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方鼎形体巨大，造型精美。鼎为四足方形，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空；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壁厚6厘米，重875公斤。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又皆有主纹饰，并各具形态。鼎身四面以饕餮作为主体纹饰，并有龙纹盘绕，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着口互相对着，虎的中间有一人头，好像被虎所吞噬。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足上则铸以蝉纹。在这些纹样的衬托之下，整个鼎显得更加威武、雄厚。
饕餮传说是一种贪得无厌的野兽，生有角、爪、尾，面目十分可憎。这种动物很可能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是人们根据牛、虎、羊、熊想象幻化出来的，并被赋予了恐怖的神秘色彩。饕餮纹就是以饕餮这种想象动物为原型，又经过高度艺术夸张而形成的兽面纹饰。这种纹样衬托出一种狰狞、神秘、威严的气氛。
司母戊鼎是目前出土的形体最大重量最重的一件铜器，在世界青铜器中也是罕见的精品，无疑代表着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在商代晚期的技术条件下，铸造司母戊鼎这种大型青铜礼器，应该是当时的一项重大工程，这不仅需要大批具有熟练铸造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工匠，还需要有严密的组织。当世人站在这件精美庞大的国宝前瞻仰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为当时高超的青铜技术而惊叹，也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而折服。
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专家的研究，当时，冶炼青铜用的是一种叫做霸埚的陶制器物，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差不多，考古工作者叫它“将军盔”。据计算，一般的“将军盔”能熔铜十多公斤。铸造一般的器物用一个坩埚就可以了。很显然，铸造“司母戊”鼎这样的庞然大物用一般的将军盔是不能完成的。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遗址发现了一种直径83厘米、壁厚45厘米的大型坩埚。据推算，铸造司母戊方鼎只要有6个这样的大型柑埚就可以满足熔铜的需要了。
经有关专家分析，司母戊鼎是一个合金体，合金成分为：锡11.4%，铜84.77%，铅2.79%，接近《考工记》中所述“六齐”中铸鼎的合金成分比例。这也充分说明，早在商代我国就已经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了。
商周两代有“藏礼于器”之说，青铜器不仅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尖端的科技水平，也是当时礼制和政治的集中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这一点中国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司母戊鼎就是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
鼎上有“司母戎”三个铭文。司可解释为祠，就是祭祀的意思；母是商王对其母亲的称谓；戊应是商王母亲的庙号。由这几个铭文我们可以推断出，这只大方鼎是商王为条把他的母亲“戊”而铸的一个专用鼎，故它的体形如此庞大就不足为怪了。
在司母戊鼎出土之前，即在19世纪未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了殷墟甲骨文，从而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和“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记载，商史才成为了信史。
殷墟被称为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圣地。近几十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做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妇好墓的发掘，不仅在殷墟考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为司母戊鼎的年代和所葬之墓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我们将司母戊鼎和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鼎比较：两者形制相似，大小相近，花纹也有诸多的共同之处，铭文都是几个字，书写的形式也一样，字体都是首尾尖、中间肥的波磔体，司字如出一人之手。
司母辛鼎的年代在殷墟文化的第二期，司母戊鼎当与之同期，绝对年代在武丁晚期。
根据甲骨卜辞，商王的法定配偶为妣戊者有大丁、武丁、祖甲、武乙。大丁是盘庚迁殷以前的先王，可以不予考虑。
这样来看，母戊只能是殷王武丁的配偶，该鼎就是祖庚、祖甲为祭祀其母而作，进而司母戊鼎的“母戊”即为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批戊，祖庚、祖甲的母亲。
中国以独特的青铜文明著称于世，尤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而作为商王室重器的司母戊鼎，素有“青铜之冠”、“国之重宝”之称。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是我国青铜器铸造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奇迹，是我国青铜文明的见证。
司母戊鼎的历史地位是镇国之宝的地位。
司母戊鼎，亦称司母戊大方鼎、后母戊大方鼎、母戊方鼎。据专家考证，商朝第二十四任国王祖庚为祭祀其母，铸造了方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祖庚三弟，第二十五任商王祖甲铸造的。
司母戊鼎腹内有“后母戊”三字，因而得名，鼎呈长方形，有双耳，通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目前已知的最重、最大的鼎类青铜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镇国之宝。
历史沿革
1946年夏，安阳政府某陈姓参议闻知司母戊鼎藏在吴家的消息，找到吴培文，劝他和村民把文物交给安阳政府。
村民被说服后，安阳县长姚法圃，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等带着警察，来到吴家大院，将方鼎挖出，运回县城，后移送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
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准备把司母戊鼎运往台湾，因为大鼎太重，慌乱中被遗弃在南京飞机场。
解放军在南京机场发现了司母戊鼎，将其移送至南京博物院。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司母戊鼎被调运至北京，此后一直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