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前书肆，北宋时书林、书堂，南宋时书棚，明清时书铺，皆泛称书坊。古之书坊，大略相当于今日之书店、书城，均具备鬻书贩书的功能，有别之处在于书坊兼可刻书，而今之书店毋有此种功能。书坊的出现是适应民间教育学术文化事业普及与发展的产物，亦是商品生产交换流通的必然结果。图书贸易萌芽于两汉时期，西汉时在太学近旁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关于“书肆”的记载始见于杨雄《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可见书肆最迟于汉成帝时期已经出现，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许多典籍皆人为抄写，市场上流通的也以手抄本为主，也就相应地催生了“佣书”这一职业的兴起，“佣书”出现于东汉，发展于魏晋，鼎盛于隋唐，大量手抄本、写本书涌入社会，“佣书”成为向社会提供书籍的重要来源。之后随着唐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逐渐普及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印刷和文化传播之效率，市场所求随之愈大，书坊数量愈多，所刻之书愈繁。有学者认为，书坊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唐——清代）为满足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兼销售印本书籍的私营单位。书坊所刻之版本被称之为“坊刻本”，坊刻本与官刻本、家刻本作为文化传承之载体，共同丰富并促进了了中国古代版刻图书事业。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咸淳临安志·卷十九》、李致忠《中国出版通史·宋辽西夏金元卷》、顾志兴《钱塘江藏书与刻书文化》比较综合统计，临安（钱塘、钱唐、杭州）地区共有书坊80家，临安书坊所刻书目影响极大，其中五代1家，北宋5家，南宋30家，元代6家，明代36家，清代7家。 “南宋临安业书者，以陈姓为最著”，陈氏书坊最多，南宋时期可查有6家之多，版刻之量也是南宋时期最多之书肆，其他如王氏4家、沈氏3家、赵氏3家、尹氏2家。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家。元代临安书坊大都沿袭南宋之余绪，如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众安桥北杨家、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睦亲坊内沈八郎等皆历经两代而不衰。明代书肆、书坊林立，尤以朝天门、武林为多，故有朝天门书林、武林书林之称。这些书坊主对于坊刻史乃至整个中国出版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二、北宋临安书坊
宋代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北宋时期在临安书坊刻书已有记载，但记载寥落较少。陈氏万卷堂淳化（990-994）刻司马迁《史记》，钱唐颜氏《战国策》十卷，但刻本有字句脱误。叶德辉在《书林清话》记载一家名为杭州大隐坊的书坊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有刻书《朱肱重校证活人书》十八卷。另有张秀民所载：杭州晏家和杭州钱家分别于庆历二年（1042）和嘉祐五年（1060）校刻过刻《妙法莲华经》。此经后有牌记云：“大宋嘉祐五年庚子正月杭州钱家重请讲僧校勘兼于逐卷内重分为平声为去声字章并及添经音在后雕印施行”。北宋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既得统治，大肆制造舆论，刊刻大量儒家经典书籍，官刻本一时盛行，书坊坊刻本招致排挤，于是“避开官府刻书的长处而雕印一些能吸引消费者购买但又有碍封建统治的违禁之书”，概因此举激起当局不满，北宋时期推行数道禁书令，用以规范市场秩序。临安地处浙中，与当时京都开封相距甚远，远离政治中心，由于地缘因素的有效规避，书坊可游走于禁令边缘，勉强度过营生危机，另有部分书坊接受委托雕版的经营业务，杭州大隐坊于政和八年（1118）所刻《朱肱重校证活人书》十八卷即为委托摹印。
三、南宋临安书坊
南渡之后，高宗建都于此。宋室南迁之时，开封镂版之巧匠良工与文人墨客随之南下，一方面使得南北雕版技艺得以交融互通，进一步提高了雕镂技法水准，另一方面增加了刻本需求，为书坊事业的繁荣提供了稳定的买方保障。临安城内棚北大街、众安桥、修文坊成为临安书肆聚集之地。坊刻之量及其所刻印图书见于各大著录者，更是不胜枚举。临安书坊事业陡升起一座难以企及的巅峰。宋宁宗、宋理宗时期刊刻唐人、宋人小集子的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刊行笔记小说的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专刻零本佛经的行在棚南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等皆为声名卓著、煊赫一时的著名坊肆。由中原地区尤其是京师开封随宋室南迁的雕版工匠也纷纷将书坊迁至临安，如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从书坊名号上便可察其实为开封迁至此处。现今可考的南宋临安书坊情况如下：
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周贺诗集》一卷、《朱庆余诗集》一卷、罗隐《甲乙集》一卷、《宝刻丛编》、《南宋名贤遗集》、《江湖后集》、唐《韦苏州集》十卷、《唐求诗》一卷、宋李龚《梅花衲》一卷、刘过《龙洲集》一卷、唐《李群玉诗集》三卷、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一卷、宋王琮《雅林小稿》一卷、戴复古《石屏诗续集》四卷，国家图书馆藏。
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刻宋郑清之《安晚堂集》七卷、宋《林同孝诗》一卷、宋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陈必复《山居存稿》一卷、刘翼《心游摘稿》一卷、李龚《梅花衲》一卷、唐《王建集》十卷。
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刻《唐人诗集》、《书苑菁华》二十卷、汉刘熙《释名》八卷、唐康骈《剧谈录》二卷、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三卷、《续湘山野录》一卷、宋邓椿《书继》五卷、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六卷、宋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灯下闲谈》二卷。
临安鬻书人陈思书肆。刻《书小史》十卷、《海棠谱》三卷。
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唐李建勋《李丞相诗集》二卷、宋洪迈《容斋三笔》十六卷。
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残本《文选五臣注》。
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钧矶立谈》一卷、《渑水燕谈录》十卷、《北户录》三卷、《康骈剧谈录》、《茅亭客话》十卷、《却扫遍》三卷、《续幽怪录》四卷、《箧中集》一卷、《曲洧旧闻》十卷、《述异记》二卷，《续幽怪录》国家图书馆藏。
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荣六郎家。《抱朴子内篇》辽宁省图书馆藏。
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氏纸铺。刻《寒山拾得诗》一卷。
临安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一卷，上图下文赞，有民国初罗振玉《吉石庵丛书》影印本；《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妙法莲华经》七卷国家图书馆藏。
行在棚南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大字经折本《金刚经》上海博物馆藏。
临安府金氏。刻《甲乙集》十卷，叶德辉案：南宋书棚本。
赵宅书籍铺。刻《重编详备碎金》。
俞宅书塾。刻《乖崖张公语当》。
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历经南宋、元代两朝，刻《莲经》。
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历经南宋、元代两朝，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历经南宋、元代两朝，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
四、元代临安书坊
戚福康在《中国古代书坊研究》中称杭州在元代有刻书记载的书坊并不多。仅有杭州书棚南经坊沈二郎（刻《莲经》）、杭州睦亲坊沈八郎、杭州勤德堂、武林沈氏尚德堂等四家较为著名的书坊可考，据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著录，元代杭州书坊刻书尚有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中瓦子张家。另外还有武林沈氏尚德堂（元）《四书集注》，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南宋、元）《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这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另有不署名号的坊刻本若干，王国维于《两浙古刊本考》中著录有元刻杂剧七种一卷本，多题“古杭新刊”字样，关汉卿《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尚仲贤的《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一卷、石君宝的《古杭新刊关目风月紫云庭》、王伯成的《古杭新刊的本李太白贬夜郎》、杨梓的《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郑光祖的《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佚名氏的《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新刊关目汉高皇濯足气英布》一卷。这些刊本当系杭州坊间所刻。然因其不署书坊名号，且多经历史流传散佚，坊名已不可考，亦难现元时书坊刻书之全貌。叶德辉曾评元时坊刻：“大抵有元一代，坊行刻本，无经史大部及诸子善本，惟医书及帖括经义浅陋之书传刻最多。由其时朝廷以道学笼络南人，士子进身儒学，与杂流并进，百年国祚，简陋成风，观于所刻之书，可以觇一代之治忽矣。”
五、明代临安书坊
临安书坊在明朝图书贸易兴盛，胡应麟于《少室山房笔丛》中叙述道：“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由此可见书籍贸易之盛，书籍需求之大，并可推知当时书坊刊刻的繁荣局面。杭州在明代的书坊约为三十家左右，笔者查其36家，明代临安书坊较为著名者，多以“堂”、“馆”、“斋”、“山房”命名，如清平山堂、曼山馆、黄凤池集雅斋、冯念祖卧龙山房等。现将明代临安书坊大致情况列举如下：
古杭勤德书堂。历经元、明两朝。洪武十一年（1378）刻宋杨辉《算书》五种、同年刻《皇元风雅前集》与《后集》各六卷、元虞集《新编翰林珠玉》六卷。是明代杭州刊书最早的书肆。
容与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批评金印记》。
段景亭读书坊。王世贞编《艳异编》、梁辰鱼《怡云阁浣纱记》、陈继儒辑《古今诗话》七十九种、《徐文长集》、何膛辑《名山胜概记》。
徐象枟曼山馆。焦竑《国史经籍志》六卷、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明焦竑《国朝献徵录》一百二十卷、《东坡先生尺牍》、明唐顺之《唐荆川先生纂辑武备前编》六卷、《后编》六卷、《古诗选》九种三十一卷、《均藻》四卷、《五言诗细》一卷、《七言诗细》一卷。
舒载阳藏珠馆。泰昌元年（1602）刻《新刊徐文长先生批评唐传演义》八卷。
陆云龙峥霄馆。《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十六种、《合刻繁露太玄大戴礼记》三卷、《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士言》十卷。
陆云龙翠娱阁。《近思录集解》十四卷、《评选明文归初集》三十四卷。
起凤馆。刻《南琵琶记》、《北西厢记》。
杨尔曾夷白堂。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自纂《海内奇观》十卷。
黄凤池集雅斋。以刻印画谱为主，刻《唐解元仿古今画谱》八种。
冯绍祖观妙斋。万历十四年（1586）刻《楚辞章句》十七卷。
张师龄白雪斋。万历二十六年刻《晋安风雅》十二卷、崇祯十年（1637）刻《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四卷、《衡卷麈谭》一卷。
清绘斋。刻《唐六如古今画谱》、《张白云选名公扇谱》。
杭州丰乐桥三官巷李衙静常斋。刻《月露音》。
胡文焕文会堂。《格致丛书》一百八十五种、自著《琴谱》六卷、《胡氏粹编》五种、《寿养丛书》三十五种、《百家名书》一百零三种、《医经萃录》二十种。叶德辉于《书林清话》曾评《格致丛书》：“割裂首尾，改头换面，直得谓之焚书，不得谓之刻书”。
商濬继锦堂。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五卷、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明王守仁《阳明先生道学钞》七卷、明李贽《年谱》二卷。
凝瑞堂。万历刻本《弄珠楼》二卷。
双桂堂。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历代名公画谱》。
阳春堂。万历十三年（1585）刻《宝赤全书》二卷。
泰和堂。刻《新镌东西晋演义》十二卷。
启秀堂。天启四年（1624）刻《新刻批评百将传》四卷。
洪楩清平山堂。《清平山堂话本》、《雨窗欹枕集》、《路史》、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刻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分类夷坚志》五十一卷、自辑《洪氏辑刊医药摄生类八种》、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文选六臣注》六十卷、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蓉塘诗话》二十卷、《西山真文忠公集》。二十世纪初，有学者发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残本，因书中版心有“清平山堂”字样，遂名之以《清平山堂话本》，又叫《六十家小说》60卷。
冯念祖卧龙山房。万历十四年（1586）刻《越绝书》十五卷、《吴越春秋注》十卷。
杭州醉西湖心月主人笔耕山房。刻醉西湖心月主人《宜春香质》、《弁而钗》、《醉葫芦》。
杭州名山聚。崇祯六年（1633）刻《剑啸阁批评秘本出像隋史遗文》十二卷。
杭州人文聚。刻《绣像韩湘子全传》。
钱塘王元寿山水邻。刻《山水邻新镌传奇四大痴》、《山水邻新镌花筵赚》。
蒋德盛武林书室。万历二十八年刻《敬斋古今注》十四卷。
樵云书舍。万历十七年刻《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十六卷。
翁文溪朝天门书林。隆庆六年（1572）刻《批点分类诚斋先生文脍》前集十二卷、《后集》十二卷，牌记“隆庆壬申翁文溪梓行”。
翁晓溪武林书林。嘉靖三十一年（1552）刻《考古汇编经集》六卷、《史集》六卷、《文集》六卷、《续集》六卷。
钱塘钟氏书肆。万历四十二年刻《徐文长文集》三十卷。
钱塘王慎修书肆。《三遂平妖传》四卷。
方清溪书坊。刻《新镌雅俗通用珠玑薮》八卷。
众安桥北朱家经坊。永乐十二年（1414）刻碛砂藏本《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四，国家图书馆藏。
杭州沈七郎经铺。《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国家图书馆藏。
众安桥北杨家。明成化十一年（1475）刻《梵纲经卢舍那佛说心地法门菩萨戒本》一卷。
六、清代临安书坊
由于清代皇帝自康熙以来钦定刻书，官刻一时勃兴，仅嘉庆朝礼亲王昭梿便列出130余种，可见当时官刻之盛况。另乾嘉学派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学人治学以考据为主，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一学术流派，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乾嘉学派”，校勘、辑佚、训诂、藏书一时为学者所推崇，“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雠，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其中所述鲍之鲍廷博、黄之黄丕烈、伍之伍崇曜、钱之钱熙祚皆以家刻名垂后世者，另清代刻书家卢文弨、孙星衍、张海鹏、阮元、缪荃孙、叶德辉等人也见称于此。由此可以想见清时家刻之盛。官刻与家刻的兴盛，相应地书坊刊刻便略显势微。清朝坊刻较为集中于北京、南京、苏州一带，临安坊刻较为著名的是杭州弼教坊洽记、文宝斋、景文斋、爱日轩、小山堂、樊榭山房、善书局等。杭州弼教坊洽记刻《赵氏贤孝宝卷》清刻本。陆贞一爱日轩刻丁敬《砚林诗集》《绝妙好词笺》、魏谦升《翠浮阁词》。赵一清小山堂刻《水经注释》、《东潜文稿》。厉鹗樊榭山房刻《宋诗纪事》。
七、结语
临安书坊因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干预、人文渊源及其版刻质量等因素，使得其发展占据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全国三大版刻中心之一。临安版刻业发达，声誉极高。叶梦得曾评之：“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书坊版刻业自古以来便是图书流通不可或缺的一环，自五代直至近代，历经千年积淀，促进了我国古代出版史乃至文化发展史的发展进程。对于书坊业的嬗变历程、发展轨迹、流通渠道及其出版策略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