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我经常向大陆学生介绍台湾文化。
当然，从文化人才的绝对数量来说，大陆肯定要多得多，优秀作品也会层出不穷。但是，从文化气氛、文化底线、文化守护、文化品行等方面来看，台湾至少在目前，明显优于大陆。由于同是华人，对比相当直接；由于同是华人，学习又比较方便。我一直主张，大陆在这方面不妨谦虚一点，先到台湾仔细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
我想从舞蹈家林怀民说起。
当今国际上最敬重哪几个东方艺术家？在最前面的几个名字中，一定有来自台湾的林怀民。
真正的国际接受，不是一时轰动于哪个剧场，不是重金租演了哪个大厅，不是几度获得了哪些奖状，而是一种长久信任的建立，一种殷切思念的延绵。
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集”，已经做到这样。云门早就成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约最多的亚洲艺术团体，而且每场演出都让观众爱得痴迷。云门很少在宣传中为自己陶醉，但亚洲、美洲、欧洲的很多地方，却一直被它陶醉着。在它走后，还陶醉。
其实，云门如此轰动，却并不通俗。甚至可说，它很艰深。即使是国际间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广大观众，也必须从启蒙开始，一种有关东方美学的启蒙。对西方人是如此，对东方人也是如此。
我觉得更深刻的是对东方人，因为有关自己的启蒙，在诸种启蒙中最为惊心动魄。
但是，林怀民并不是启蒙者。他每次都会被自己的创作所惊吓：怎么会这样！他发现当舞员们凭着天性迸发出一系列动作和节奏的时候，一切都远远超越事先设计。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划定一个等级，来开启这种创造的可能。
云门的话题关及人类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体。要给，也只给一个路标，云门带着观众走一条条云水缥缈的大道。林怀民拒绝任何琳琅满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们超尘脱俗，赤诚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寻常“文艺腔调”的苦行僧。他们在海滩上匍匐，在礁石间打坐，在纸墨间静悟。潜修千日，弹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过，这些草民刚刚与陶渊明种了花，跟鸠摩罗什诵了经，又随王维看了山。
二
罕见的文化高度，使林怀民有了某种神圣的光彩。但是他又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民，那么谦和。
林怀民是我的好友，已经相交20年。
我每次去台湾，旅馆套房的客厅总是被鲜花排得满满当当。旅馆的总经理激动地说：“这是林先生亲自吩咐的”。林怀民的名字在总经理看来如神如仙，高不可及，因此声音都有点颤抖。不难想象，我在旅馆里会受到何等待遇。
其实，我去台湾的行程从来不会事先告诉怀民，他不知是从什么途径打听到的，居然一次也没有缺漏。
怀民毕竟是艺术家，他想到的是仪式的延续性。我住进旅馆后的每一天，屋子里的鲜花都根据他的指示而更换，连色彩的搭配都有每天不同的具体设计。他把我的客厅，当作了他在导演的舞台。
“这几盆必须是淡色，林先生刚刚来电话了。”这是花店员工在向我解释。我立即打电话向他感谢，但他在国外。这就是艺术家，再小的细节也与距离无关。
他自家的住所，淡水河畔的八里，一个光洁如砥、没有隔墙的敞然大厅。大厅是家，家是大厅。除了满壁的书籍、窗口的佛雕，再也没有让人注意的家具。怀民一笑，说：“这样方便，我不时动一动。”他所说的“动”，就是一位天才舞蹈家的自我排练。那当然是一串串足以让山河屏息的形体奇迹，怎么还容得下家具、墙壁来碍手碍脚？
离住家不远处的山坡上，又有后现代意味十足的排练场，空矿、粗砺、素朴，实用。总之，不管在哪里，都洗去了华丽繁缛，让人联想到太极之初，或劫后余生。
这便是最安静的峰巅，这便是《吕氏春秋》中的云门。
三
云门使我对台湾的文化气氛，倍加敬重。
因为这么一座安静的艺术峰巅，几乎整个社会都仰望着、佑护着、传说着、静等着，远远超出了文化界。
在台湾，政治辩论激烈，八卦新闻也多，却很少听到有什么顶级艺术家平白无故地受到了传媒的诬陷和围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传媒不会这么愚蠢，去伤害全民的精神支柱。林怀民和云门，就是千家万户的“命根子”，谁都宝贝着。
林怀民在美国学舞蹈，师从葛兰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现代舞之母邓肯。但是，在去美国之前，他在台湾还有一个重要学历。他的母校，培养过大量在台湾非常显赫的官员、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领袖，但在几年前一次校庆中，由全体校友和社会各界评选该校历史上的“最杰出校友”，林怀民得票第一。
这不仅仅是他的骄傲。在我看来，首先是投票者的骄傲。
在文化和艺术面前，这次，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员、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领袖了。其实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笔写下了同一个名字。对此，我感慨万千。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市，吵吵闹闹的台湾电视，乍一看并没有发现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怀民和别的大艺术家一出来，大家刹时安静，让人们立即认知这个社会的品质。
记得美国一位早期政治家J·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曾经说过：
我们这一代不得不从事军事和政治，为的是让我们儿子一代能从事科学和哲学，让我们孙子一代能从事音乐和舞蹈。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亚当斯我不太喜欢，但我喜欢他的这段话。
我想，林怀民在台湾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与这段话有关。
四
有一件事让我想起了这段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首度访问大陆，会见了大陆的领导人。他夫人写了一本记录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书，由连战先生亲自写了序言。但是，他们觉得在这个序言前面还要加一个序言，居然邀请我来写。他们对我并不熟悉，只知道政治职位上面，应该是无职位的文化。结果，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时，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奇怪的排位。
同样让我想起亚当斯这段话的，还有台湾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爱子，照常理，很难完全不理会这个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会，别人也会用各种方式牵丝攀藤。
但是，他对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经到了连别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后来也写过一本书《父亲和民国》，笔调是那么平静，丝毫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贵胄之气”。
二十几年前海峡两岸还处于极为严峻的对峙状态，但白先勇先生却超前来了。不是为了寻亲，不是为了纪念，也不是为了投资，而是只为文化。他的《游园惊梦》在大陆排演，由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由我担任文学顾问。这一来，让他不小心读到了我的文章。后来多少年所发生的事情，让我现在一回想起来就深感歉疾。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荐给台湾报刊。台湾报刊就把一笔笔稿酬寄给他，让他转给我。但他当时还在美国西海岸的圣塔，芭芭拉教书，而那时美国到中国的汇款还相当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邮局领款，把不整齐的款项凑成一个整数，然后再到邮局去寄给我。
我至今还保留着他寄来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收汇人和寄汇人的复杂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对照。须知，这可是现代世界最优秀的华人作家的亲笔啊，居然寄得那么多，多么勤，多么密。两岸的政治对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学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笔写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费巨大努力邀请的。他看到了我写昆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以明代观众中痴迷的人数、程度和时间，来论证世界范围内曾经最深入社会肌肤的戏剧范型是昆曲。他极为赞赏，让我到台湾发表演讲。这也算是大陆学者的“第一次”吧，一时十分轰动又十分防范，连《中国时报》要采访我都困难重重。一天晚上，听说《中国时报》派了一名不能拒绝的重要记者来了。我一看，这名“记者”不是别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个晚上，他真像记者一样问了我很多问题，丝毫没有露出他既是文学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他采访我的身份，竟然是“特约记者”，这真让我感动莫名。
对于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对于艺术得失，他绝不让步。
对于我的辞职，他听了等于没听；但有一次他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传言，说我有可能要“搁笔”了，便立即远道赶到上海，在我家里长时间坐着，希望不是这样。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着他儒雅却已有点苍老的脸庞。我一时走神，在心中自问：眼前这个人，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却那么在乎文学，在乎艺术。他，难道就是那位著名将军的后代吗？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将军如果九天有知，也会为他的后代高兴，因为这符合了那位美国将军亚当斯的构思。
五
从林怀民先生在旅馆里天天布置的鲜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记者的身份对我的采访，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名位，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
只有仪式，才能让人拔离世俗，上升到千山肃穆、万籁俱静的高台。
有人问我：“你说了台湾文化的很多亮点，那么，最重要又最难以摹仿的亮点是什么？”
我回答：“仪式。那种溶解在生活处处的自发文化仪式。”
从4年前开始，台湾最著名的《远见》杂志作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作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这样的事情已经实行了很多次，每当我抵达的那天，那个城市满街都挂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个灯柱、电线杆上飘飘忽忽，像是我要竞选高位。我想，至少在那一天，这座城市进入了一个文化仪式。直到我讲演完，全城的清洁工人一起动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卷起，扔进垃圾堆。
扔进垃圾堆，是一个仪式的完满终结。终结，是为了开启新的仪式。
我在台湾获得过很多文学大奖，却一直没有机会参加颁奖仪式。原因是，从评奖到领奖，时间很短，我的签证手续赶不上。但终于，2011年，我赶上了一次。
先有电话打来，通知我荣获“桂冠文学家”称号。光这么一个消息我并不在意，但再听下去就认真了。原来，这是台湾对全球华语文学的一种隆重选拔，因此这次的评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王润华教授。设奖至今几十年，只评出过四名“桂冠文学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两位我认识，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两位已经去世。
颁奖仪式在元智大学，要我作获奖演讲。然后，离开会场，我领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树，由两名工人推着，慢慢步行到栽植处。到了栽植处，我看到一个美丽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园林中，确实已种了四棵树，每棵树下有一方自然形态的花岗石，上面刻着获奖者的签名。白先勇先生的签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树，则长得郁郁葱葱。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铲土、挖坑、栽树、平整。做完，再抬头看看树冠，低头看看签名石，与围观者一一握手，然后轻步离开。
我想，这几棵桂冠树一定会长得很好。白先勇先生当年给我写了那么多横穿地球的信，想把华语文学拉在一起，最后，居然是相依相傍。
于是，颁奖仪式也就成了生命仪式。
六
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余光中先生也是从白先生推荐的出版物上认识了我，然后就有了他在国际会议上让我永远汗颜的那些高度评价，又有了一系列亲切的交往，直到今日。
余光中先生写过名诗《乡愁》。这些年大陆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他去朗诵，以证明他的“乡愁”中也包括着当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我与他关系好，总是以我有可能参加的说法来邀请他，又以他有可能参加的说法邀请我，几乎每次都成功，变成一场场的“两余会讲”。
“会讲”到最后，总有当地记者问余光中先生，《乡愁》中是否包括此处。我就用狡黠的眼光看他，他也用同样的眼光回我。然后，他优雅地说一句：“我的故乡，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而是中华文化。”
我每次都立即带头鼓掌，因为这种说法确实很好。
他总是向我点头，表示感谢。
顺便他会指着我，加一句：“我们两个都不上网，又都姓余，是两条漏网之鱼。”
我笑着附和：“因为有《余氏家训》。先祖曰：进得网内，便无河海。”
但是，“两余会讲”也有严峻的时候。
那是在马来西亚，两家历史悠久的华文报纸严重对立、事事竞争。其中一家，早就请了我去演讲，另一家就想出对策，从台湾请来余光中先生，“以余克余”。
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这个背景，从报纸上看到对方也来了，非常高兴。但听了工作人员一说，不禁倒抽冷气。因为我们俩已经分别陷于“敌报”之手，只能挑战，不能见面。
接下来的情节就有点儿艰险了。想见面，必须在午夜之后，不能让两报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甚至，连怀疑的可能都没有。后来，通过马来西亚艺术学院院长郑浩千先生，做到了。鬼鬼祟祟，轻手轻脚，两人的外貌很多人认识，而两家大报的耳目又是多么密集。终于，见面，关门，大笑。
那次我演讲的题目是反驳“中国崩溃论”。我在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先生启发下，已经懂一点经济预测，曾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提早十年准确预测了欧洲几个国家的严重经济趋势，因此反驳起来已经比较“专业”。
余光中先生在“敌报”会演讲什么呢？他看起来对经济不感兴趣，似乎也不太懂。要说的，只能是文化，而且是中华文化。如果要他反驳“中华文化崩溃论”，必定言辞滔滔。
那么，我们还是紧密呼应，未曾造成“以余克余”的战场。
七
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
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菁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
而且，他们顺便也告诉大家：什么是一种古老文化的“现代型态”和“国际接受”。
云门舞集最早提出口号是：“以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事情产生了奇迹般的拓展。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所有观众都神驰心往，因此年年必去？为什么那些夜晚的台上台下，完全不存在民族的界线、人种的界线、国别的界线，大家都因为没有界线而相拥而泣？
答案，不应该从已经扩大了的空间缩回去。云门打造的，是“人类美学的东方版本”。
这就是我所接触的第一流艺术家。
为什么天下除了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之外还要艺术家？因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无疆无界的净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让大家活得大不一样。
从那片净土、那个天域向下俯视，将军的兵马、官场的升沉、财富的多寡、学科的进退，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了。根据从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连故土和乡愁，都可以交还给文化，交还给艺术。
艺术是“云”，家国是“门”。谁也未曾规定，哪几朵云必须属于哪几座门。仅仅知道，只要云是精彩的，那些门也会随之上升到半空，成为万人瞩目的巨构。这些半空之门，不再是土门，不再是柴门，不再是石门，不再是铁门，不再是宫门，不再是府门，而是云门。
只为这个比喻，我们也应该再一次仰望云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