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
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他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两日后，即（1934年）2月19日，蒋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一般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其实，与新生活运动有关的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早已有迹可寻。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因为在蒋介石的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没有礼义，不知廉耻，自私自利，所以才会面对亡国亡种的危机。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着重说明教育人民明乎“礼义廉耻”的重要性，蒋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纔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进一步打稳“礼义廉耻”作为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根基。
有谓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而言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鼓吹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服从效法唯一的领袖的法西斯式观念、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此诚的论，亦可见之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是因为他某天在巡视时看到一个吸纸烟的小孩，有感于国民生活的不堪所致。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但实有将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动机过分简化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的新运已发展至全国，新运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运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7年3月，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担任总干事；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宋美龄大力宣扬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事实上，“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美国基督教会的参与，但为了显示这是一项“纯中国人的运动”，教会的色彩也就被刻意冲淡。
歌曲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社会教育方式之一。新生活歌曲主要有：《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勇于认过》、《敬尊长》《明是非辩曲直》《爱弟妹》《意志要坚定》《见义勇为》、《遵守秩序》《纯洁的心》《自省歌》《爱惜公物》《公共卫生》《整容仪》《衣服要朴素》《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室内的卫生》《正当的娱乐》《用国货》《实行新生活》《新生活运动歌》《新生活须知歌》《青年服务团团歌》等。
新运总会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运促进会也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运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演变为战地服务、伤兵慰问、难民救济、保育童婴、空袭救难、征募物品和捐款等等与战时支援有关的活动。雷厉风行推动的“新生活运动”，经过3年多的时间已呈后力不继之势。
思想方面，抗战前以“四维”规范人民的日常生活，战时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时时刻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1939年新运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的需要。
此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抗战时迁到汉口，到后来迁至重庆，工作已由原本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着抗战的需要，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都成了新运的工作范围。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运组织的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方便，对抗战起了正面作用。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和共产党军队发动进攻，解放战争爆发。
随着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实在无余力兼顾新运。因此新运总会面临经济困难，致使蒋介石于1949年新运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销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
1960年代，内战国军败退台湾省，继续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运的延续。
唐德刚在《通鉴与我》一文中，曾回忆当年他在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一些趣事。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所谓“三化”，就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并在各篇演讲中强调务必达到军事化的严格标准。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1936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
纵使新生活运动未能达致预期效果，也招致社会上不少质疑，但总的来说，新生活运动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积极意义。徐中约认为，这种提倡至少能达致心理上的积极作用，使国民在面对日本的威胁下，存有有所作为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