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罢中书省，设“四辅官”，不久又罢。
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英武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
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
仁宗时，任用杨士奇、杨荣为华盖殿、谨身殿大学士，权力加重。
明世宗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
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
明初在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改用四辅官而又证明不副职任之后，乃改用内阁制度以作为皇帝的辅政部门。
内阁本来并不是一个机关部门的名称。最早，朱元璋使用翰林院的学土、编修、检讨、修撰、侍读等所谓文学侍从官员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这些人并不能参与重大政务的研究，更不能独自处理什么问题，仅是由于他们经常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逐渐才被称为内阁学士或大学上。彼调来的人有的便被称为“入阁”。
初期内阁的职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拟，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之下不得设置任何宫属僚佐，内阁大学士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的事务，不得参署诏令，更不得以部门或个人的名义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各机关奏事也不许关白内阁。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不过是一些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他们的职任仅是“详诸司奏启”，只能使用“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的名义，可见纯是事务性的，而非政务性的职务。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卑位微”，“帝方自操咸柄，学士鲜所参决”。
朱元璋一反自秦以来将内侍人员逐步升格为正式朝官的做法，而是将已定型的国家机关和职官重新贬降为侍从。这样的模式曾经维持到他去世为止。其所以能勉强试行了十多年，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本人具有着不同于其后代皇帝的优异条件，他“肇迹民间”，“备历艰难，饱谙物态”，作为创业开国之君享有极高的权威，又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和才能，并且极勤于政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体制推动当时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这是变局而非常局，可以适用于一时，而难垂诸久远。因为，由一个全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独揽，小权不放，事必躬亲地履行全部统治职能，事实上是绝难世代相承的。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职权便已发生明显的实质性变化。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篡位胜利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七位年轻有才能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蠲免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终朱棣当政的永乐时期22年，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
到了洪熙（明仁宗朱高炽）、宣德（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登位时，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以前朝旧臣元老的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幼的皇帝不能不把很多政务交给内阁办理，内阁的权力就逐渐加重。及至正统（明英宗朱祁镇）以后的历届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的人，有人20余年不上朝办事，国家的日常事务更只能推给内阁办理。本来规定，内阁只能承旨办事，内阁大学士不过是备顾问的辅助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逐渐担任了代替皇帝草拟诏令敕浩的工作，还负责起草批复奏章的“票拟”任务；本来规定，六部及其他国家机关均由皇帝直接领导，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和权力均远较六部尚卡低（原来规定内阁大学士为正五品官，尚书为正二品官），各单位有事不得关白内阁，但后期的大学士有些兼任尚书之职，有些还享有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崇高政治称号，官阶又更定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只好请示内阁大学士，又演变为实际上是内阁属吏的状况，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六部的办法。在内阁大学士中又按地位高低顺序，分为首辅、次辅、群输，首辅“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在这种情况下，便相继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权相”。朱元璋关于永废丞相的规定事实上被完全破坏了。
内阁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掌有了“票拟”之权。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掌握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职权，其重要意义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代言之司”，所代表的乃是具有绝对权威的“皇言”。“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但是，内阁的“票拟”终究不过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最后的拍板定案仍决定于皇帝的御批（当时叫做“批朱”）。内阁权力的有无及大小，内阁实际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现在所拟“票拟”被采纳的程度上。洪熙、宣德时期，三杨所拟的“票拟”，万历前期，张居正所拟的“票拟”，差不多都转化为“批朱”的蓝本，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统以后，诸如成化、正德、隆庆、天启等朝的皇帝都特别宠信宦官，甚至将“批红”的大权也交给宦官头子代行，内阁的职权自必受宦官的钳制。实际上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明中叶以后，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们得势时无不压抑和控制着内阁。
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阁的大学士从翰林院的侍读、侍讲学士、编修等人员中选用，天顺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已经成为制度。这是由于，翰林院上述职官多在各次科举考试上名次最高的一甲人员中选拔，翰林院被认为是集中了士人中的精英，又一向职司御前的重要文字工作，所以从翰林院中选拔人员进入内阁，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据统计，明代曾任内阁大学士的共有161人，其中经殿试中进士的有157人，占963％；157人中又有131人经翰林院入阁，占大学士总数的8003％。足见科举高第，入翰林，乃为进入内阁的主要途径。当然，这些本来并无实际领导军政工作经验、久在翰苑舞文的人，进入内阁之后能否有所展布，就要看各人不同的主客观情况和条件了。
伴随内阁制度的建立和职权的提高，历史上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又在新的条件下有所表现。皇帝所要求于内阁及其大学士的，是不折不扣地承旨办事，绝不允许皇权旁落。而在当时，能否被选择入阁和能否受到宠信重用，又在于是否能忠忱地维护皇权和恭顺迎合，是否能胜任皇帝专制独裁的工具。故此，碌碌充位、但求持盈保泰的多，勇于任事的少。皇帝常因本人的爱憎而决定大学士的进退。自洪熙、宣德时期开始，曾在皇帝未登极前任过东官僚佐、藩邸长史、讲官等职，即与皇帝本人有过一定人事渊源的人，在入阁人员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诸如陈以勤、高拱、张居正、赵贞吉、朱国祚、袁宗皋等人均是。另外，有些人则是以精心迎合作为进身之阶的。例如，因武宗朱厚照无子，以兴献王世子朱厚熄入继，是为明世宗。他登位后，要求将自己的亲父尊为皇统，受到廷臣的反对，当此廷议沸腾之时，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揣摩逢迎，上疏主张“继统不继嗣”，引发出一场所谓“议大礼”的争论，张、桂、方等便因议礼有功，相继被以特旨宣召入阁。朱厚熄中年以后迷信道教，大搞玄修斋蘸，李春芳、严油、郭朴、袁炜、夏言、严嵩、徐阶等人均因精于撰写用以焚告上帝的“青词”，“以青词结主知”而先后入阁。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备员充位，但求保住高官厚爵。相反，其中有少数人在入阁后希图有所作为，要求对日趋颓败的政局进行有效的整顿，希望“起衰振隳”，却被认为“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如果一旦被怀疑是对皇帝有不忠不顺之处，往往便会被贬革，甚至下狱处死。嘉靖时期的夏言，崇祯时期的周廷儒，是被处死的两个有名的大学士。张居正是万历时期积极主持改革改制的封建政治家，但也在身后惨遭抄家之祸。由此说明，明代在设相废相之后建立起来的内阁制度，并没有成为在封建社会晚期与高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体制。许多老矛盾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封建制辅政制度仍处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之中。
第一，明朝内阁制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
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万历皇帝和嘉靖皇帝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皇帝怠政，首辅几乎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仅仅在这一点看来，这和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的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制有很大的可比性。
第二，明朝内阁部分限制了君权，使得国策制定实行存在部分民主科学性。
明代朝廷如果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而是由所有部门在皇帝面前公决，这叫做廷议。廷议这种制度虽然决策采纳权完全在皇帝手中，但是这种讨论的方式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在皇帝怠政的时段，内阁和拥有披红权的内监掌握实权。当然明超的太监也并非全都是魏忠贤似的大恶人，像是伟大的航海家郑和（成祖朝）；舍命救小皇子的张敏（为保护太子朱祐樘，被万贵妃陷害吞金而亡。宪宗朝）；细心辅佐孝宗推荐了许多正直有才官员，被奉为贤士的太监怀恩（孝宗朝）；推行张居正改革擅书法 算是比较有文化太监的冯宝（神宗朝）；忠心辅佐后来的光宗的大太监，也是明朝极少几个被士大夫们称道的明朝太监王安（光宗朝）；一直跟随思宗到生命的尽头的王承恩（思宗朝）等等。虽然我们不等奢望，贤良的太监加智慧的首辅的梦幻组合，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部分时期内阁制还是十分完美的。
第三，内阁控制权的争夺，引发党派争夺，政治昏暗。
对于首辅一职的争夺是各大政治利益集团角逐的核心。党派的政治斗争没有使朝政清廉，反而加剧了社会危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在稍微安定的时段，文官集团的勾心斗角也十分严重。张居正正是使用了种种“小人手段”爬上首辅宝座的。
第四，明朝内阁制影响了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对其有借鉴作用。
明朝的内阁制被英国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西方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朝时期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而在后来西方的启蒙运动时，伏尔泰等人也无不赞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完美，虽然他们的赞美只是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传播找个借口或“不恰当的例子”，但是，必须肯定的是，明朝内阁制的确影响了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五，明朝内阁制为宦官专权提供了土壤。
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治最乌烟瘴气时，司礼监便是宰相兼皇帝。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也只能同司礼监勾结，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当然，肯定有人是因为张居正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才反对他，不过那个理由可没说错。事实上，张居正这样的擅权者是国家的福气——可惜明代就一个张居正。整个明代政治一直是乌烟瘴气的：太监专权、严嵩这样的祸国大学士、旷日持久的党争，最终把大明带到了死路。
明朝内阁制度与西方内阁制度的区别
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重要的差别：
首先，源泉不同。我们的内阁制度是明太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废掉宰相一职使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后逐渐形成的。而西方的内阁制度是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国王经常召集一些政府要员在一个小阁楼里开会而逐渐演变来的。
其次，土壤不同。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在专制主义的土壤中产生的，其性质也只能是一种封建专制强化的政治制度。而西方早在希腊罗马时期政治民主化就起步了。西方的内阁制度也才具有浓重的民主色彩，在其形成以后更是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我们在民国初年把议会制、内阁制度从西方搬回来却不适合是我们的原因了，我们没有使其成功的土壤。
其次，身份和职责不同。明朝的内阁是皇帝旨意的执行人，是由皇帝任命的，所谓的阁员，内阁大学士不过是皇帝旨意的拟稿人而已，执行的是皇帝的命令。明代的内阁制度不是权力分化的结果，内阁成员既行使立法权（当然不能违背皇帝的旨意）、又拥有行政权（内阁成员多是六部要员），还行使司法权（内阁中包括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督御史）。而西方的内阁是由议会选举而形成的，执行的是议会的决议，代表议会、代表国家元首行使国家行政权，受到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产物。
最后，植根之制度不同。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明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十分缓慢，明朝内阁制建立在此之上，制度本身缺乏民主。而西方的内阁制度在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民主政治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
以上便是我对明朝内阁制的一些简单看法。通过对于明朝内阁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本身是比较好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朝着后来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方向发展的。但是强大的封建势力始终没有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快速且茁壮的成长。制度的漏洞有不断被掌权者们所玩弄、把持，政治上难以民主与平等。虽说这样，但，我认为，明朝内阁制在我国政治史上是一次卓著的探索。
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朱元璋一手建立的，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利，收回宰相手中的权利。可是在他的子孙后代实行起来就差强人意了。要是朱元璋知道了估计会从坟墓里跳出来，内阁不仅包办了明朝的大小事务，也就是说全国有内阁来管了，而不是皇帝，而且连皇帝都管，达到娶老婆，小到吃啥，内阁都有插手的权利。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削弱大臣力量加强皇权，这只是目的。为的只是要让他们为皇帝服务。这个制度不仅服务了，还过了点头。
1、特点
1）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3）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4）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5）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
2、明代内阁的设立实质说明了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
明朝内阁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
扩展资料：
特点：
1、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
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2、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
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
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3、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
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内阁制度
明朝内阁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1] 。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
内阁制度,对明代的政治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
首先,是助长君主专制。太祖废除丞相以巩固其统治权,内阁制度随着君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内阁首辅虽俨如汉、唐之宰相,但并无节制君权的作用,事无大小都要秉乘皇帝的旨意行事,内阁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是明统治者用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朝皇帝以内阁佐理政务,而一切施政皆由皇帝专权独断,大学士仅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实属皇帝的附属机构,皇帝往往借内阁以遂其私心,使明代之君主专制比历代为甚。
其次,是助长君主荒政。内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对奏章作出票拟,再呈皇帝批红,原意在于使大学士能对政事作出「提议」,但若皇帝无心理政,可以不加细阅,便作批决,阁臣亦无可奈何。因此,内阁的「意见」遂演变成为「决策」,无疑助长助了君主荒政。明代皇帝多荒废朝政,与此不无关系。
再者,是形成宦官弄权。明代内阁因为欠缺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往往难有作为,随着明中叶以后,君主的日益腐朽,更弊端百出。明代皇帝日渐颓废,往往深居内殿,不亲政事,不与大臣相接,而往往把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明之司礼监的地位职掌在宦官中最崇重,又常亲近皇帝,乃有干预朝政之机。皇帝既不见大臣,一切奏章皆靠宦官居间传达,甚至「批红」之重责亦假手司礼监,使司礼监的权力凌驾内阁之上,阁臣的权力仅止于「票拟」。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是假手司礼监代批奏章,内阁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能承机窃柄专权乱政。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至于阁臣之不肖者,更争相谄媚逄迎宦官,助阉为虐,狼狈为奸,助长宦官的气焰。综观明代宦官为祸之烈,实与废相后,内阁无实权,加上君主过于宠信宦官,使宦官得以居中用事所使然。
还有,是演成朋党倾轧。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首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最后,是导致政风因循。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而拜命入阁,他们大都是十年窗下,久在翰林苑,舞文弄墨之士,并无实际的政治经验,一旦入阁,大都昏庸而无识见,阁臣为保官秩,大都庸庸碌碌,而很少勇于任事,敢作敢为。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继之为政者,惩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总结而言,有谓明代无善政,是始于太祖废相。在某程度上是有其道理的。如上述所言,因为没有宰相,令皇权失却制衡;加上内阁无合法性,故无实权,事事听命于皇帝,造成君主独裁。如遇上昏庸之主,又会导致宦官为祸。而且内阁首辅为求争取权力,往往依附宦官,排挤异己,更助长了宦官的气焰。由此可见,明内阁的出现与其政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影响深远。
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朝廷制度最大的改革就是废除了将近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但是却不经意的弄出了一个比丞相制度还要厉害的内阁制度。那么大明的内阁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他的运作法则又是如何呢？
首先来了解一下明朝朝廷究竟是做如何运营：全国的各省，府，州，县把各地的奏章上送到通政使司汇总，经过此处汇总之后，再由司礼监的太监呈递给皇帝参阅，皇帝参阅过后，在由司礼监送至内阁，由内阁的阁臣在奏疏上批出处理意见，在送至皇帝处，由皇帝划勾，交由六科校对。
《明使职官志》就曾经记载过对于内阁的职权
“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起初，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处，很多旨意和批注都是由内阁大臣完成，并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随着明朝后来的皇帝越来越不愿意加班，甚至到最后连八小时工作都不愿意了，内阁大臣就变得越来越权高位重，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内阁，在真实明朝政治体系中地位和实力。
先来谈谈内阁大臣的第一个功能“献”。比如说，国内发生了一件事情，皇帝对于此事有疑惑，就会咨询内阁大臣。大臣将对于此事的看法以及对策上奏或者谏言，就被叫做“献”。如果皇上采纳了这位内阁大臣的意见，就被叫做“献可”，要是皇帝不采纳，就被叫做“替否”。
在这里，要首先说下，朱元璋设立内阁的本初，是为了负责给自己整理文件公文。但是朱元璋本人权力欲望强烈，且依靠自己夜以继日的工作，才没有将权力旁落到内阁身上。
然而他的后代子孙，养尊处优，养在深闺处，自然而然无法像朱元璋一样能吃苦。所以慢慢的，也就从“秘书处”兼职到了“备顾问”的职责。
可以这样说，内阁在逐渐演化成一个皇帝的“智囊团”。比如说明朝的很多对外战争，以及对内的平叛都是由内阁大学士指挥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战策。
特别是万历三大征，这三场战役的获胜，不能不说是内阁的在背后辛苦的付出，又是调集钱粮，又是从国内征集士兵，要不然如果只依靠那个三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恐怕结果就很难说了。
内阁大臣的第二个功能“为帝王师”。在明朝，内阁大臣是有义务和责任向皇帝和太子讲授儒家经典以及治国之术。因为如果你要能进入内阁，就必须是科举考试能进入一甲，进入翰林院，可以说都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都是国家内最高学者。
比如说，内阁首辅高拱，就做过隆武皇帝的讲师，张居正就做过万历的老师，孙承宗也做过天启皇帝的老师。可以这样说，明朝的皇帝出于对自己老师的感情，也使得内阁这个行政机构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一种存在（因为在明朝的编制上，内阁只是一个皇帝的秘书处）
内阁大臣的第三个功能“票拟批答”说到票拟，这个可以说是明朝内阁中内阁首辅被称为百官之首的最为重要的凭借，因为票拟，是使得内阁大臣拥有了可以否定皇帝皇权的能力，这种权力的能量甚至超越了中国历代王朝大臣的权力。
朱元璋本来将千年的宰相制度消灭，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但是恐怕朱元璋自己都没有想到，消除了丞相制度，却来了一个比丞相制度更为可怕的内阁制度。
这点道理，就像人类的疾病一样，每次人类消灭一个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就会出现另一种巨大的威胁人类安全的疾病出现。
比如先前，像水痘和瘟疫一直威胁了人类将近千年，像鼠疫就曾经带给欧洲将近两千万人的死亡，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是因为被西班牙人所带来的水痘因此永远衰落，但是这些疾病被人类攻克后，又出现了艾滋和埃博拉。
因此，可以看出，很多事情，不是人能控制的，哪怕是贵为天子也无法改变的。拟票就是内阁的大臣，以天子的名义草拟文书，以及从六部和各司送上来的奏章以及公文请示。在草拟之前，内阁首辅大臣首先会将所有的内阁大臣集中在内阁商谈好问题的解决办法。
然后再和皇帝共同讨论，研究出合适的解决方案，再由内阁草拟成文字，下达到六部各部门执行。所以说，明朝的内阁就几乎是唐宋时期，中书省，门下省，以及翰林院的综合机构。
这样方便的操作，就使得明朝的皇帝成为了中国历史皇帝中给人感觉最为慵懒的主要原因。毕竟，人的行为，都是制度的产物。在这样的制度下，明朝出现了武宗，嘉靖，万历，天启，光宗这样的皇帝也就不奇怪。
明朝六部和各司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中间没有宰相，而皇帝的政令和批复都是由内阁大臣草拟以及批复。
更为重要的是，内阁同时也是大明皇帝的智囊团，再加上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慵懒，因此明朝皇帝的权力和意志经常就被内阁大臣压制住。
那么票拟制度的具体措施如下：一：所有的奏疏先全部送至内阁，内阁大臣阅览所有的奏疏后，写出内容大概，既“引黄”
二：阁臣用小票写出奏疏的应对方案，这就是票拟。
三：随后大臣会将“引黄”‘和“票拟”贴在奏折上，皇帝会在大臣“票拟”的奏章上用红笔“批朱”。在明朝的中后期，因为明朝皇帝越来越懒，很多时候，这最后的朱批都由皇帝交给秉笔太监来“批红”，皇帝只要语音就可以了。
了解明史的人，现在知道万历时期的张居正为啥权力那么大了吧，他自己票拟，再交给当时他的好战友兼好兄弟的秉笔太监冯宝“批红”。几乎是无缝隙直接对接，自己写的奏折，自己给“票拟”再自己“批红”，玩的是一身劲。
张居正也正是因为由此套路，才可以在言官众多的大明朝廷中，一意孤行的实行自己的改革措施，才将差点被嘉靖搞休克的大明朝又奇迹般的中兴起来。
四：如果，皇帝不同意内阁大臣的意见，就会有两种办法处理，一个是把奏章重新返还给内阁，让其重新“改票”。另一个是内心很纠结，自己也不知道改如何处理，但是感觉大臣给的意见不满意，就会将暂时留下来，暂不处理，叫做“留中”。
票拟权，本来是内阁大臣集体拟票，再交给皇帝。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拟票的权力也逐渐到了首辅手里。史书记载：
“居首者秉笔，地望与次相悬绝矣”。
票拟权的绝对垄断，使得票拟权力成为了首辅的个人“特权”，就连次辅都没有权力。
五：封驳权
明朝的内阁几乎是所有当时读书人的终极梦想，首先权力很大就不用说了，这其中还有一阁超级厉害的地方，就是内阁在拟票的权力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厉害的权力“封驳权”。
说白了，就是皇帝下达的指令，如果内阁经过探讨后，觉得不适合，或者有违民意，就可以将次御令封上交还给皇上。
万历时期，因为太子的问题，使得大明的朝廷官不聊天，万历皇帝终于扛不住大臣的疯狂攻击之后，终于熬不住，下令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是这个指令刚下，万历就后悔了，想撤回这个指令，但是此事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就封驳了这个上谕。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内阁首辅有这样的权利，但是这个技能不到万不得已，首辅是不会使用这样的办法的。
毕竟，这样做的代价，有可能会让首辅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搭上自己的生命。封建社会，皇帝是拥有生杀大权的，内阁首辅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将自己送进大牢甚至到菜市场。
内阁大臣除了以上的职权外，还有其它的职责。内阁大臣除了是大明王朝中读书人的佼佼者之外，在军事上突出表现，也是让人不觉惊叹。像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中的总指挥就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李化龙，还有崇祯年间抵抗满清入侵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以及镇压流民的大学士杨嗣昌。
由于内阁的成员，依据明朝祖制的话，只能是五品。为了提高内阁的地位，这些内阁大臣都可以兼职其它的职务，比如太子太傅，太师，太傅，以及三公之位。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存在，最为厉害的组合是内阁首辅兼职太傅，再兼职吏部尚书。这一下子，就是基本上是无敌的存在，行政权和人事权都在自己身上。由此可想这是多么厉害。
明朝的内阁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一些懂得治理的人，弄到一起，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这又就是，明朝的皇帝比清朝的皇帝差那么多，其寿命还比清朝好要长的原因。
之所以明朝会灭，其中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崇祯太勤奋了，一个养在深闺的人，什么都不懂，又没有见识过民间的疾苦，但是却在哪里都瞎指挥，十七年的时间，就换了五十多个首辅。不懂的皇帝指挥懂的大臣，最后大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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