硿硿，音kōng kōng。描写石头敲击的声音。
丙辰，指乾隆元年，1736年。是年，袁枚20周岁。
粤，清时指广东、广西，两粤之地。后专指广东。
金鉷（音hóng），（1677年—1740年），字震方，一字德山。汉军镶白旗人。原籍山东登州。历任广昌知县，雍正初，升太原知府。后升广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广西巡抚。乾隆元年（1736年），召补刑部侍郎。因离任时借公帑数千金，被后任参劾，罢职交部议处。赦罪居家，乾隆五年春去世，年六十三。
甲辰，指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是年，袁枚69岁。
《铜鼓赋》，袁枚骈文作品。
漓水，即漓江，珠江水系西江（珠江上游干流）的支流桂江上游河段的通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从兴安县溶江镇河口，接古运河灵渠，为漓江起点，经灵川县过桂林市在平乐县平乐镇北与恭城河汇合为漓江终点，全长164公里。平乐镇以下称桂江。河流继续南流至梧州汇入西江。
《崇文总目》，宋代创作的官修书目。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命翰林学士张观、李淑、宋祁等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去芜存菁、刊其讹舛，编成书目，不久又命翰林学士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等人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又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列书目。历七年至庆历元年七月成书60卷，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由翰林学士王尧臣上奏，赐名崇文总目，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共六十六卷（后访得遗书入总目），按四部四十五类。著录经籍3445部，30669卷。该书目至南宋已不甚流行，各家著录其卷数参差不一。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范钦天一阁有该书目藏本。清康熙年间，朱彝尊抄录天一阁藏本，使该书目再现于世。
熙朝，意思指兴盛的朝代；使王朝兴盛。出自宋·陈师道《贺翰林曾学士书》：“兄弟相望，乃平世之荣光；鲁卫同升，亦熙朝之故事。”
【闲言碎语】
去过广西，参加过苗寨旅游的人，一般都见过铜鼓。到过云南旅游的，在民族风情游项目中也常常见到。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广西，首见此物，咋一看，以为是个铜铸的园凳子，后来导游说是“铜鼓”，才知道是少数民族的至宝重器，至为神圣。幸亏没有造次，一屁股坐了上去。
袁枚少年成名，声动海内，就是从一篇《铜鼓赋》起步的。乾隆元年（1736年），20岁的袁枚，从家乡杭州千里迢迢来到桂林，投奔当时正在广西巡抚金鉷幕府中的叔父袁鸿寻找出路。袁鸿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侄子并不是十分欢迎，他自己尚没有功名，只是担任幕宾混口饭吃，那里还有啥能力帮助侄子踏上富贵之路。好在金鉷见袁枚举止大方，对答得体，便有心测试一下这个名闻遐迩的神童才子，遂在巡抚衙门的八桂堂中，以其陈设于堂中的雍正八年在桂平县铜鼓滩网获的铜鼓为题，作一篇《铜鼓赋》。袁枚援笔立成，洒洒千言，文采飞扬，满堂喝彩。金鉷当即将此文收入《广西省志》，列为“艺文”首篇。之后，又专折上奏，推荐袁枚参加“博学鸿词”考试，赠送盘缠120两银子，遣专人护送到京师，使袁枚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参试者，一举成为京师万众瞩目的文坛新星。
袁枚的《铜鼓赋》序文，用华丽的词藻，铺陈的手法，记述了金鉷获得铜鼓并且“留之纛下，用肃军门”的概况：“铜鼓者，汉伏波征交趾之所获，而武侯擒孟获所遗也。然而代远年湮，星移物换，商山宛在，谁能复听鸣钟，泗水依然，不复再擎古鼎。此皆神灵呵护，必待传人，而亦德政熏蒸，始邀瑞物。大中丞德山金公先生，三江沐德，百粤铭仁，福云随银瓮俱青，甘雨共金船并紫，于是耕夫前获，渔父复收。一则进之阙前，聿昭祥化。一则留之纛下，用肃军门。”在序文里，袁枚说到了铜鼓的来源，一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伐交趾（今越南）所缴获的战利品，二是诸葛亮擒孟获所得而遗留下来的。袁枚的说法，是古人对铜鼓来源的记载。其实，随着上世纪初西方学者对铜鼓的研究，以及后来的考古发掘，铜鼓的使用年代远远早于汉代，在战国时期墓葬中屡有出土。而对于铜鼓的起源，直到目前为止，专家们也是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铜鼓是由铜釜（一种古代的炊具）发展而来的。因为，原始铜鼓与铜釜的形状特别相似，而且近年来在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早期铜鼓上面还有烟灰的痕迹。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铜鼓是由皮鼓演变而来的。由于南方的气候潮湿多雨，皮鼓容易受潮发霉，以致失去最开始的乐器效果，因此人们就用铜鼓代替了皮鼓。
袁枚的《铜鼓赋》的正文是骈体文，文中用华美的辞藻描述了铜鼓的形象，如“其状则体如坐墩，面同博局，苍岭点砂，环切玉腹，自脐以内，空腰较首而微束。”说到铜鼓的色泽和纹饰，“势跃跃于钦岑，纹彬彬于沉绿。”“其色则丹螺献甲，鳌背成峰；花似绣而若缬，纹已直而犹纵。远而望之，若朱云褵褷于宝鼎；近而察之，若绿羽璘碥于万重。”描写其声音，“其声则鞺鞳为音，砰訇作韵。霜降钟鸣，雷出地奋，汉宫击瓦，而屋尘皆飞，秦铎驱山，而草木悉震，发清机于地籁，依稀仙阁高鸣；振元气于鲸鱼，恍若钧天可近。”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不得不佩服袁枚的文史功底及文字能力。这篇《铜鼓赋》，别说是援笔立就，就是照章诵读，现在的文史教授也未必能够字正音准，通篇无错。有些对袁枚不了解的人，总觉得其写的诗虽蕴藏性灵，但流于浅白，以为袁枚浪得才子之名。若读过其20岁上受命当场完成的《铜鼓赋》，这样的错觉必定是荡然无存了。
关于袁枚在广西巡抚衙门所见的铜鼓，后世还有个故事。雍正八年（1730年）金鉷作《铜鼓记》，其中记载铜鼓形制为：“絜之，高一尺六寸而稍缩，面径二尺六寸有奇，周三其径，腰微束，仅六尺九寸余，底如其面而空。面有蟾蜍叠踞，大小各六，重之为数十二，意取律吕相生而应十二月盈虚之象欤。中边圆纹亦十二道，疏密相间，内皆细文，不一其状。旁有两耳如环，用以舁。通体完整，不缺不窳， 似有呵护之者。”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在抚衙建造了铜鼓楼，专门置放金鉷收存的铜鼓。但在谢启昆之后，铜鼓楼渐渐废弃。道光十六年（1836年），梁章钜任广西巡抚。自谢启昆至梁章钜，间隔三十五年，其间换了十六任巡抚，铜鼓楼只能默默的荒废在巡抚衙的东南隅。梁章钜起初并不知道铜鼓楼的存在，后来翻志乘，辗转得知。梁章钜惋惜此物此楼默默无闻，决定重修铜鼓楼。此时已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与金鉷收存铜鼓已过百年。梁章钜重见铜鼓，却发现了变化：“惟金记前鼓谓周围有六蟾蜍叠踞，重之为数十二，意取律吕相生，今细加谛视，实只六蟾，蟾各四足，不见有叠踞之迹。”根据两者描述，据专家考证，金鉷所述之鼓属于灵山型的，而梁章钜所述之鼓属于冷水冲型铜鼓。由此可见，铜鼓楼内的铜鼓被后人置换了。
由这个故事，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新闻。原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萧元于2002年10月至2010年3月，利用职务便利，用其事先配备的图书馆藏画库全套（三把，分别由三人保管）钥匙开门进入画库，以自己事先临摹好的赝品掉包馆藏的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143幅作品，窃为己有。从2004年到2011年间，萧元陆续将其中125幅书画作品委托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和浙江一通拍卖公司拍卖，成交价总计3400多万元。余下18幅未卖出的书画作品被扣押，经鉴定估价约为人民币7600多万元。2015年案发后，萧元被广州中院判刑10年。2017年病死狱中。
所以从广西巡抚衙门的铜鼓联想到广州美院的名人书画，还是那句老话：宝物无论存放在何处，都会有人觊觎并意图据为己有，而仅仅靠人性自律克服贪婪往往都靠不住，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制度。
一、历史有哪些关于铜鼓的记载
关于铜鼓，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有：“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晋人裴渊在《广州记》中写道：“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房玄龄《晋书·南史》：“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当时的广州地域很大，包括今两广绝大部分。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更多见到两广、滇、黔、川和湘西等地有关铜鼓的记载。《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唐代杜佑《通典》：“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提到只有一个鼓面。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描写铜鼓形象时写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中，除流传使用的铜鼓外，大部分都来自地下埋藏。从公元9世纪起，就已经有铜鼓出土。《岭表录异》中曾记录了最早的两则出土史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在两广和贵州等许多地方，因掘获铜鼓而将山川、村寨冠以铜鼓之名者不计其数，最常见的为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明万历戍午年（1618年）端阳，广西桂平有人在浔江打渔，网获铜鼓一面，同日还从土中掘得一面。八年之后，此事被浔州教官乐明盛写成《双获铜鼓记》存于《浔州府志》。112年后，又在浔江同一地方捞得一鼓。因两次得鼓而获铜鼓滩之名，并引不少诗人慕名探胜。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什么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清代金鉷《铜鼓记》：“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铜鼓载于正史、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中的不下百余种，尤以明清以来南方各省的地方志为最，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和有关的风俗民情，成为今日研究铜鼓的可贵资料。
二、铜鼓乐在历史中是怎样发展的铜鼓是现代乐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声音洪亮激越，热情奔放。铜鼓乐诞生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二战”结束的喜讯传到位于拉丁美 洲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们载歌载 舞，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他们敲打着所有带响的东西。由于当地盛产石油，汽油桶特别多， 于是体积庞大、发音洪亮的汽油桶就成了 人们敲击的对象。
后来，有人发觉，油桶的不同位置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略加改动便能击打出一些简单的旋律。这一发现 奠定了铜鼓的地位。
以后不断改进、完善， 现在已可以按交响乐队的正规编制组成二管、三管、四管的大型乐队。
三、铜鼓的由来（50字以内）铜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也常用于宴会、乐舞中，是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铜鼓是中国古代悠久而灿烂文化的结晶，是中国少数民族先民智慧的象征，它具有东方艺术的特色，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之珍藏。铜鼓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诸岛也有流传。
2016年1月10日，由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韦启初、韦启参兄弟俩设计制作的一面直径4.2米、高2.6米、重达7吨的巨大铜鼓，是[1] 目前世界最大铜鼓
铜鼓形状像圆鼓，有各式图案，有的铜鼓上还有蟾蜍图案（越人崇拜蛙）。铜鼓的直径有大到2.3米，小的有0.7米。至今中国出土的铜鼓有一千五百多个。在东南亚各地（老挝）也发现二百多个铜鼓，泰国民间收藏和出土的则有上千个。
“铜鼓”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出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制作铜鼓的以百越中的骆越为多，即是黎族与壮族。
四、历史有哪些关于铜鼓的记载关于铜鼓，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有：“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
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晋人裴渊在《广州记》中写道：“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
房玄龄《晋书·南史》：“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当时的广州地域很大，包括今两广绝大部分。
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更多见到两广、滇、黔、川和湘西等地有关铜鼓的记载。
《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唐代杜佑《通典》：“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
提到只有一个鼓面。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描写铜鼓形象时写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
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中，除流传使用的铜鼓外，大部分都来自地下埋藏。
从公元9世纪起，就已经有铜鼓出土。《岭表录异》中曾记录了最早的两则出土史实。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
在两广和贵州等许多地方，因掘获铜鼓而将山川、村寨冠以铜鼓之名者不计其数，最常见的为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明万历戍午年（1618年）端阳，广西桂平有人在浔江打渔，网获铜鼓一面，同日还从土中掘得一面。
八年之后，此事被浔州教官乐明盛写成《双获铜鼓记》存于《浔州府志》。112年后，又在浔江同一地方捞得一鼓。
因两次得鼓而获铜鼓滩之名，并引不少诗人慕名探胜。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什么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
清代金鉷《铜鼓记》：“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
铜鼓载于正史、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中的不下百余种，尤以明清以来南方各省的地方志为最，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和有关的风俗民情，成为今日研究铜鼓的可贵资料。
五、古代铜鼓代表着什么铜鼓，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
铜鼓全部铜铸，一般的铜鼓鼓面直径约五十公分，高约三十公分（个别的较大）。鼓腔中空，无底。
两侧有铜环耳。鼓面和敲身都刻有精致的花纹。
铜鼓按不同形制和花纹，分为八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广西北流出土一面铜鼓，高67.5、面径166厘米，重300公斤。
是现今世界最大的铜鼓。全国各地收藏的铜鼓已达1400面，分散在中南、西南各地民间还有200余面。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数量最多、铸造和使用铜鼓时代最早、历史最长的地区。在古代，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曾以占有铜鼓的多少，作为代表自己统治权力大小的象征。
六、古代广西铜鼓有哪些功能广西的铜鼓，至少可以追朔到公元前二世纪。
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期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物证。《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说道：东汉初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得骆越铜鼓”，其事也可能发生在广西境内。
自汉代以后，广西铜鼓鉴于文献记载者，可谓史不绝书。广西发现铜鼓的类型比较齐全，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八个类型当中，广西已发现的就有七个类型，即：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
发现的类型如此之多，实为全国之最。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广西各级文物部门收集保存的铜鼓有610面之多。
北流县六靖镇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大铜鼓，号称“铜鼓之王”，在我国古铜鼓分类上被命名为粤系“北流型”（甲型），目前存于广西博物馆。 在许多壮族乡村，每当农闲之时，相邻各村的农民常常会聚集在村郊的山头赛铜鼓。
如果一方乱打或打错，就算鼓手失败，取消比赛资格。鼓声清脆响亮，打得久，打得动听，就算赢。
鼓声哑了，或者铜鼓裂了，就算输。其他青年男女，则一边看赛鼓，一边唱山歌，他们借此机会以歌传情，以歌会友。
此间，人人兴致高昂，人人自得其乐！ 这是在河池许多乡村时常能看得到的“民乐图”。 铜鼓，这种古老的乐器，在河池显示出弥久愈坚的生命活力。
在河池境内，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奏铜鼓乐、跳铜鼓舞的习俗。铜鼓艺术，被誉为最具特色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它在河池熠熠生辉，凸显出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
据悉，河池现在使用的铜鼓可以追溯到汉代。 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世界传世铜鼓有2400多面，河池就有1400多面，铜鼓占世界铜鼓藏量的二分之一，几乎与全国馆藏数量（1460余面）相等，河池因此具有了“世界铜鼓之乡”之美称。
河池的铜鼓主要分布在东兰、南丹、大化、巴马、凤山、天峨、都安、罗城等县。 河池市内的壮族、瑶族在建新房和婚嫁时要使用铜鼓，壮族、瑶族、苗族在丧葬时要使用铜鼓。
春节是红水河流域各民族共同的大节，河池境内的壮族、瑶族、苗族都使用铜鼓庆贺；此外，在各自的传统节日，如壮族的蚂拐节、瑶族的祝著节，也都需要用到铜鼓。铜鼓文化，成了河池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亮点，其粗犷、豪迈和原始古朴的韵味，演绎出河池特有的民俗风情。
使用铜鼓的民族赋予铜鼓很多神奇的功能。在壮族、瑶族、苗族的广大村寨中，凡传统节日、庆祝 *** 及婚嫁喜庆，都有演奏铜鼓乐、唱铜鼓歌、跳铜鼓舞的习俗。
河池市内的瑶族、苗族和部分壮族都有祭铜鼓的习俗。瑶族在每次使用铜鼓之前和使用之后都要祭一次；苗族及部分壮族则在除夕之夜祭鼓，其中苗族在祭鼓之后还需由职业鼓手先打一遍，其他的人才可敲打。
都安瑶族自治县保安乡一带的瑶族和壮族男女在新春击铜鼓祈年时，常以银簪叩击铜鼓，以鼓声传情，一旦物色到对象，即将银簪作为定情物，送给心上人。天峨、南丹、东兰、巴马、大化、都安等县的壮族有一个隆重的传统节庆，俗称“蚂拐节”，是拜神祈丰收的节日，过节的时候，凡有铜鼓的村寨必用铜鼓。
瑶族的铜鼓舞，舞时将一面大皮鼓挂起或放在架上，由一人双手各持一鼓槌，从头上，腿上或翻身做各种打鼓动作，节奏复杂；另有两人在旁伴打着两面不同音调的铜鼓；其他至少有十人（男女各半），手持瑶带（有花纹的腰带），藤圈或草帽，绕鼓而舞。 瑶族铜鼓舞蔚为壮观，逢年节，十几面甚至几十面铜鼓一字排开，每面鼓一人边击边舞；中间还有一面直径不小于60厘米的大木鼓领奏，全场鼓声震天，时促时缓。
壮族铜鼓有公、母之分，跳舞时，它们各分左右，中间夹一大皮鼓，皮鼓主奏，公母铜鼓伴奏，别有韵味。苗族铜鼓舞则是一人击鼓并兼领舞，他击出时快时慢节奏有序的鼓点，自己随之起舞，众人环绕他，时进时退，踩着鼓点舞蹈。
壮族铜鼓舞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自娱性的，是集体舞蹈，比较原始素朴粗犷；一种是表演性的，接近于舞台艺术，有一定的表演程式。 自娱性的铜鼓舞流行东兰、凤山、巴马一带的壮族村寨。
每当新春佳节，人们就将寨里的铜鼓集中到比较平旷的场地上，按铜鼓的大小次序，排列出一定的“音阶”，由一个老鼓手敲着锣指挥，鼓手们一人一鼓，按照统一的指挥，敲出各自的鼓点，与其他的铜鼓配合，形成特有的节奏和旋律。 跳舞者穿着节日的盛装，应声起舞。
鼓声传闻十数里之外，其他村寨的人听到鼓声，也 *** 男女老少抬着铜鼓来助兴。 表演性的铜鼓舞原是祭神的舞蹈。
它的表演对象是神，是跳给神看的。人们按铜鼓乐的节奏用各种舞蹈动作来满足神的欲望，祈求神的护佑。
户外展演的铜鼓舞以瑶族的“祝著节”最热烈。 节日那一天，人们抬锣抬鼓出来，在一块较平的地方架起铜鼓和皮鼓，由5人出场表演。
打铜鼓、铜锣、皮鼓的4人边打边舞，拿竹帽者穿插在4个鼓手之间欢舞。 南丹县的白裤瑶族也流行铜鼓舞。
这种铜鼓舞瑶语叫“勒泽格辣”，只有在秋收之后为死去的老人办丧事时才跳。 一般是在砍牛结束后，穿着节日盛装的瑶民和鼓手一起来到鼓场跳铜鼓舞。
届时，铜鼓先敲响，待所有铜鼓声整齐后，皮鼓手双手各持1根长约20厘米的鼓棍入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