选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给投票人额定的红绿票，每位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背后放一个写好姓名的票箱。红票代表同意，绿票代表反对，投票人只能投一种颜色的票。投票后，当场开箱验票，红票多于绿票者当选。画圈法又称画杠法、画票法，适用于识字不多的选民。投票人若同意某个候选人当选，就在其名字上画杠或画圈，不同意则不作任何标记。豆选法是乡村地区普遍使用的选举方法。它以豆粒为选票，每粒代表一票，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放一大碗，投票人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者，就在他的碗里放入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
在陕甘宁边区，除上述常用的投票方式外，部分地区还采用过烧洞法、投纸团法等选举办法，这种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为适应选民不同文化程度而采取的灵活多样的方便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投票方法，反映了党和边区政府致力于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和勇气。边区民众正是通过这些适合于他们自身情况的投票方法，积极参与到民主选举的实践过程中，认真行使着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曾说：“如果在根据地按照西方的做法，选举之前对公民进行文化测验，那么会剥夺五分之四人口的选举权，而这对于占根据地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来说是极不民主、不公平的。”通过上述选举方法，边区人民选出了代表自己的机关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的示范下，至1944年10月，各边区根据地都成立了人民普选的各级地方政府。
边区政权民主选举的作用
抗战期间，毛泽东曾对边区政权的民主建设作出过如下的评述：“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确如毛泽东所言，边区政权的民主选举真正实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收益颇丰。
首先，它极大调动了民众参政的积极性。由于选举前精细的准备工作以及灵活多样的选举方式的激励，边区民众参与选举的热情很高。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边区进行第一届参议会选举时，参加投票的选民占到选民总数的70%以上，部分地区达到80%。1941年边区进行第二次民主选举时，8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绥德、清涧、延川等县的参选率甚至高达95%。可见，边区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
其次，它产生了廉洁高效的政府。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工作人员，从基层的乡长到较高层的政府主席均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仅同于普通工人工资水平。同时，边区制定的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就保证了领导干部能够做到廉洁奉公。不但如此，边区民众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还是高效的政府。毛泽东就说：“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情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为达到精简高效的目的，边区各级政权成立后，先后开展了三次精兵简政运动。至1943年，边区直属机关由35个减至22个，政府工作人员减少40%，分区专署和各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少了一半，但工作效率仍然很高。
边区政权民主选举的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实行的民主选举，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有机统一，使民众能够普遍地通过选举活动，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真正实现了人民的解放与政治民主，因而在党的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边区政权的民主选举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总结党建设边区的成功经验时曾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事实也确如其所说，在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使候选人懂得权力来源于民众，获选后自然不会忽视自己与选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必然要“对下负责”；民主选举还打破了变相任命制体制下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利害关系，有利于遏制权力寻租行为，大大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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