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在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思潮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但改革遇到了一系列必须解决而又甚难解决的问题。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经济上的分权与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而展开的，但从一开始就涉及到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因此必需进行相应政治上的改革。80年代中期，政治改革被提到前台，但在改革之初就遇到种种问题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来协调整合社会秩序，并引导现代化进程。
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它认为，变革过程必须保持历史变迁的连续性，为此，必须在新旧制度、规范与秩序之间，寻找某种积极的中介与杠杆，并在这一意义上重新肯定传统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与权威政治形态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新保守主义主张在这一基础上，渐进地推进中国的近代化。
新保守主义改革观的基本思路是，力求建立某种过渡性的机制，诱导社会机体内部各种微观因子的“活化”与发育，使之成为“嫁接”外来的制度的内源性基础。
新保守主义变革观，是一种主张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的、渐进现代化的思想理论或理念。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严复、梁启超、康有为与后期的章太炎，都可以看作是在与近代激进主义论战过程中出现的最早的新保守主义者。
就其反对激进主义与肯定传统而言，这种主张无疑具有保守性，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而言，更具体地说，就其具有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未来民主这一目标导向而言，它又具有现代性，因而属于近代变革思潮中的一种类型。 萧认为传统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与专制传统培育出了一种非自主性的社会人格或国民特性，也就是一种奴性，国民处于一种垂直隶属的身份性人际关系的包裹之中。这种国民性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相一致的。
而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则是根基于自主性的人格特性，人们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性人际关系。
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如果将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直接嫁接到非自主国民性之上的话，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全面失序。因此，应该建立一种过渡性权威，加强社会整合。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自主性人格及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这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只能通过过渡性的权威来镇制非自主个体的无序化倾向，并经由发展市场经济培育新型人格来实现。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中的权威政体被新权威主义者用做例证来比附中国的现代化。萧认为，一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存在着两种彼此相对的过程。一力面是市场化世俗化力量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离析化和瓦解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约定俗成的价值内核对社会进行整合的反向过程。达两者之间存在着—个持续的张力。东亚国家的成功就在于其通过权威政治维持了两个过程之间的动态平衡。
而中国与这些东亚国家在文化观念，或社会价值内核上存在着相近之处，都是处于儒家文化圈内，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这构成了东亚诸国的价值内核。由此出发，中国可以借鉴他们的权威政治。
新权威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脱胎于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一般用于描述二战后新兴经济体的政治运行模式，如马来、印尼、泰国、台湾等。
80年代末甚嚣尘上的新权威主义的思路如下：现代化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稳定的政治秩序离不开有效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建立则有赖于统治集团或某个领袖人物的圆熟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技巧。
具体可援引天才的亨廷顿老爹。
根据亨廷顿在《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中的考察，现代化进程不仅破坏传统结构，拉开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分化，而且往往会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是指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动员起来。这种社会动员通常是都市化、扫盲、教育以及与现代传播媒介频繁接触的结果。它不断地提高着民众的期望值和需求水准，以致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所能给予满足的现实能力和基本限度。而当着期望和需求的不到满足的时候，社会挫折感也就随之产生了。
如果一个社会较为开放，能提供足够多的流动机会，那么社会挫折感便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排释。但是在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一来由于经济发展和水平的限制，二来由于传统的封闭结构、等级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惯性影响，因此，无论是区域流动还是地位的升迁，都不可能有一个十分畅通的渠道。而在其他渠道被淤塞的情况下，各种社会集团因为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便会向政治竞技场蜂拥而入。
普遍的政治参与对政治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要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并对各种利益要求进行合理的调节和有效的控制，政府就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权威，同时还要不断地提高和改善其处理诸多复杂关系的领导技术。但是，在大多数新兴国家，原先的殖民主义政治形式随着殖民统治的终结而土崩瓦解，而新的国家统治者又不容易一下子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技能，这样一来，脆弱的政治体系在强大的压力下就很难维持稳定的局面了。故而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类国家未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反而要么军事政变不断，要么由某个铁腕人物掌握权威，以获得政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