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lp是什么意思2023-04-23  19

孔子的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孔子的“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长期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诸如爱国主义精神、民本主义思想、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舍身取义的节操等,成为中华民族奋进不止的精神动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治国主张,则成为历代领袖治国的方略。远的不必说,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 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便足可见基于孔子学说。

公元一到二世纪,孔子思想传到朝鲜。三世纪,朝鲜学者王仁带着一本《论语》到了日本。从此,“孔子”便在日本落下了根。日本的儒学受孔子的思想影响很大,在明治维新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明治维新取得巨大的成功。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不仅日本、朝鲜,就连越南、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将孔子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相继建起了祭祀孔子的庙宇。十六世纪以来,孔子思想又陆续传入西方国家,他的理想主义、道德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对宗教迷信的武器,促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可见孔子学说已遍及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所有的非西方地区中,现代化最成功的莫过于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而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均基于孔子学说,然而我们中国大陆,在过去一百年的学术、文化界,孔子学说不仅不受人重视,并且是一个不断遭受批评与攻击的对象。清末民初以来,诸如民主思想、自由主义、浪漫主义、马列主义等思想成为国人从各种角度攻击孔子学说的武器,而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既不真正现代化,又未能保存传统优点的国家。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以来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革命路线是否明智?笔者认为,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充满活力的,而且,对它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我们不是认识清楚了,而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孔子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实行仁政”的思想为世界所接受。伦理是人与人相处的合理方式,道德是做人该有的原则轨范。“仁政”是统治者不仅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以“仁”施政,争取民心。孔子的理想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而今年两会的重要议题就是“构建和谐社会”,恰与孔子的理想相吻合。因此,笔者建议,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用当代人的眼光来挖掘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接轨的部分,为我们所用,来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

孔子的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

项羽反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单纯从朋友题目的意思上说,只能回答是“没有什么深远影响”

因为其时天下大乱,中原逐鹿,虽然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击破了章邯的秦军主力,但只能说促进了秦朝灭亡的进度。因为这时就算项羽战败,秦朝也不能击败天下所有义军,重新恢复对全国的控制了,秦朝的崩溃只是时间迟早之事。

就算没有项羽,以章邯之能,我个人以为他未必能战胜刘邦集团,因此,秦朝主力不灭于项羽,也会被刘邦所灭,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所以说来,只能说秦末反秦大起义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于项羽嘛,只是其中一朵不大不小的浪花而已。

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系宋国贵族。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定避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少时家境贫寒,15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不得重用。他也不再求仕,乃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老而喜《易》,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

■69岁时,独子孔鲤去世。71岁时,得意门生颜回病卒。孔子悲痛至极,哀叹道:“天丧予!天丧予!”这一年,有人在鲁国西部捕获了一只叫麟的怪兽,不久死去。他认为象征仁慈祥瑞的麒麟出现又死去,是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便停止了《春秋》一书的编撰。72岁时,突然得知子仲由在卫死于国难,哀痛不已。次年(前479年)夏历二月,孔子寝疾7日,赍志而殁。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孟子简介

孟子(公元前三七二 —— 公元前二八九年), 名轲, 字子舆, 战国时邹人, 为孔子孙子恩的再传弟子, 是孔子学说文嫡传。曾经游说齐宣王、梁惠王, 宣扬自己的主张, 但没有成功。晚年回到家乡, 和他的弟子万章等著书, 成孟子七篇, 记录他的学术见解和其言行。

孟子的学说要点

心性论

性善与四端 —— 道德价值的根源

孟子的「性善说」, 主要发挥孔子「仁」的观念。孔子中的「仁」缺乏了理论基楚及尚未解释「道德价值根源」的问题。

因此, 孔子要建立「道德价值根源之自觉心」, 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 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 是与生俱来的。这便能补充孔子「仁」学理论的不足。

义利之辨 —— 道德价值的论证

孟子认为「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 属于人的「本质」, 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 必有异于禽兽之处, 这种「异于禽兽」的性, 便是「善端」。他指出, 人之所以不善, 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 人应放弃私利, 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养气与成德

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 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 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 培养出浩然之气, 使人成为「富贵不能*,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再以「心志统气」, 控制自己的情感, 便能成德。

道德天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 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 便是「天」, 「天」表现于人, 便是「性」。人苦能有足够修养, 便能知天, 达致「天人合一」。政治思想 民本说 孟子指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认为 要保障人民的利益, 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决条件。因此, 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 苦君主无道, 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 人民便应谨守岗位。法先王 孟子主张行仁政, 必须效法先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统治政治, 这样便能把仁政施行于天下。仁政与王道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 必须先有仁心, 然后方推行仁政。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之心」, 乃有「不忍人之政」, 仁政, 是统一天下者必具备的条件。而仁政的具体表现, 就是使家给人民、百姓安乐的王道, 要实行王道, 又要「尊肾使能」。

德治观念 孔子论「仁」, 是自觉的道德; 孟子的「仁」, 则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应培养出德性, 这是施行仁政的条件, 故主张「有德者执政」。反对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 反对武力服人的霸政, 目的在减轻民生痛苦, 缓和社会矛盾, 故孟子主张「王道政治」, 反对霸力服人。恢复井田制度 孟子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为国家公有, 国家授田人民耕种, 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 当作纳税, 因此, 农民便有「恒产」(恒常固定的田产), 国家自会安定。

教育主张 —— 贯彻始终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 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 但又认为人善性, 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 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来达致。修身方法上, 主张自由发展, 因势利导。

此外, 孟子也十分重视学习环境, 置学子于优良环境中, 施以自发的教育, 方能成功孟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启发未明理学 孟子提出「内圣之学」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 只要每人扩充善性, 压抑物欲之性,自身反省。这种内省的修养方法, 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颢、程颐、陆九渊、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 都是继承孟子这方面的学说。

形成「道统」观念 孟子时, 更把尧、舜、禹、禺、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 视为儒家的「道统」(一脉相承的知识系统)。从此, 儒家的道统观念与儒家思想之间, 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民本思想的影响 孟子的民本思想, 行仁政的主张, 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这套革命理论,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创见, 号然此说缺乏现代的民主精神, 却成为传统治制度中, 抑制君权的合理性渊源。

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 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 如隋唐的均田制。

孔子的学说对后世有何影响?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中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它覆盖面积广,形成了幅员辽阔、人口繁密的泱泱大国。明中叶以前,中国的经济、科技、文教的发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在不少方面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 政治背景,仍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幅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元一世纪,孔子文化南下越南,东渡日本。早在明朝初年,朝鲜就创设成均馆于汉城,祭孔于文庙,促进了文化、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回顾以上文明发展的历史和孔子学说对东、西方的影响,可以看出,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的代表,其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的精粹之处,自有超出地域和时代,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客观需要的价值和成份,而值得今天的人类所吸取和发扬光大。

宋代太学运动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新政(见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设八十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间(1041~1048),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

举例说明希腊哲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我们日常情况下做事情最经常考虑事情发展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是古希腊哲学所倡导的。(利)

其次,(弊)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以及看待的神佛问题,都是古希腊哲学领域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所争论的话题(唯心和唯物两个基本概念的争端),但对于神佛的崇拜还是略胜一筹。 由此,现在有很多为宗教领域披上浓厚色彩的人逐渐转化为对它门的盲目崇拜。国家虽想在根源上将其制止,但也无能为力,政策上也只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提倡宗教信仰自由。 如今的神父和尚穿金戴银,从过去的化斋成为了化缘(要钱),这些在新闻和网络上也不少。 这也算是一大影响。

当然,影响还有很多,只是没有上述的好理解,也就不具体说明。如有需要请回。

孔子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

是孔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

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

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

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

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

“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

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

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

“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

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

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

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

傲的

孔子的学说对后世有何重要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 政治背景,仍能远播海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幅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思想不仅对中华文明,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说对后世有什么负面影响

孔子所创建的儒家学说在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成为精神文明的主导地位,也成为了封建统治者巩固统治地位的思想武器。而当时的西方各国却在不断的进行创新和改革,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在中国百姓的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也因此致使国人有了夜郎自大的感觉,不肯接受任何外来的先进思想。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衰弱的悲剧性结局。以上是本人单方面的理解,如有不到之处请楼主批评指正。

就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孔子身处动荡的社会变革的时代,时周室日趋衰微,国际间诸侯的互相兼并,各国内部权臣,氏族与公间的权力争夺日益扩大,孔子目睹时艰,抱求世弘志,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惜未受主政者所重用,乃退而致力于教育及整理古代文献,对后世之影响极大。

孔子的学说,庄子称为「内圣外王之道」。孔子的中心思想在「仁」,而「仁」则以爱人为中心,自近远,一步步向外推广,以达「泛爱众」的境界,在「仁」的基础上发展了孔子的形上、伦常、政治、教育观念。

就形上及宗教观而言

庄子<齐物论>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是碓论。<论语>亦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故吴康在<诸子学概要>上分析「孔子教义,似缺乏欧洲式的形而上学与宗教思想。」综合<论语>一书有关「天」、「性」、「命」的叙述不多。子贡亦明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首就「天」而论:<论语>中涉及天的意义有三,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属于自然情态的天。曰:「天生德于予。」「天厌之。」是偏于人格化的实体存在,属于主宰的天。曰:「获罪于天,无所祷己。」是属于义理的天。可见孔子的「天」的观念徘徊在上述各义之间,而且其词简约。至于「性」孔子仅:「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未有明碓指出其属于善或属于恶。至于「命」,<论语>所载有三,曰:「道将行也与?命也,道之所废也与?命也。」「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细析孔子所称之「命」或「天命」,盖主观之最高指导原理为人生行事所归倚的终极标准。此标准只是一个指导作用,似乎宿命的意味并不浓厚。至于「鬼神」,孔子仍抱「存而不论」的态度,如孔子病危,子路请求祈祷,孔子婉言拒绝。楚昭王病重拒绝祭神,孔子赞他知大道。故孔子答子路问鬼神生死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古代社会尊奉祖先祟奉拜的宗庙之祭,为古代先民生活之一大事,孔子承古代文化的遗绪,其尊祟丧祭之礼基于道德观念而立言,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指出祭祀时须持诚敬之心,恍若有神临于其上,遂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乃植根于道德之宗教行为,非有迷信徼福之意存于其间也。

就人生伦理观而言

孔子的人生哲学旨在使人遵循五项标准而修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合于义,立于礼。」从人类共通性而言曰:「道」;从个人修养言曰:「德」;「道」之本质为「仁」;「德」之本质为「义」。仁义之外表为「礼」。而此五者,孔子又以「仁」为中心,是天下伦理的总纲。「道」为真理之名;「仁」为真理之质,合而称「仁道」。<中庸>曰:「仁者,人也。」人为个实物,而仁即此实物之本质,合而曰「人道」。仁亦即人与人之间和洽相处,合乎礼节的做人标准。求仁的方法<论语>中述孔子与其弟子论仁之处极多,综合而论:从修已言,孔子言「克已复礼」。从行事言,孔子答樊迟问仁曰:「爱人仁」。以爱人为依归,做人的标准在心为「慈」;在行为爱。至于爱的表现积极为「忠」;消极为「恕」。进一步而言,尽已是为「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便是忠的表现。推已是为「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恕的表现。<论语>中载孔子尝对曾参曰:「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又尝曰:「夫子之道,忠恕而矣已。」则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便是「忠」、「恕」,亦即仁了。仁是完美人格的表现,故「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由是观之,孔子的仁道是由忠、恕之心的推广,遂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

就政治观而言

孔子以弘道救世为已,任抱负在政治,旨在修已以安百姓,主张从整饬伦常秩序入手,以促进人群幸福,而以教化为达到政治建设之手段。首先孔子主张「正名」,认为社会秩序的混乱根源在于一切不正。故政治的目的即在矫不正。曰:「政者正也」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正,刑罚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孔子要教人「循名责实」。孔子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知孔子的正名为政治上、社会上的名分秩序一乱,便会上下解体了。其次,主张「立信」,孔子答子贡问政曰:「民无信不立」。然如何立信,孔子认为当政者须以身作则,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则先正已而后正人也。再其次,孔子的政治主张以「人治」为本,以「德治」为体,而以「礼治」为用。曰:「为政在人」,并强调「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圣人在位施政原理在「德治」,目的在感化,曰:「为政以德,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国家专靠强权暴力的统治是不会长治久安的,故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从而又提出礼治的精神,曰:「上好礼,民莫敢不敬。」故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以教化为政治的原则,而主张教要合一。

就教育观念而言

孔子以前学术存在官府,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不,论贵贱、贫富、老幼、贤愚一律施教,实行「有教无类」,教学方法主张「因材施教」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而且因材施教又可以发展个性,亦可补其所短。在施教时注重启发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故常用问答方法使学生思考,故主张学习与思者并重,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更具体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首先,孔孟之道是农本经济的产物,作为政治伦理的孔孟之道始终维护农业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其对个人要求“安贫乐道”、“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体现在两千余年以来的政治决策中则是“重农抑末”,轻视(或敌视)商品市场经济。在孔孟之道所确立的传统经济伦理支配下的中国人,从帝王到平民,在西方列强扣响关防的初期,先是对其发展贸易的要求不屑一顾,继而对其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实在是孔孟之道所体现的封闭的农本经济观念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能反应。可以说,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摆脱儒家传统的顽固的“本”、“末”经济观念,脱不掉小农思维的局限性,意识不到商品生产和市场运作方式对于财富积累的重要意义,就不可能走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孔孟之道的经济伦理,反观近50年一度热闹非凡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得不说,所谓“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不过是想当然的伪命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当权者仍然视商品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长期蒙昧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甚至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决策的依归,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作为价值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推行孔孟之徒的理想化的乌托邦经济平等主义,终至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孔孟之道造就的封闭的小农心态,甚至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强大的惰性力量,其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以其政治家的勇气断然否决这场无谓的争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才得到全民族的接受和肯定。这场争论实质上折射着新旧两种思维。2000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第一个层面的改造——经济市场化改造已展露曙光。但是,两千余年来孔孟之道的小农经济伦理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重大障碍。对此,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孔孟之道对中国现代性改造最大的妨害,是它所塑造的政治伦理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格格不入。首先是它对皇权专制主义的张皇。儒教主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帝王外于法的观念在法家与儒家都是如出一辙。管仲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君主是法的制定者,能做到“以法治国”——以法律治理别人——已是天大的善政了。而在后来的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君权完全是以上对下的单方面的权力,韩愈《原道》说得直白露骨:“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在孔孟政治伦理中,君主有独裁的权利,臣下只有执行君主意志的义务,而民众则只有奉献物质、接受君命、服从君命制裁的义务。在皇权专制主义观念中,“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天经地义。在帝王那里,任何不利于权力独断的思想都会遇到天然的敌意。如孟子主张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虽然是从维护君权的角度对帝王提出的劝勉,但一千几百年后还是惹得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皇帝大光其火,下令将孟子牌位逐出文庙,剥夺其配享。 且不要认为儒家皇权专制主义已是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关的历史陈迹。民国初期,小学生要唱“把生命交给(孙)总理”;蒋介石统治时期,学生们要唱“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学生准则中,第一条便是:“无限终于毛主席”,而毛本人则公然声明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歌唱 “大救星”的《东方红》和海啸般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高呼声,听之泰然,甘之如饴。显然,现代无产阶级在《国际歌》中表达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自由、自为的现代社会的崇高理念,并没有取代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所尊崇的帝王意识。而中国民众的思想,如毛所言,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也来自孔孟思想的熏陶和教化。 孔孟之道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功用,是提供了一套稳固宗法皇权专制统治需要的道德礼仪规范,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维护礼治秩序的伦理学说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几乎演变成宗教式的信条,两千余年中使人无逃避于天地之间。直到近代鼎鼎大名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还有这样的家训:“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以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不顺。’”(《曾文正共全集家训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儒家纲常、名教、道德、礼仪的最大特点,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在君臣关系上,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在父子关系上用一个“孝”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在夫妻关系上,用“顺从”“贞洁”等名词使妻子一方完全牺牲于丈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这种不平等观念的基础是“天命”理论,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在这套伦理化的政治学说中,绝对找不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平等观念。

儒学早在汉唐时期便超出中国范围,向东南亚和东北亚国辐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创立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且是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远播海外,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孔子文化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到欧洲,造成很大震动。中国的文官制度经欧洲人改造,成为西方的文官制度;

孔子、儒家思想还启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法国霍尔巴赫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罗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伏尔泰认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法国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莱布尼兹主张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结合、沟通;

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吻合;费尔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扩展资料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

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孔子

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专门阐发为人之道的大学问。古今中外,解释儒家学说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为什麽还要来凑热闹?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虽愚求明”的普通人,即便夙兴夜寐,“博览群书”,总是茫无头绪、不得要领。

举例说吧,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迄今还是学界争论不清的根本问题呢。至於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还是害苦了中国?对於今天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搅成一锅黏粥。这种玄玄乎乎的“学术讨论”,对下里巴人来说,只能是一种雾里看花,遥不可接,与己何涉的奢侈罢了。

眼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国人对此天字第一号国粹其实莫名其妙,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口头禅而已。当然别说西洋人了。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尽管中国学人多不甘苟同,事实上至今孔门儒学尚难建立一种现代科学观念上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

孔子“述而不作”。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古汉语本来简约含蓄难解,加之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敲,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一旦被封建王朝御用伪儒搅和得正反黑白颠倒互用,於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其实这些还只是今天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的表面的或技术性的困难。最大的、决定性的障碍恐怕在於缺乏一种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对於孔子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罕有深入探究,苦於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线索脉络;也无法把握证伪的思辨要素,那“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竟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积极探索真理的青年毛泽东尝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毛润之1917年书信》)

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窥这个大本堂奥,当然无法形成豁然贯通的系统性观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就不免像黑格尔大师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孔门儒学的 “大本大源”,指的是儒家研究为人之道的基础原理,由此导出儒学博大精深的成套理论。好像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本》那样,以最原始的不证自明的五条公理和五条公设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系列定理,从而建立了被称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数学体系。

有鉴於此,为了切实理解真版孔子学说,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从根从头,一切从大本大源开始。

主流宗教都自称教义合乎天理,各有一番天启神授的奇迹故事。孔子导人以天理,若非天神天书秘授(天上掉下来或发自石室宝藏),敢问得之何方?

孔子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天”,以为“万物本乎天”(《家语.郊问》),这个本,既指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性之总成,亦即所谓人生“当行之路”的本源。

孔子观史,不以为造物把一切的一切都已设计定当,更没有把一饮一啄都安排好了;恰恰相反,人类的存在,很像一项天工开物的伟大实验,开了一个头,后面的事情,造物者也不能预定,换言之,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了。借用今日资讯时代术语,造物为每一个人配备了硬件,提供了最基本的软体平台,如此而已。有关人性的或正或反共性基本规律,存在每一个身心发育正常的人的本体之中,所有未来发展,要凭人类天赋灵性自觉运用,自求多福了。

立足这样的观念,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原其所自,无一不本於天而备於我也。这就是所谓“天不言”、“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 礼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以及“高明配天” (《礼记·中庸》)等“天人合一”的道理。作为政治家,更应好生领会《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懂得从广大民意中去寻找和印证天意。

这意思是说,天理的密码就藏在人性之中了。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诉诸奇迹灵异。所阐发有关人生必须遵行之天理,除“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继承、损益前人智慧精华,唯有运用天赋灵性深度“内省”,总结自身生活实践经验,澈悟“性与天道”交汇的大本大源之理,方才可能发前人所未发,创建系统的完整的指引“人之所以为人”“当行之路”的伟大学说。

孔子非常成功的“内省”,就好比后世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那样,不须庞大复杂昂贵的实验室,照样悟出伟大相对论原理,是一种纯属理性、极富创意,决无奇迹迷信神秘性的“思想实验”。

作为普通人,能不能追寻圣人思绪,运用自己的悟性智慧,结合自身生活实践经验,展开一场求诸理性良知,探大本,溯大源的思想原野自由驰骋之旅呢?

每个人的“习”可以相去甚远,但“性”总是相近的,因此孔子从人性出发的的理性“内省”之道本质上具有普遍适用性,孔子的济世学说也因此可能经世致用。身处周敬王以后二千五百年高科技发达的资讯时代,吾人即便智能资质平平,也不应妄自菲薄。先圣既已“发现新大陆”,难道后人还不能摸摸索索跟着走一遭?

拜读孔子关于治学态度的论述,可见“内省”成功的关键在一个诚字(Sincerity)。诚者,无伪、无妄也,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诚是一种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求学问态度。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之者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并立为三也)。

《尚书.康诰》曰:“如保赤子”。孟轲也说得好,“大人(德行高卓的人物)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反之,不诚无物也,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只消那怕一点点甚至自己都不易察觉的虚情假意小小鬼心眼,就足以迷乱神思,稍纵即逝间,坐失了其实对人人开放的天机解密良机。

诚心内省之难,就难在这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往往难於上青天的诚字。任何一个智能健全、具有一般生活实践经验的人,如果怀诚而来,赤子之心可掬,当真有兴趣,何不接受挑战?

至于那求解密码的“诚心内省”之法究竟如何践行?笔者作为白日梦式非正统业余思想家,不揣冒昧,敢循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理工科思维”,沿儒家心路风景线迤逦行来,设计了一套自问自答的十二题思想实验。

十二题循序渐进,立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汝意还与吾意同”的普遍性情理常识之上,摈绝一切矫情修饰,不怕难为情“率性”作答,寻寻觅觅,推推敲敲,轻轻松松,破谜解惑,居然尝到了醍醐灌顶的愉悦;不知高低深浅,据此编列出了一组信为“性与天道”交汇、显现人生“当行之路”大本大源的“联立方程式”,可堪求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洞察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重新解说人类世界?愿与普世同好共此说三道四,高谈阔论,不释不止。

如果读者有意共享一场模拟“与孔子同在”思想实验不亦乐乎美好时光,一道领略豁然开朗、灵性感悟无限乐趣,即便完全没有受过哲学专业教育洗礼,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有听说过古希腊的“自然法”之类,都何妨来这此不扰人、不花钱的思想实验试着一道走一遭。“人皆可以为尧舜”也。

求解“大本大源”思想实验十二题问答如下。

一问: 君不见“与鸟兽不可言仁” 也,试问人类较之禽兽,有何非常高明之处?

答:有思想!不,禽兽可能也有某种“思想”,但禽兽的“思想”只局限於本能活动的范畴而不可能超越之。人类思想具有禽兽不可比拟的明辨、理解能力,特秉无限的创造性智慧,普天之下唯人类思想拥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徵,可以称作“灵性”吧。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

“灵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抽象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莎士比亚这样自称自赞:“人类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杰作!多麽高贵的理性!多麽伟大的力量!多麽优美的仪表!多麽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麽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麽象一尊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

请听真:

“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巴尔克《骡皮记》)。

“最漂亮的聘礼就是才干。”(巴尔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才能是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果戈《肖像》)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赋予了作为人类特徵的“劳动”以不同於通常所谓的“干活”的深刻意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於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意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形态发生变化,同时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地树立目的和贯彻目的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不断超越已有的成就。

要问“人的根本特性”是什麽?它不同於“食色性也”之类生物共性,也不是社会性、“阶级性”之类后天获得的属性,它应该是把人类和其他生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天赋秉性,这就是通过掌握事物规律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非凡创造性能力——“灵性”了。

二问: 好啊,好啊。那麽人类较之禽兽,又有何种明显的共性“思想”呢?

答:谅必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者说都有源自一切生物本能的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幸福生活)的本性吧。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个人总是且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也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286页)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于这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费尔巴哈》,第24页);至于社会结构,它“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同上,第15页);所谓“社会存在”,不过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

因此,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之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的原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三问:让我们把人类的利己之心称作私心(Private Interest)。设想人类如果没有了私心,会出现什麽情况?

答:利己之心或私心如同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无论是谁,没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心态,没有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的欲望,或者说如果没有了私心,很难想象居然还会活得下去,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出局吧。

“活着而没有目标是可怕的。”(契可夫《契可夫文集》)

“没有目标,哪来的劲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快活的。”(查尔斯.德《患难与忠诚》)

“欲望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从而增添。”(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

“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目的;这个目的使一切规定、行为和手段都神圣化,只要它们都从属於这一目的;一旦这一切不为目的服务而各行其是,目的就要痛骂它们。”(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

“我有权力成为幸福的人,哪里有幸福就到哪里去寻找。”(西班牙 伊巴涅斯《不速之客》)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吾人称颂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的是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四问:那麽人类的私心一旦和特秉的灵性——创造性的智慧相结合,会发生什麽情况呢?

答:嗯……私心作为原动力,将驱使灵性能力发挥作用,力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做出禽兽万万做不到的有利增进自身福祉的创造性成就,即所谓人往高处走,或称为谋求发展吧。相比之下,禽兽纵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妙本能,但禽兽的利己之心毕竟驱动不出创造作用来。灵巧的蜘蛛和小蜜蜂各有几乎不可思议的织网和筑巢的奇妙本能,但缺乏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性智慧,如果环境条件不变,其生存方式可以千年万年因循往复,不见得有什麽长进的。

人类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把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延长和加强了自己的四肢和大脑,从石矛、石斧到牛耕马拉,从蒸汽机、电力驱动、轮船飞机,到宇航、电脑、互联网、燃料电池、基因工程、纳米材料;从茹毛饮血的穴居人,经由图腾部族生涯,创造宗教、艺术、法律、制度,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是体现了灵性人类特有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成功发展过程。

“一切(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於此——在於创造的刺激” ( 罗曼.罗兰《手简》)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罗曼.罗兰《约翰克斯多夫》)

“创造,或者酝酿未来的创造。这是一种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这种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罗曼.罗兰《母与子》)

“人类的生活就是创造,就是努力去战胜僵死的物质的抵抗力,希望掌握物质的一切秘密,并且迫使它的力量服从人的意志,为人的幸福服务。”(高尔基, 引自《俄国文学史》)

“(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发展”(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人生如果安於现状,以为满足,不图发展,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隐而不发,如有若无,尽管人模人样,莫非有意无意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五问: 诚然如此!试问人类私心驱动灵性带来发展,倒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嗯……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讲一讲什麽叫好事,什麽叫坏事。

立足人同此心的情理常识,事物的所谓好坏,善恶,或正反,就是在考察范围内增进还是破坏人间福祉的正反对照简化代词罢了。

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或正反的标准是什麽?通常以此人在自利之外,懂得利他,能为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感到快乐)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只图自利,不惜破坏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者就是坏、恶、负了。

如果我们就个人、集体、社会的整体意义上,也就是从广义的人际关上谈论好、坏,善、恶,或正、反,不妨认为,当追求个人(或小集体)利益与增进群体(或大集体)利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取得一致时,亦即人们孔子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至“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事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则为坏、为恶、为负了。

发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为始发驱动力,但以利他(而非损人)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条件,因而也产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许多科技发明创造,当事人因此获得荣誉和报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类,带动社会进步。负向者损人利己,或损人而实际上未必利己,为害他人以至祸延社会,譬如盗窃、欺诈、抢劫、陷害、凶杀、侵略战争……甚至也毁掉自己。

“雄心是生活的动力,也是一切灾难的渊源。”(西班牙苏内吉《合同子》)

六问: 请仔细想一想,发展取向孰正孰负,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麽?

答:让我想一想……灵性是个中性因素,或者说是一柄双面刃,既可以为正向发展服务,也能够替负向发展效劳,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私心主导的取向了。

如上所述,利己心无疑是人性当中驱动灵性发挥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Egotism) 或“自私”(Selfishness),驱使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形成上面所说的负向发展。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私心同自私之心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为利己的私心画出一条界限,就是要承认别人同样享有利己的权利,尊重而不是侵犯别人的利己权利。

越过这条界限,意味着天赋灵性会被用来损人利己,做坏事,作恶犯罪。让我们把无视这个界限,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和集体的利益的倾向,定义为“唯我主义”或“自私”;把“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行为视为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推论至此,我们将要引申说明作为调节控制利己之心的要素的存在,那就是被誉为美轮美奂高尚情操的利他之心(Benevolence)了。

如果一个人有相当强度的利他心,协同利己心以调控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导向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利己心没有适当的利他心扶正,就很容易无所遮拦,走上极端,成为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什麽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认为“善”的道德观念的滥觞。

人类天生的利他因素非常微弱,不足以“自动”地产生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的能力,所以人类特秉的灵性与自私相结合导致犯罪,可说是人人与生俱来,在所难免的“天然”恶性性向。据此,基督教神秘难解的 “原罪”(Original Sin)说,莫非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即:原罪=灵性+自私,作出合乎理性的诠释。

至於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无缘问津人类独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其行为不能超越本能的范畴,无论其表现看去何等凶残可怕,就伦理意义而言,是无所谓犯罪或原罪可言的。

七问: 好了。我们常常习惯地把利他心称为爱心(Love,Benevolence)。试问爱心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吗?禽兽也有爱心吗?爱心对於人类世界意义何在?

答:好像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畴的“爱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后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其中尤以“母爱”为大端。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爱心相当有限,不见得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人类虽然拥有至可宝贵的灵性,但只有靠着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范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范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从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维护人类特秉的创造能力在集体范围联合运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既非天生,也不遗传,系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后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这个“高阶爱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根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几个人的微型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下文所说爱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后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超乎非灵性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从昆虫到猿类,许多动物有群居习性。动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社会根本不同,是通过遗传实现的盲目的本能现象,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在适应个体生存和物种延续需要的过程中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结果。在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千年万载,这种本能行为的模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调控私心,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谋求增进自身福祉。

这个足以调控发展方向所需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弘扬、扩展至集体、社会,就是所谓公心(Public Spirit)了。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的简单方式是强暴。霸王硬上弓,会遇到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共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后、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从孔子开创到变成官方哲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期间也接受了许多其它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以及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儒家伦理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时代思想的冲击。春秋时期,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主张“仁”的思想。但那个烽烟四起群雄争霸的年代,“仁”的思想不能为统治者逐鹿中原,成就大一统的霸业。所以有了孔子与弟子的周游列国。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成为了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人性本善,他将“仁”的思想运用到政治思想上,他希望以推行“仁政”来结速纷乱的列国分争局面,但依然没有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实现。而儒学的思想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秦王赢政统一中国后,采用严刑竣法的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甚至以“焚书坑儒”的方式来禁固人的思想、巩固自己的政权。于是儒家学派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汗朝建立,在采用“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已经逐渐强大。到了汉武帝时代,便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来巩固政权,于是便有了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感应”。汉武帝转“无为”为“有为”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学说“仁”的思想,重伦理、重道德的特点可以为统治者更好的治理国家。儒家成了官方思想,儒学从此繁荣下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中,它的儒学思想一直成为统治者最好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手段。但繁荣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许多其它外来文化的冲击。东汉以后因为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盛,对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学提出了挑战。南宋理学家朱熹他充分吸收北宋理学家的思想,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使得佛道的虚幻因素与儒家的现实观念融合起来,最终为现实服务。这一思想的融合使得儒学的发展更进一步,他将儒学又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峰。虽然“孔孟之道”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以后来尊崇儒家的朝代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同时它的“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也同样成了人们的精神枷锁禁固了人们思想的自由,明清以后的八股取仕更使得读书人变的迂腐而没有思想。这是儒家文明在后来发展的弊端。但儒家伦理所提倡的“推已及人,先人后已”的待人原则也成为了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到了民国时期,李大钊等人提倡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统治的专制思想,从而全盘否定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再一次受到严重阻碍。而反观海外,日本是最早学习中国儒家文明的国家,它吸收、实践、学习中国文明,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到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在学习西方人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未摒弃儒学文化,而是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得日本很好的继承了儒家文明。还有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的移民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势必会有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流入,而这便又是一次西方文化对儒家文明的冲击。对于这样人的冲击,新加坡政府仍然坚持通过一系列举动强制推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使得在国家西化的过程中,儒学未被湮没于西方文明。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在社会的安定中起着很好的辅助作用,所以在当今社会中不仅中国等亚洲国家推行儒学,逐渐地西方国家也慢慢接受这种道德价值观,相信未来的时间中,儒学的发展会日趋好起来。(非原创)

中国人在道德方面的兴趣似乎远比在科技方面大,西方古典大师们常常是集科学与哲学于一身,而我们的先哲们则更喜欢直接为政治服务。儒学学术上第一把交椅的座次虽是后来汉武帝封的,可历代儒士们也从来没有因此自满过,可以说,两千五百年来他们仍在不断地追求一种尽善尽美的道德。先有孔子的“仁者爱人”,再有孟子的“舍身取义”,两位祖师爷的教导给日后的儒生指明了研究发现,也给后世国人定下了处世准则。

孔子的“仁”和基督教的“爱”不同,“爱”是被动的,仁则是主动的,爱你只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既然“人之初,性本善”,那爱你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无从怀疑的。不幸的是,这一来也就把一些人的思维禁锢住了,以致产生了不少认为这世界就应该人人讲理、讲仁义的天真腐儒。

这仁义理论上升到了国家高度,也就有了王道与霸道之分,什么叫王道?就是你仁义,以德待人,把人感动得甘心情愿认你当老大。什么叫霸道?就是你有实力,以力服人,谁不服就把他打服为止。由于文化基础不一样,也就形成了中国人喜欢讲“理”而洋人喜欢讲“力”。这王道思想的确是中国式思维中很奇特的东西,其他文化中类似的还真没有见过,所有王道思想也只能在认同儒学的中华文化圈里谈,出了这一界限再一相情愿地谈王道的就太可笑又可悲了。蒋介石战后“以德报怨”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想行王道的仁义就得先有行霸道的实力才行,否则只能贻笑大方。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把中国人毫无退路地从自己的世界带到了地球村,既然和大家一起住,就难免发生点小矛盾,可这时处理起来就只能用大家都能认同的法则了。王道的仁义法则人家不认,只认那条实力法则。真不巧,这正是孟老夫子所不齿的霸道。

日本人向中国学了一千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学了个遍,就是没把王道学会,自从有实力和中国较劲后从来是打着王道的旗子行着霸道的手段,日本人的文化中没有儒家的“仁”,也没有基督教的“爱”,佛祖“慈悲为怀”的教导对他们更是耳边风,也就造成了其特有的民族性。

美国更是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霸道国家,从白人登陆北美大陆那天起,从来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用“力”时从来是当仁不让。孟子的“义”很抽象,而美国的“义”很现实,“义”就是“益”,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绝不做亏本买卖。什么君子重义小人重利,谁听那个?不重利今天的强大从哪来?什么叫君子小人?有实力把你打趴下我就是君子,实力单薄,让人打趴下你就是小人。简单而实用,真值得中国人学习。

中国想在世界上拥有相应的大国地位是理所应当的,可最不愿意让中国来分一勺的也就是武艺高强、腰缠万贯的美国和跟在它后面的日本。这两位全是霸道起家,也只认实力,和他们谈王道纯属对牛弹琴。中国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太深了,就连在家里清理门户都要先在“理”上“义”上站住脚才行。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上引经据典,翻烂史书,就算能证明出在北京猿人时台湾已纳入中国版图,钓鱼岛已是中国领土又有什么用?香港是中国的连证明都不用,当年人家有实力抢你还能不给?现在有实力要回它还能不还?前清屡次战败,正义每次都是在中国一边,可是中国的银子还是流进了列强的腰包。

中国想成为真正的大国,只有增强实力。台湾不能独立,钓鱼岛不能姓日的原因只要一条,就是这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条理已经是充分得不能再充分,剩下的只能用实力来解释。

王道法则是地区性的,而霸道法则是世界性的,王道并非一无是处,对自己人现阶段的王道就是发展、自由、平等、教育、廉洁、民主……对不认王道只认霸道的外来势力,只有在对方的实力面前“来而不往非礼也”了。可惜现在的中国人还是有秀才心态,总以为就算遇上兵有理就行。从1840年到现在,过了160年也没明白过来,还是对王道世界充满幻想,而忘了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世界了。王道和霸道的理论虽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却总是对内霸道对外王道,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王道的悲剧和霸道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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