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在我国元代末年，明代初年，即公元十三世纪末就已流行在江苏省昆山县一带，后来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昆山曲音乐家魏良辅等人，在总结南北曲传统基础上，吸收了南戏诸声腔的特点和长处，创造出一种细腻轻柔的腔调，称为“水磨腔”，在伴奏方面除了弦索之外，又加上了笙、箫、管、笛等乐器，这比当时流行的其他声腔有很大的进步，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就流传开来，后来人称昆山腔，也叫昆曲。
五百年来，经过无数剧作家、音乐家、演员和人民群众的不断丰富加工，昆曲成为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之一，很多剧种至今还保留演出昆曲剧目，成为多种古典艺术高度综合的代表剧种。
昆曲特点：
主要表现在剧本、音乐、表演三个方面：
l、剧本：昆曲剧本采用了宋、元时代的杂剧传奇的结构方式，每出大戏分很多折子，每折戏自成单元，都有一个贯串在总的情节上相对完整的小段情节，它的许多单折戏可以独立演出。
在文学语言上，它继承了古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的优点和长处，采用了长短句的方法，使每句参差错落、疏密相间，把汉语的音乐性发挥得非常充分，通过字调、韵律、句法结构，产生一种刚柔、长短轻重和谐的艺术效果，京剧则采用七言诗歌发展而来的七字句、十字句，每句唱的字数都是固定的。
昆曲直到现在还经常原封不动，演唱几百年前作家的作品。
2、音乐：中国的戏曲音乐大致分成两种结构形式，即曲牌体和板腔体。昆曲音乐呈曲牌体结构形式，有一千多个曲牌，昆曲的每出戏就是演唱其中的北曲、南曲或南北曲全套的曲子，它的唱腔婉转细腻、吐字讲究，有四声、尖团之分，而京剧音乐是板腔体结构，它分为西皮二簧等几个板式。昆曲唱腔没有过门。一支曲子一直唱到底，而且音域非常宽，如女声要真假声结合，难度非常大，京剧则每句都有过门，昆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是笛子，而京剧主要是京胡。
3、表演：昆曲由于它的剧本和音乐的特点，使之舞蹈化、程式化的动作非常高，昆曲最大特点是载歌载舞，由于昆曲文词非常典雅，所以在每句唱段中经常用舞蹈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或者用动作来辅助对文词的解释，昆曲的舞蹈动作经过意象、变形和装饰性的各种手法使动作非常优美。连绵不断，但难度也非常大，必须经过刻苦的训练，才能一边演唱、一边舞蹈，京剧则是演唱时没有大幅度的舞蹈动作，或舞蹈动作时，一般都不演唱，凡载歌载舞的剧目，一般都是演昆曲剧目，象《挡马》、《闹天宫》都是昆曲剧目，后来经过加工提高，也成为京剧经常演出的剧目。
昆曲的表演非常细腻，每个行当都有不同特点，如旦角的妩媚多姿，小生的儒雅潇洒，花脸的粗犷豪放，武生武旦的刚健潇洒，小丑的诙谐幽默。
“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说的是洪洞县衙无好人。因为封建社会衙门制度腐朽落后，有钱者任意犯法而不究，无钱者蒙冤受屈无人问，洪洞县衙没有为苏三主持公道的人，民女苏三因而悲呼“洪洞县里无好人”。
出自京剧《玉堂春》。
明代正德年间，北京前门怡春院姑娘苏三与落榜书生王三公子一见钟情，两人一起相处了半年，风花雪月，逍遥浪漫。王三公子钱花完后，被人从怡春院里赶了出来。苏三自此茶饭不思，梳妆无心，于是被老鸨卖给了来自山西洪洞县的马贩子申鸿。
扩展资料
《玉堂春》不仅是京剧旦角的开蒙戏，还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 此剧是清代花部乱弹作品，作者不详，故事见冯梦龙编订的《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夫》，《情史》卷2中亦有此事。至于舞台剧，明代已编成《完贞记》、《玉镯记》传奇（《远山堂曲晶》），到清代，《玉堂春》传奇（《笠阁批评旧戏目》）即演出于昆曲舞台，剧本已失传。
剧情简介：
写官家子弟王景隆与名妓苏三誓偕白首，因金尽被逐，潦倒关王庙。苏三得悉，赴庙赠金，使王得回南京。后鸨儿将苏三卖给山西富商沈燕林为妾。沈妻皮氏与赵监生私通，毒死沈，反诬告苏三。县官受贿，将苏三问成死罪，解至太原三堂会审，主审官恰为巡按王景隆，遂使冤案平反，王、苏团圆。
即为苏三……后得藩司潘必正、臬司刘秉义之助，与苏三团圆。
演出情况：
据记载，各地方戏剧种在清代均有《玉堂春》演出，京剧版在嘉庆七年（1802）时三庆班就已在京演出（清代笔记《众香国》载记作者曾看到名角鲁龙官的演出），1828年所作《金台残泪记》中也有“近日三庆部陈双喜年未及冠，演《关王庙》”（《关王庙》为全本《玉堂春》中的一折）的记述。
其他剧种：
各地方剧种中，以评剧白派的版本最为著名，其唱词大体与京剧相同，白派唱腔低回婉转的特色很明显，是白派唱腔奠基作之一。另外，同州梆子、蒲州梆子、秦腔、晋剧、汉剧、湘剧、徽剧、桂剧、祁剧、滇剧、粤剧、潮剧、豫剧等均有此剧目的全部或《起解》、《会审》、《探监》等折。汉剧还有一出丑脚戏《忘八犯夜》，也属于《玉堂春》全剧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玉堂春
祁彪佳(1602～1645)，字虎子，又字宏吉，号世培，明山阴梅墅村人。彪佳少年有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次年任福建兴化推官。上任之初，当地吏民因其年少而轻视他。处理了几件事后，剖决精明，下皆畏服。崇祯四年(1631)为御史，巡按苏、松。崇祯十四年(1641)，起为河南道御史。崇祯十五年(1642)，拜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破南京。闰六月初四，清贝勒聘书到。初六夜，给家人先寝，自沉于梅墅寓山园水池中。其绝命词有云：“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著有《远山堂曲品剧品》、《寓山注》、《祁忠敏公日记》等。祁寯藻（1793—1866），字春圃、淳甫，为祁韵士的第五子。1814年中进士，1821年入值南书房，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1849年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登基后，拜为体仁阁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充进讲官。1861年同治皇帝即位后，又被任命为幼皇的四个师傅之一。可谓道咸同三朝官至极品的老资格重臣。卒后谥“文端”。祁寯藻做人有则，为官有道，行政务实，很受时人称赞。《松轩随笔》记载说：“寿阳相国性如玉洁，心比春和，学博而不矜才，丰而不露，见人有善必称道之。其休休有容之度，盖有古大臣之风焉。”鸦片战争时期，祁寯藻支持林则徐禁烟主战，并偕黄爵滋视察福建海防和禁烟事，与权臣穆章阿意见多左，后又与肃顺不和，反对肃顺“铸大钱”，因志不遂而多次请辞，加之又为诗坛盟主、书法中坚，一时颇得士林清望。
就学术而言，祁寯藻虽不废考据，却更为注重秉承乃父“经世”之宗旨。他政务繁多，在西北史地学方面无暇深研专攻，但仍与俞正燮、张穆、何秋涛等著名边疆史地学者密相交游，并广刊边疆史地著作，有力地推动着这股学术新风向前发展。其父祁韵士的名著《藩部要略》《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等，就是他特请张穆等逐一校订之后加以刊行，使之得以较多流传于世的。张穆在校勘祁韵士著作之前，对西北史地已有钻研，然并无杰出成绩。他后来成为道咸时期最为出色的边疆史地学名家之一，这与祁寯藻的识拨、鼓励分不开。其杰作《蒙古游牧记》，堪称清代研究蒙古地理最详博的著作。但该书最初的创作念头，就是产生在校勘《藩部要略》一书的过程之中，因他发现《藩部要略》详于“编年”，而短于“地志”，遂立志补其不足。《蒙古游牧记》完成后，祁寯藻又慧眼识精品，特出资刊行，为这一杰作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序言中，他大赞此书，称其“结构详而有体，征引赡而不秽，考订精而不浮、确而有据”，尤其欣赏其能将经世与考据、今务与古义两相结合的治学精神。他写道：“海内博学异才之士，尝不乏矣。然其著述卓然不朽者，厥有二端：陈古义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从这里，今人不难窥见祁�藻当时的学术旨趣和嘉道学风转移时期的那种真实的过渡形态。
鸦片战争后，世界史地尤其西方和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研究，得到学者们的进一步重视，这与西方列强和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直接相关，也未尝不是此前西北史地研究的自然延续。对于这两方面的学术发展，祁�藻均给予了支持。1858年，何氏完成名著《北徼汇编》后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祁寯藻即为之撰写序言，大加赞扬，赞其记述信而有证，搜采博而不杂，辨别是非“确而不可移易”，堪称实事求是、“能究端末以周知古今”的史地学佳作。他甚至还认为该书“虽所记仅北徼一隅，而考核之精，持较魏（源）徐（继畲）二书，不啻后来居上”。此言或不免有拔高之嫌，然其身居枢要、提倡奖掖边疆史地之学的那种积极情态，却已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