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此丰富自己。下面介绍的是管仲改革相关内容,仅供参考。
管仲改革主要内容
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建立军队。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扩充疆界。经过很长时间的改革,齐国国富兵强。
“相地而衰征”,就是把田地按土质好坏,产量多少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高低,征取数量不等的实物税,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客观上打破了井田的界限,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这些实际上都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作内政而寓军令”,就是把居民的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统一起来;士农工商分居,职业世代相传,保证了社会生产,也避免人们因谋职业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管仲改革历史影响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至此之后,齐国成为春秋一霸。
管仲人物简介管仲(前723年~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后代。
齐僖公三十三年(前698年),开始辅佐公子纠。齐桓公元年(前685年),得到鲍叔牙推荐,担任国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被尊称为“仲父”。
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病逝。后人尊称为“管子”,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管仲的这一措施,其历史意义,不在于税率的高低,而在于这些措施是用新的封建地租的形式剥削农民。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中,担负耕种重担的是奴隶,不管收成多少,都归奴隶主所有。管仲所说的办法,是把奴隶所耕种的土地包给奴隶,土地的主人从其收成中剥削一部分。这样,耕种的人就不是奴隶,而是佃农或农奴;收税的人也不是奴隶主而是地主了。这是一种封建制形式的剥削,用封建制形式的剥削代替奴隶制形式的剥削,社会生产关系就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
管仲改革
改革背景:
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经济困难;而桓公欲图霸,想有一些作为,拜管仲为相。
改革内容:
行政方面: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
经济方面:
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管子?大匡》记载,当时的齐国政府规定每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
以农为本,大力促进农业生产。实行“均地分力、与民分货”, 即把公田的土地,经折算分配给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按一定比例分别获得土地收益,变劳役地租为分成制实物地租。同时,禁止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心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
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本末并举。管仲结合齐国实际,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而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商业政策是“官山海”——推行国家盐铁专卖制度。在食盐方面,首先齐国政府明确其属于国有;然后在食盐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在铁方面,还是首先明确铁矿资源国有;然后实行官督民营,“三七”分成制。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性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最后在销售上,政府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其价格。
实行“轻重之术”,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提出了欲取必予、取之有度、取之无形的思想。认为要顺应民心,因民众所好而予之,然后,民众才会有相应的回报,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比竭泽而渔式、杀鸡取卵式的搜刮要好得多;认为国家取之于民要有所节制,要合理适度,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要“薄税敛,毋苛于民”。
军事方面:军队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五乡一万人,立一元帅,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率领。齐桓公、国子、高于三人就是元帅。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犯重罪,可用甲与车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铜铁赎罪。这样可补充军队的装备不足。
改革导致的结果:
改革让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强大起来,实现了国强民富。让齐国衰微的国势迅速上升,为齐桓公的图霸和齐国以后长期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分析:
改革的成功,基于君主图霸的雄心、对改革的大力支持。选择管仲作为改革执行者,确是合适人选。管仲出生低微,对社会底层有较为深刻的体会和了解,同时市井出生的他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一切从实效出发。同时,管仲的改革措施对后世有大量可以思考回味之处,如管仲虽重农却并不抑商,做过小贩的他可能深知工商业的用处。再比如藏富于民和寓兵于民的策略,的确是很高明,足以让后世统治者作为参考。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国富论”,比西方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了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
今天看来,管仲提出“以商兴国”,即依靠发展工商经济,来强大国力,实现富强的主张,比起西方的“重商主义”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圣经”)和法国的德·孟克莱田(1575—1622,代
表作《献给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之嚆矢),同样也早了两千二百多年。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商品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不约而同地提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资本供给,经由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增加国家财富是最佳途径……”而这个观点,基本上也正是管仲在当时提出来的:以工商经济强国,以工商经济立国。
管仲对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水”。在《管子》一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思想,比泰斯勒早了许多年。
正因为认识到“水”的种种特性,通过水与地的各种复杂关系进行对比,所以,才有管仲对商品经济和国家兴衰的独特认识,也才能解释为什么第一个将商品经济提升到“富国强兵”高度上的,只能是管仲。
管仲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重商主义创始人,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商品经济巨大能量的人。管仲作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经商的一个标准商人,一个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治国大师,他迅速帮助齐国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思路,并且明确地将发展工商经济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一
条捷径。事实上,也正因为工商经济的迅速崛起,才导致了齐国能够以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而完成九合天下,位尊春秋首席霸主的大业。而管仲独创的“以商兴国”、“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唯经济决定论,更是成为齐国之后,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的一个基本模式。
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重视发展经济,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人民的守法与否,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主张尊重民意,以“顺民心为本”他在内政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变法改革,不仅使齐国大治,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由于他卓越的历史功绩,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少时贫困,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在齐国的齐桓公与其兄弟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管仲曾经助公子纠争位,此举失败后,他经好友鲍叔牙推荐到了齐桓公这里
当时的齐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库空虚,同时齐国面临着复杂的外部形势,各邻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乱,而对齐国也是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
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
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你如果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
齐桓公听后又问:“我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到将来见机行事吧!”
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于是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
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
后来,齐桓公又和管仲进行了多次的探讨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为相,主持政事齐桓公还用古代帝王对重臣的尊称“仲父”来称谓管仲
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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