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做过很多假设。我相信也有很多科学家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自古以来都探索过这个问题，古代有人去追求这样一种长生不老去获得自己永生的这样一个想法，但其实到了，最后可能都没有达到，因为包括我们现在的技术，可能也不能完全解释，这样一个现象。
我觉得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有个疑问，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真的会发生什么，我们现在科学还是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但是相对于过去来说已经进步了很多，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多的改善，所以说我们去生活在世上就是可以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当你去网上搜索这样一类的问题你其实根本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也没有谁可以说就能够找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是一个属于科学探索的阶段，而我们现在真的还没有到达这样一个地步，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与其是过多的去揣测这个问题倒不如生活好，我们的现在，因为当你在这一段不长不短的人生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也会明白很多，所以说人生其实说短也短说长也长。更多的是我们在这段过程当中收获的东西，以及我们得到的一些关于更加通透，更加豁达的一些人生道理。
我现在也说不出来，这种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只能说我是有一个愿望鞋，想去知道，但是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所以的话现在就是可以希望自己可以在这段生命过程当中会有更加丰富的经历，然后不枉我的人生。我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去太纠结于这个问题。当科学真的达到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当没有达到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过多的妄议揣测。
是的，大善之人，上天堂，中善之人，可重新投胎为人，恶者入三恶道受苦，极恶者下地狱。
我为你解说一下相关的佛法吧。
佛法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死后，神识（可以理解成灵魂），还继续存在，并且，要依据生前的善与恶，分六个去处，这叫六道轮回。
六道分三善道，三恶道，三善道是：天道，人道，修罗道，三恶道是：地狱，饿鬼，畜牲。长久以来，我们的神识（灵魂），就是在这六道之中，反复轮回。
轮回中，善人投生三善道，去感受快乐幸福，恶人投生三恶道，去领受长久的痛苦与折磨。所以，古话说，人善人欺天不欺，善人必有善报。
同处某一道的众生，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人道。有的人就幸福如意，有的人就多灾多难，这都是因为，他们前世的善业与恶业不一样。
天道的规律，是奖励善人，惩罚恶人的，这种奖励和惩罚，不一定是在当下，可能是很久的将来，或者来世，所以，我们欲求将来的幸福和来世的幸福，就要能做到佛菩萨对我们的教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附一个小资料：
关于来世是否能上天堂，或做人，佛经上有一个标准， 就是看你持守五戒和十善的水平。
佛经上说，能做到上品“五戒十善”的人，来世可以上天堂，能做到中品“五戒十善”之人，来世还可以投胎做人。
五戒是：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言。 五不饮酒。
十善是：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言。 五不绮语。 六不两舌。 七不恶口。八不悭贪。 九不嗔恚。 十不邪见。
从中可以看出：能上天堂，或重新为人，条件是很高的。大多数人都会去三恶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苦口婆心让我们积德的根本原因。
朋友如果你对佛法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些佛法书籍，佛法书籍寺庙里有请，新华书店也有售的，很多经书都很难懂，初学可以看一些佛法入门，佛法普及类的书。
佛法追求的目标，不是天堂，虽然天堂很美好，但这是一个消福报的地方，福报消耗尽，还是要死，死后恶报现前，就有可能入三恶道受苦了，所以，佛法追求的目标，是来世去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就彻底告别轮回了，那里没有任何痛苦。每天清风明月，鸟语花香，聆听佛的教导，慢慢修行，直至成佛，成佛后，就拥有永恒的寿命和究竟的幸福了，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愿，回到我们这个世间，广渡受苦的众生。（佛的事业，就是渡众生）
今天想讲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直接相关，我也相信，你们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初次听导师李良荣教授上课，是在2009年9月。彼时64岁的李老师鬓边已经花白，穿着一件短袖衬衫。
关掉投影仪和讲台上的电脑，他走到移动黑板前，拿起记号笔，一边写下课程名字，一边说着开场白：“不管你们今后是做记者，还是做学术，我希望你们记住这句话。思想自由是一切研究的前提。”
话音刚落，微风吹开窗帘，一束阳光洒在黑板上，醍醐灌顶，好似一个微妙的隐喻。
复旦大学的校歌里写，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初听有模糊的触动，在学校呆了七年，眼见耳闻，会心之处更多。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李老师。
读研三年，常去李老师的办公室，每次都见到四处摊开的新书。有时拿起来翻翻，瞥见最时兴的经济理论，或者颇热门的社交网络，都有大量的批注。我问李老师一周读几本书，他总是笑笑不说话。可每次谈到具体的问题，李老师又会说，你去那本书的第几章里看看。当日我以为，思想自由就是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尽情遨游。
后来有更多机会，读李老师的文章，恭聆学林掌故，有了新的认识。
李老师常提起他的导师王中。熟悉中国新闻史乃至现当代史的人，对这个名字想必也不会陌生。
按李老师的回忆，和王中先生这位“钦定”的右派结识，也算是因缘际会。1979年的秋天，李老师考上复旦新闻系的研究生，原先填报的导师是余家宏教授，可余老师却将他领到了王中先生家。
初次见面，两人的对话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是大右派吗？”
“知道。”
“你怕不怕当右派？”
“我怕。”
“怕什么？”
“地富反坏右，谁不怕啊！我才30出头，像您这样当20多年右派，我都快60岁……”
李老师在《我的学术领路人——长忆我的恩师王中》里写，听完这句，王中先生“只是一口一口抽烟，当空气快要窒息的时候，他才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你说了真话。’从这开始，他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了一个小时。讲记者的工作是求真，学者的工作也是求真，追求真理。而求真的第一步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正确，但追求真理必须从讲真话开始。”
1994年的秋天，王中先生的身体状况恶化，已有神志不清的迹象。李老师去探病，骨瘦如柴的王中先生却拿出一本学术期刊，在李老师耳边呢喃：“你好久没有写文章了。多写点，我还想看你写的。”这是王中先生留给李老师的最后一句话。
读到那一段，我才明白，知识会瞬息更替，而为学的道统，却素有渊源，生生不息。思想自由，离不开承继的方圆。
前些天，文汇报原副总编辑、1977级新闻系毕业生马申给了我一份礼物：油画《教授们》捐赠纪念册。这是1977级的老学长老学姐，对新闻系的一片深情。
油画的副题叫《首届新闻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五位答辩委员会教授端坐台前，眼前是陶瓷茶杯、话筒、纸笔，还有大热天特意准备的橘子汽水。复旦大学教授余家宏、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钱维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隆栋、复旦大学教授舒宗侨、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都是新闻教育史上如雷贯耳桃李天下的大名。
而坐在桌侧，手里点着一支中华烟的老者，就是王中。马申告诉我，王中先生给1977级上课时，语重心长地说过一句话：“你们要做布鲁诺。”
80后、90后也许难以理解老一辈对真理的信念。1977年是意味深长的年份。中断十年的高考宣布恢复，为了加快进度，当年的高考在冬天举行，翌年初春便宣告开学。电影《高考1977》临近尾声，选用的相片也恰是复旦新闻系1977级的毕业照。
纪念册里同样珍贵的，还有当年的课程表。仔细辨析，其间固然有时代烙印浓重的课程，但也不乏世界史、文学名著、古代散文选读、逻辑讲座、外国政治文选、国际关系、国际法、美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庞杂的学科枝蔓。
作为当年文科考分最高的专业，新闻系以培养通才杂家为己任。未必能料想的是，今日竟落下“新闻无学”之讥。
眼下的媒体环境，说恶劣恐怕不为过。而之所以濒临危局，除了确凿的技术冲击，也有未战先怯的惶恐。至于变革者，或者情怀开道，或者概念先行，所言和所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吻合，尚存阙疑。
应届生求职，或是年轻从业者聚会，要慨叹“找工作时流的泪，就是当初选专业时脑子里进的水”。资深记者有了对比，更容易有世道浇漓行业凋敝的唏嘘。离职的名流前赴后继，以至唱衰媒体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想到这里，我倒对此刻收获纪念册，有了特别的感念。
纷纭的说辞，驳杂的观点，是今天评价传统媒体的常态。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怎样向死而生，也是普遍的焦虑。兵荒马乱里，一些至简的东西却遭到忽略。
一如陈虻对柴静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先辈做人与治学的风范，穿透历史的迷雾，给予我们的警醒可能也是：如今的真理不再需要赴汤蹈火，但坚持自认为对的事，方能求得一己的自由。
所谓思想自由，不惟是知识版图的疆域，同样也指涉对质朴真理的执着。譬如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譬如纵历厄难不出虚言，譬如在颓衰颓的大环境里认定个体的小目标。
在随波逐流的年代，咬准长久不变的常识，哪怕日拱一卒，也是可贵的安稳。可惜，人心浮动，满以为是追求自在，却每每落进无所适从的窠臼。
现在每天看2、3小时书，坚持写2、3000字，无关伟业，不过是私心。于我而言，写作是通向真理和自由必经之路。光阴流逝使我心安的，除了写作，别无他途。起初我以为这是成熟，而今却发现更隐秘的关联。仿佛是王中先生和李老师的投影，我们从哪里来，往往决定了我们到哪里去。
我深信，在通向自由的路上，你们也会有自己的王中先生和李老师。借用纪念册扉页的话：致敬，直到永远。
这样看世界有点意思，微信公众号：傅踢踢 微信id：futeet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