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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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蒋士铨、赵翼当时并称“乾隆三大家”，因为创作活动多在江右地区，所以又称“江右三大家”，也称“乾隆三大家”。三人共推的“性灵说”，虽然不甚关心现实生活，但比那些专模拟格调的“格调说”或以考据为诗的“肌理说”，还是自然清新一些，遂使“性灵说”成为乾隆年间的主流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