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明君
千古一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
布衣皇上－－－刘 邦（前256—前195）
盛世明君－－－李世民（599年1月23日-贞观二十三年（649）—李世民的生日很有争议）
风流女皇－－－武则天（624年2月17日－705年12月16日）
士兵皇帝－－－赵匡胤（927年2月16日-967年10月20日）
大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398年）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162年，卒于1227年）
开创盛世－－－康 熙（1654年 卒年：1722年）
一代明君－－－雍 正（公元1678年—公元1735年）
风流倜傥－－－乾 隆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
长孙皇后（601年－636年）
马秀英皇后（1332年－1382年）
十大宰相
成就霸业－－－管 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
芝过昭著－－－李 斯（ 公元前280年 - 公元前208年 ）
开国丞相－－－萧 何（？-公元前193年7月8日）
权术之王－－－曹 操（公元155年7月18日～公元220年3月15日）
千古名相－－－诸葛亮（181年7月23日～234年8月28日）
知人善任－－－狄仁杰（630—700）
佐定天下－－－赵 普（922-998）
北国卧龙－－－耶律楚材(公元1190年—公元1244年)
独裁良相－－－张居正（1525年5月24日-1582年7月09日）
十大名臣
天下归心－－－周 公
改革斗士－－－商 鞅（约前390年—前338年）
流芳千古－－－房玄龄(579年～648年)
千秋镜鉴－－－魏 征（580－643）
改革大师－－－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
治国奇才－－－刘 晏（716-780）
第一清官－－－于成龙（1617-1684）
扶棺谏君－－－海 瑞（1514年 — 1578年 ）
千古完人－－－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 1872年3月12日 ）
千秋功罪－－－李鸿章（1823.2.15 - 1901.11.7 ）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 - 1925年3月12日 ）
毛泽东（1893年12月26 -1976年9月9日）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朱德 （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
刘少奇 （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 - 1927年3月31日）
梁启超（ 1873年2月23日 - 1929年1月19日 ）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
刘少奇"杀人灭口"冤案真相在由江青、康生、谢富治控制的专案组所炮制的材料中，有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是刘少奇“杀人灭口”。他们杜撰的材料是：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时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害怕了，丢下工作不顾，私自从上海逃往长沙。12月16日，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亲
批“就地斩决”。刘少奇为了保全性命，接受了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解放后，一个名叫杨剑雄的“知情人”被人民政府逮捕，刘少奇害怕事情败露，遂于1953年擅令将其枪毙，杀人灭口！
1968年11月13日，这份经过移花接木、蓄意陷害的材料，连同另外两份材料，发至全国生产大队一级，传达到全体群众。一盆脏水就这样泼到了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头上……杨剑雄鱼肉人民，十恶不赦
杨剑雄，家住湖南省宁乡县七福桥乡铁锣冲，是当地一户大地主。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杨剑雄与刘少奇同时就读于宁乡县玉潭高等小学堂，但两人不同在一个班级。正是这一因由，50年后使刘少奇蒙受千古奇冤。
杨剑雄后来又去长沙上中学，还进过上海大夏大学。那一年寒假回家时，杨剑雄的姨父赵恒惕，在军阀混战中突然发迹起来，当上了湖南省省长兼督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剑雄于是辍学到长沙谋了一个肥缺——省政府会计。有了这样硬的后台，杨剑雄不仅吃喝玩乐都报销，还将大把的公款悄悄弄回宁乡老家。及至赵恒惕下台，虽然是树倒猢狲散，杨剑雄的家底却更厚实了，他在乡下进一步扩充了田产，增添了佃户，杨剑雄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南京解放，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这时，党所领导的一支游击队迅速壮大，宁乡是游击队的中心活动地区。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派中央军七七八师来宁乡围剿游击队。杨剑雄以为来了救兵，带着乡丁，胁迫老百姓为七七八师送柴送粮。他把自家的肥猪宰了，抬着整块猪肉去七七八师慰劳。同时还密告本地哪些人是共产党，致使杨定鳌、杨宗华、杨友华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国民党节节败退，杨剑雄孤注一掷，时而在县城，时而在乡下，上蹿下跳，但他内心十分恐惧。为防不测，他身上总是带着两枝枪，还把在汉口结交的两个江湖上的武术师、河南光山县人郭起风和彭玉麟，请来当他的私人保镖。白天，两个保镖与他形影不离，晚上总有一个保镖为他值勤守夜，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给刘少奇写信投石问路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宁乡成了一个狂欢的世界，杨剑雄却仿佛一下子掉入冰窟，他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一起接受群众欢呼的，是炭子冲的刘少奇！炭子冲与杨剑雄家的铁锣冲相隔不过三五里，当年他们还是同窗学友！犹如在黑咕隆咚的深渊里看到了一线曙光，杨剑雄心中一阵狂喜，他以为：他纵有千条罪状，只要这位老学友打一个招呼，他杨剑雄便可安然无恙！
杨剑雄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杨剑雄对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欺压百姓的罪行完全隐瞒，还居然把他那两个保镖推荐给刘少奇，称他们是“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的武术专家。
杨剑雄的真实目的是投石问路。只要刘少奇给他复信，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将是一份极大的政治资本，一张铁杆护身符。
信发出去了，总得不到回音。在难熬的等待中，新生的基层人民政权迅速建立，清匪反霸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杨剑雄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出逃。他首先到北京，后来又混进招工队伍去抚顺。无论他走到哪里，总觉得有一张无形的网在向他袭来。后来他改名换姓，逃到贵州一个山区小镇隐藏下来。
但是，在宁乡七福桥，杨剑雄鱼肉百姓、欠有血债的累累罪行，人们不会忘记，当地群众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将他捉拿归案，公安部门也一直在明察暗访。
1952年10月28日，在贵州山区隐藏了3年之久的杨剑雄，终于落入法网。
1953年1月2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核准杨剑雄死刑。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杨剑雄，生命进入倒计时。
这时，杨剑雄千方百计地捞取救命稻草。他向法庭申述，1924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是他向省长赵恒惕作保而营救出狱的。
人民的法律保护人民，惩办那些罪大恶极、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极端分子，但考虑到当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党和政府有8个方面的宽容政策。其中有一条：在某一时期参加营救过我地下工作人员者，可以从轻处理。如果真是这样，杨剑雄可以将功折罪。
那时候，法官们都很年轻，又多是从北方南下来的，对当地的历史情况不是很熟悉。据史料记载：刘少奇确实曾在长沙文化书社蒙难，后经营救出狱。为了慎重起见，宁乡县公安局长、本案副审判长霍建国，即向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刘少奇写了一封特急信件，请求加以证实。刘少奇十分警惕：杨剑雄吹牛
宁乡县公安局长霍建国关于处决杨剑雄的信，3天后就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与杨剑雄是上小学时的同学，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1949年11月中旬，他曾接到过杨剑雄一封来信，当时确实太忙，没有即刻作复。没过多久，乡间有亲友来北京看他，刘少奇顺便问起杨剑雄的情形，获知了杨剑雄的种种劣迹后，他就十分警惕了。了解到杨剑雄在乡间吹牛，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是他向赵恒惕求保，才获得释放，是他救了刘少奇的命。刘少奇就不能再沉默了，说：“杨剑雄逢人便说他救了我的命，哪有这样的事啊！”
其实，刘少奇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对给予过他帮助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忘记。周震麟、贺耀组、周维宾等营救过刘少奇的人，解放后都得到刘少奇的尊重。他没有忘记老朋友。
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的来信，使刘少奇陷入沉思。杨剑雄畏罪潜逃，现经当地政府缉拿归案，并依法作出了判决，可见他罪不容赦。
国无纪，民无生，国法大如天。刘少奇与杨剑雄确实有过同学关系，但据宁乡县公安局的公函，杨剑雄罪大恶极，不堪再造，刘少奇亲笔拟就电文：
湖南省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1月26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1924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1925年在长沙被捕，因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刘少奇1月29日
这是正义对邪恶的审判。然而，在共和国最大的冤案中却被说成“杀人灭口”！“杀人灭口”案是这样炮制的
1967年4月1日，戚本禹抛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大约只过了几天，有几个从北京来的人物，在宁乡县城和花明楼乡，神秘兮兮地找人谈话，做笔录，完了还要按手模。大家开始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几个人是谢富治主持的专案组派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弄一批材料，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在宁乡“杀人灭口”。在调查取证时，只能按照他们的意图写证词。如若不从，就批、就斗、就打！
周石禅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过宁乡县政协常委，当时专案组要他写材料，证明刘少奇“杀人灭口”，周石禅坚决抵制这种诬陷。专案调查人员就弄一些人来批斗他，打断了他三根肋骨。周石禅痛得昏死过去，醒过来后，他仍然坚持：刘少奇不是杀人灭口，杨剑雄罪该伏法！
还有公安局的几位老干部，冒着挨斗挨打的危险，一致抵制那些专案人员指鹿为马的行径。
另一位钟振琪，当年担任杨剑雄案的法庭审判员，后来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专案组要他写假证明，他说：杨剑雄被关，县法院判处死刑，省政府审查核准，整个办案过程，刘少奇都不知道，怎么能说他杀人灭口呢？专案组说：这是需要！从上午8时到半夜，3个人围着他轮番威逼。他招架不住，违心地在证明材料上添上“杀人灭口”4个字。他一直为自己的懦怯而忏悔，他说：“这是我平生做的最大一件混账事！”
然而，谣言终究不是事实，真理的阳光总会驱散笼罩着的乌云。1980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
2013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当天，“刘少奇与民生座谈会”在湖南长沙宁乡县刘少奇纪念馆举行，“追寻少奇足迹”中国刘少奇纪念地联合展览也同时开展。刘少奇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表示，他的父亲就是从百姓中、从人民群众中来，又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我们也应该在人民群众中成长、学习”。以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刘少奇。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从1922年9月开始，刘少奇与李立三一道，在江西安源领导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一身是胆的工人代表》，描写的是刘少奇同志作为工人代表，不顾个人安危，孤身入虎穴，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取得罢工胜利的故事。课文中描写的他大义凛然、胸有成竹、大智大勇，表现了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情节，文章却没有详细介绍。
“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
2008年11月30日，江西萍乡举行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出席了座谈会，会上刘源根据他父亲的回忆以及母亲的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具体细节。
1922年，刘少奇同志刚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安排他去湖南找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委托他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刘少奇到达安源时，正值大罢工前夜。他到达之后即联系工人，了解罢工准备情况，仔细研究谈判的十七条要求。
回忆那一时期的自己，刘少奇是这样说的：
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八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就在这里。没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一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啰，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摘自王光美回忆文章《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下文楷体引用内容同此处）
简短数言，谦虚无华，亲切实在，没有神化和拔高自己，而是把一切成绩归之于群众，自己退到到群众的后面，把自己融入组织之中、群众之中。这也许是刘少奇同志的自谦，但的确与我们想象的情节不太一样。但仔细一想，刘少奇同志的叙述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一个刚刚回国的、只有23岁的青年学生，刚参加斗争，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了解全貌、把握全局，必须向工人了解情况，向工人学习。用刘少奇自己的话就是“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
刘少奇同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告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并非一开始就是未卜先知、大智大勇的“超人”，他们的革命经验是在斗争中积累的，之所以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是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摸爬滚打的结果。只要你真正懂得工人的疾苦、了解工人的要求，豁出命来全心全意为了工人谋利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工人也会信任你、支持你、保护你。
在安源期间，作为全国革命低潮中“硕果仅存”的成功工会领导者，他勇敢地承担起重任，使各方面工作卓越而稳定地开展起来，并把我党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第一所党校、第一支工人武装、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搞得有声有色，还发展、掩蔽和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那几年，安源的党员数量最多时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小小的安源，是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在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小莫斯科”之称。工人运动培养的大批工人后来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萍乡多次为革命输送力量，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闹“左”倾情绪 工人要打自己的领导人
对于自己领导的工人运动，刘少奇同志常常从汲取经验教训角度进行思考。他讲过安源一段有趣的往事，提出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罢工取得胜利后，编者注）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中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闷跃然纸上。这也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独有的问题，就是在斗争取得胜利时容易犯“左”的急躁病。而且在后来，刘少奇同志领导武汉工人运动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他在另一段描述中说：
这时“左”的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行得通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是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如果不是刘少奇亲口所谈，我们很难知道彪炳史册的安源大罢工中还有另一面，“左”倾情绪，工人要打自己的领导人……这不禁令人惊讶，然而仔细一想，却又是那么真实。辉煌的一面和这一面合在一起，才构成了真实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直面历史，实事求是，做到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来说已属不易，对于胜利者和成功者来说，尤为难能可贵。刘少奇在这里不仅留下一种风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在中国的社会土壤里，的确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因子，防“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在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自觉警惕极左、抵制极左和纠正极左，这些思考一直贯穿到他建国后领导中国建设的实践中。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党的领袖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实践家，他们始终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从活生生的斗争实践中寻找答案，制定政策，推动工作。这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也是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