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示的文学体裁，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
寓言的篇幅一般比较短小，语言精辟简练，结构简单却极富表现力。
鲜明的讽刺性和教育性。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主题思想大多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
故事情节的虚构性，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著名寓言：揠苗助长
宋国有个人嫌他种的禾苗老是长不高，于是到地里去用手把它们一株一株地拔高，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对他家里人说：“今天可真把我累坏啦！不过，我总算让禾苗一下子就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到地里去一看，禾苗已全部死了。
天下人不犯这种拔苗助长错误的是很少的。认为养护庄稼没有用处而不去管它们的，是只种庄稼不除草的懒汉；一厢情愿地去帮助庄稼生长的，就是这种拔苗助长的人，不仅没有益处，反而害死了庄稼。
“寓”是寄托的意思。寓言就是不直接说出要表达的思想和主张，而把它们寄托在一个小故事里说出来。这种小故事，我们通常称为“寓言故事”，或简称“寓言”。因此，寓言具有比喻的性质，是一般比喻的发展，或者说，是比喻的一种高级形式。
寓言较早出现于《孟子》一书。其中为人们熟知的有“揠苗助长”。
庄子是先秦作家中最善于运用寓言的大师。他创作的寓言，一部分和孟子一样，只是作为著述的论据而存在，如众所周知的“朝三暮四”、“庖丁解牛”等，都是为了说明全文观点而设置的小故事，本身并不独立成篇。但另一部分则全篇都由寓言组成，表面看来并不直接阐明某种观点，其实却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思想。如《庄子》的《秋水篇》，全篇约2000字，整个都由寓言构成。行文有时如风行水上，虽波澜起伏，却自然流畅；有时如巨眼喷泉，虽汪洋恣肆，却妙趣横生，既有激动人心的形象和情感，又有令人沉思的哲理和思想，使人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文章的观点。至今活跃在人们口头的“望洋兴叹”、“北海难穷”、“大方之家”、“贻笑大方”、“河伯见海若”、“井蛙之见”等成语，都自出于《秋水篇》，可见其影响深远。
继庄子之后，韩非子是另一位善于创作寓言的先秦作家。脍炙人口的“守株待兔”、“郑人买履”、“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寓言，都出自《韩非子》一书。此外，先秦时期的其他诸子散文和史传著作中，也有不少寓言。如《列子》里的“疑人偷斧”、“纪昌学箭”，《淮南子》里的“掩耳盗铃”、“死里求生”，《吕氏春秋》里的“刻舟求剑”、“唇亡齿寒”，《战国策》里的“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等等，都是形象具体、含蓄幽默、意韵丰厚、耐人寻味的名篇。
先秦寓言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它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直接影响了唐代柳宗元、明代刘基等人的寓言创作，使寓言脱离了只是作为著述论据存在的状况，成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学体裁；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关键作用。不少先秦寓言故事，实际上都是上古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拟人化手法和夸张的表现方式，同上古神话传说是一脉相承的，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等，都存有明显的由神话改编的痕迹。另外，先秦寓言有具体形象描绘、有简单故事情节、有富于个性的对话，这些都直接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韩非子》里记载的许多民间寓言故事，可谓汉魏之际杂事小说的胚芽，《庄子》里许多寓言记叙的鬼怪异事，实可谓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鼻祖。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后代小说的兴起，便是对先秦寓言的推陈出新。
中国的先秦寓言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大约出现于同一时期，两者风格不同，却价值相当。它们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可谓双峰并峙，遥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