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洑山古为平山、武山、太和山。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为平山：“沅水又东，经平山，西南临沅水，寒松上荫，清泉下注，栖托者不能自绝于其侧。”之所以称河袱山，杨嗣昌解释说是因为“山下出泉伏流而人于河。”与郦道元说的“清泉下注”相一致。所言清泉，据《寰宇记补缺》称“德胜泉”，常德旧志记为卓刀泉，也称崔婆井。泉水甘洌，来往游客乐于掬而饮之。于是衍生出许多动人的故事，最典型的是道士张虚白为感谢卖酒姥崔婆对他的善待，长期饮酒不给钱，从不厌弃，指地掘井，不仅解决了崔婆取水路远的困难，而且井水甘洌胜过酒，井水就可以做酒卖。古人依照上述故事修建了崔婆庙、虚白庐等建筑，成为景点。河洑山流传张虚白的故事并不奇怪，因为它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早在南北朝，山顶就修建了道德观。明嘉靖初，有方士在经历兵燹之后的道德观的遗址上修建真武殿，改名“太和观”。于是，河洑山又称为太和山。 河洑山有大小山岭56个、沟谷42条，植物种类115科542种，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因地势险峻，是通往湘西，川黔两者的咽喉，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
河袱山绵亘数十里，岗峦相属，其中不少相依的山脉也很著名。高吾山即是一例，旧志记载其位置距今常德城130里，比平山远10里。山下有高吾洲，《桃花源》中的晋渔父黄道真就隐居该地修道。旧志称该山：“盘踞森耸，周环百余里，诸山环拱其下，即武陵溪与沅水合”。唐代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就曾来河袱山游览，写有《武陵泛舟》诗：“武陵川路狭，前棹入花林。莫测幽源里，仙家信几深。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坐昕闲猿啸，弥清尘外心。”明代兵部右侍郎、署兵部尚书事陈洪谟归休后，筑“高吾书院”。在高吾山后有一座山名鹿山。南朝人黄闵所著《武陵记》中，有武陵人射鹿的故事。该故事与梁释慧皎所著《高僧传》记的惠元的事迹相近。惠元于东晋太元初年，在河袱山建耆阁寺(遗址在今河澈林场场部)。其后，著名的和尚还有竺慧，《高僧传》称赞他“精苦有戒节”。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途经河袱，后人在山上修建新息侯祠。清康熙年间进士田雯，提学江南时，写有一首《河袱新息侯祠》诗：古屋昏灯矍铄翁，崔婆村井庙门通。断碑疑是边陲柱，坏像仍矜顾盼雄。夕照烟浮鸦背黑，野塘香送藕花红。士人莫荐新菰米，恐与当年薏苡同。
田雯与常德有很深的关系。清顺治进士、武陵人刘昌臣提学山东时，山东德州人田雯“初人试”，很受赏识。刘昌臣言传身教，使齐鲁学风文风为之一变。田雯学习恩师，推崇古文，生活也有古代高士之风。他主持考试，拒绝一切饮食招待，自己买菜春米做饭，被远近的人称赞。 河袱山在古代，于佛教道教都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佛教寺庙未恢复，而道教的太和观历经沧桑，至今香火不断。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到常德，在河袱山太和观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布置组党组军，开展武装暴动。同时，建立“中共湘西特别委员会”，领导湘西各县地下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43年7月，抗日战争的鄂西会战结束后，调驻常德的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驻河袱一带整训，师部移设河袱山太和观。9月，洞庭湖西岸警备司令傅仲芳在太和观召开保卫常德的军事会议。11月4日，余程万率部由河袱进入常德城。常德会战，河澈山是重要战场，“虎贲”将士坚守阵地，从11月20日至23日，激战了四天三晚，虽然营长以身殉职，500名守军阵亡，太和观、耆阁寺等建筑被日军飞机投下的燃烧弹所摧毁，但日军在河袱山丢下了上千具尸体。当年抗敌的五个烟火台犹存，七座暗堡保存完好，6000米交通壕依稀可见，成为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1946年，早年在冯玉祥部队任过旅长的常德县丹洲人龙崇顺离职后转信道教，募资修复太和观。新中国成立后，太和观先后被作为常德县卫生院的肺结核医院、武警训练场营房等。“文革”中因为它曾是革命遗址而幸免于拆毁。1993年，由河袱山森林公园按名胜古迹修葺一新，园内雕梁画栋，更具气势。虚白庐却因施工震动而倒塌，未能恢复。
历史名将马援、关云长，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杨幺都曾在此扎寨、屯兵作战。我党我军老一辈革命家贺龙、萧克、关向应、帅孟奇也在此指挥过战斗。
“河洑”读音为（hé fú），今有“河洑镇”“河洑山”。“洑”字读音有二:
一读作fú，意为“水流回旋的样子”或“漩涡”。
一读作fù，意为“游泳”，如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