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
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
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
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经历宋、元、明、清，中国书法成为一个民族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
扩展资料：
书法史上的著名字体：
1、隶书
隶书，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2、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这种汉字字体端正，就是现代通行的汉字手写正体字。
楷书也是一种官名。《新唐书·百官志二》记中书省史馆有楷书二十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楷书作为官名也称作楷书手，掌缮写之事，在同一机构中并置，因具体分工有所不同。《通典·职官二十二》记楷书手为流外勋品官。宋代无楷书手之称，惟称楷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书法
先秦书法
奠定基础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于汉字的 郑燮【李白长干行一首】
萌生同时。
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
目前发现的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刻画符号但许多文字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
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 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
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
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
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
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著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殷商甲骨文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甲骨文发现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
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
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
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
图为《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
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西周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
《平复帖》局部
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毛公鼎铭文
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
内壁铸有多达 498字的长篇铭文。
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西周散氏盘
为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
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东周石鼓文
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
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
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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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
秦始皇兼并天下，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
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
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
《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
”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
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的作者秦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可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
《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
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
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云梦睡虎秦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
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
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
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编辑本段汉代书法
隶书大盛
汉代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四百二十六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 晋·王羲之手札
一代。
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中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
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
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
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
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
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
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
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马王堆帛书
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
《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
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
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
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西狭颂
汉代隶书。
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
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
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
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
”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埔阁颂
汉代隶书摩崖。
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公元 172年)二月刻，在陜西略阳县白崖。
此石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波磔不大明显，但字形结体多取横势，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所以清代万经曾说字样险怪，下笔粗钝，而康有为评云：“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
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
”(《广艺舟双楫·本汉》，可见此石对后代书坛的影响。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东汉碑刻。
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
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
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
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鲜于璜碑
汉代隶书。
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
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礼器碑
汉代隶书。
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 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
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
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
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
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曹全碑
汉代隶书。
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陜西博物馆碑林。
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编辑本段魏晋书法
完成书体演变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是篆隶真 王洵《伯远帖》
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
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
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
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
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
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
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
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
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
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化度寺碑
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
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
碑立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楷书35行，行书33字。
原石久佚。
此碑书法笔力强健，结构紧密。
早《九成宫》一年而书，故风格极相似，但谨严有余舒展不足。
元赵孟頫评论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
”清代金石家翁方纲对此碑书法评价极高，认为此碑胜于《九成宫醴泉铭》。
赞誉虽嫌过头，但可以说明此碑的书法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碑》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
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
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
楷书24行，行49字。
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
明陈继儒曾评论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
”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虞恭公碑
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
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十月立。
楷书36行，行 77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十六字。
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
”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
”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
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
张翰思鲈帖
亦称《季鹰帖》，欧阳询书。
行楷书，无款。
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
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
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
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
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
'”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
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
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
”是很有眼力的。
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皇甫诞碑
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
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
此碑现在陜西西安，无书写年月。
楷书28行，行59字。
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
《墨林快事》谓此碑立于隋朝，当为欧阳询早年所书。
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
《皇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
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
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
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
” 此碑用笔研润，虽为欧阳询早年作品，但已具备了“欧体”严整、险绝的基本特点。
明王世贞云：“率更书皇甫府君碑，比之诸贴尤为险劲。
是伊家兰台(欧阳通)发源。
”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绝尤为难，此《皇甫碑》所以贵也。”
编辑本段五代书法
存唐遗风
公元九零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 晋·唐·五代书法选
五代。
又有前蜀、吴、楚、闵、南唐、荆南、后蜀、南汉、吴越、北汉十国。
这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持续五十四年，其间兵戈迭起。
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向。
苏轼评及五代书法时曾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
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
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
杨少师之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
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渐变入欹侧纵肆，以后北宋“四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编辑本段明代书法
由宋元上追晋唐
明代自朱元璋崛起草莽。
推翻元朝统治，统一全国，至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检自缢煤山 明代书法
，历二百七十七年。
在这近三个世纪中，朝廷诸皇帝都很喜欢书法。
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即着手文治，诏求四方善书之士，充实宫廷，缮写诏令文书等。
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也极爱书法，尤其喜摹“兰亭”，神宗自幼工书，不离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和米芾的《文赋》。
所以，朝野士大夫重视帖学，皆喜欢姿态雅丽的楷书，行书，几乎完全继承了赵孟俯的格调。
明代象宋代一样也是帖学大盛的一代。
法帖传刻十分活跃。
其中著名的有常姓翻刻《淳化阁帖》于泉州的《泉州帖》；董其昌刻的《戏鸿堂帖》；文征明刻的《停云馆帖》；华东沙刻《真赏斋帖》；陈眉公刻苏东坡书为《晚香堂帖》等。
其中《真赏斋帖》可谓明代法帖的代表。
《停云馆帖》收有从晋至明历代名家的墨宝，可谓从帖之大成。
由于士大夫清玩风气和帖学的盛行，影响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
至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
士子为求干禄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
明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大家，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所以，近代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说：“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
” 其代表书家有：董其昌、文征明、祝允明、唐伯虎、王宠、张瑞图、宋克。
宋克
(1327-1387)字仲温，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号南宫生，洪武初年任凤翔府同知，博涉书史，喜欢走马击剑。
《明史·文苑传》称他“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
”杨慎评他的真、行书在明代应数第一。
宋克直承赵孟俯，他所写的《李白行路难诗》笔墨精妙，风度翩翩。
楷书有钟、王法度，但是过于流丽圆熟，当时就有人说：“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
”(《詹氏小辨》) 其主要作品有：唐宋诗稿、急就章。
编辑本段清代书法
又一个中兴期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 清代书法
“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了。
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
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
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
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
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
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
作品雄强恣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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