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文化
1981年在茶陵县尧水乡艾里村湖里发现的、1983年经南方13省水稻专家鉴定的“茶陵野生稻”,和1986、1996年在茶陵县独岭坳(即茶陵县枣市镇虎形村境内)发掘的大溪文化遗址,证实了茶陵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尤其从约600平方米遗址中遗存的稻粒考古发现,早在约7000年以前,茶陵的先民已人工栽培水稻,开创了稻作文化之先河。晚于茶陵稻作起源时期约1000年的时候,氏族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带着一批臣民来到茶陵,开创了茶陵稻作文化的新时代。他“制耒耒吕,教民种五谷”;尝百草,为民治病疗疾。“种五谷”(主要指传授先进技术)和“尝百草”的传说与“灵迹”,现保存较多,并广为流传。“立春送火把”定耕等稻作文化的民俗至今沿袭。
耕读文化
稻作文化是茶陵上古时期人们生存与安全的需求,而耕读文化则是茶陵唐宋以来人们的高层次需求。茶陵地处“吴头楚尾”,境内“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加上地处偏僻,战争相对较少,因而不少北人南迁于此,是北人南迁的重要门户之一从69个姓氏《族谱》中发现,宋、元、明三代南迁于此的姓氏有47个。他们定居后,兴办私塾、书院,希望通过勤耕、苦读来提高家族地位,进入上层社会。耕读文化由此形成,历久不衰。曾培育了122名进士,而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四大学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以私塾、书院为表现形式的耕读文化的强化,使贫寒农家子弟走上仕途,成为官宦之家、书香门庭。明代大学士张治少年时,只能靠父亲替人做长工及亲友资助才维持学业,只能住在茶陵州城的偏僻西郊旌忠庵发愤苦读,于正德十六年(1521)一举成名,中会元、进士,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进入社会上层。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受茶陵耕读文化的影响,开创了“茶陵诗派”,写出了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耕读文化的强化,不仅养成了勤奋好学的风气,也促进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美德。私塾在茶陵各村均有兴办,有的村办有2~3所。书院自宋至清代共办有32所,在湖南名列前茅。元代李祁在《学校记》中称:“茶陵学校于湖南为盛”,宋代居湖南第三、元代居第二、清代居首位。茶陵书院在清代有22所。清代状元肖锦忠先在洣江书院就学,后辞官又在洣江书院主讲。榜眼曹诒孙先后在县内白沙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后来为官休假时主讲洣江书院。茶陵自唐天复元年(901)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间,中进士者绝大多数曾就读于书院,中进士后他们又返哺社会,兴办书院。明翰林学士刘三吾和进士王廷爵、罗鉴与清进士兰卓焕,分别在县内创办明道、云崖、西畴与范乐等书院。
红色文化
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勤于耕、士勤于学”的耕读文化越来越不适应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需求。“农”、“士”对立,“体”、“脑”分离,加上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迫使劳动人民走上反抗道路。位于湘东边陲、井冈西麓的茶陵,是毛泽东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素以“其性决烈劲直”的茶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农民运动,为抗击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建立了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即工农兵政府)。这块烈士染红的土地是井冈山根据地六县之一,湘赣苏区的重点县、模范县。于是红色文化在茶陵形成,并影响深远。大革命时期,茶陵苏区有各类小学47所,其中列宁高小1所,列宁初小20所,平民夜校23所,半日学校2所、女子职业学校1所。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于1931年12月在秩堂雩江书院(也称毗塘书院)开办,县委书记贺碧如兼任校长,招收学员60~100人,分甲、乙、丙三个班级,设有国语、算术、社会发展史、革命常识、自然、地理等课程,以“为工农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办学宗旨,虽时间不足两年,却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输送干部、战士200多人。学校开展的各类革命竞赛运动和革命宣传活动,深深地吸引和影响全县人民;开展的体育、文化、歌咏比赛,有力地冲击着旧的文化教育制度。这种红色文化乃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现代文化教育的雏型,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茶陵县境内的县道有月界线、茶严线、严尧线、腰潞线、巨枧线、麻八线、高彭线、茶舲线。茶陵县,隶属株洲市,位于湖南东部。北抵长沙,南通广州,西接郴州、东邻江西,面积2500平方公里[24]。地处东经113°20′~113°65′,北纬26°30′~27°7′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