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相的死因
历史 资料上对上官云相怎么死的这一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两个字，那便是病逝，在台北病逝。虽然上官云相最后病死在台北，但是纵观上官云相一生，上官云相也算的上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物。
上官云相与上官云珠的关系
上官云相1895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小街子村。他兄弟姐妹6人，他是老大。两个兄弟一名云廷，一名云明三个妹妹，大妹德贤，二妹懿贤，三妹纯贤。
上官云珠，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原名韦均荦，字超群，家中排行第五，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
所以，上官云珠和上官云相只是名字相近，两人没有任何关系。
上官云相简介
上官云相(1895～1969)字纪青，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人。国民政府第一次授衔陆军，后晋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 毕业 。历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政府参军等职。在蒋介石发动的数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时参与发动“皖南事变”。1945年后历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华北剿总副司令等职，参与解放战争。
1949年初去台湾，1969年8月8日在台北病逝。
上官云相的后人
上官云相一前一后娶了两位妻子，原配未废。后来者也非小妾，一主内，一主外，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上官云相与易衡结婚后，两人感情尚好。可是不多久，上官云相复发好色之疾。到处寻花问柳，军中行无定踪，这位易小姐哪里管得了许多。婚后不到一年，上官已把“婚后不再娶妾”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竟考虑起纳妾的事来，气得易小姐差点吐血。
这次被上官看中的小女子，据说是一位善唱戏文的红伶，正值豆范年华，长得漂亮，既“贵”又“荡”，会讨男人的欢心。
但是，易小姐毕竟不同于老实巴交的原配阎某，不是那样软弱可欺，听到风声，匆忙赶到军中质问上官云相，哭笑兼施，小吵大闹，弄得上官云相十分尬尴，倒也无可奈何。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共订一纸荒唐可笑的“立妾条约”，约法三章，内容似对妾极为苛刻，如不得过问家中财产，不得另外分居，生儿育女，不得称其为娘，不得与亲戚朋友往来，甚至不私自写信给丈夫，等等。
上官云相后来犹嫌不足，娶妻立妾不算，甚至漂娟宿妓，生活腐败。他40岁生日那天，忽然有所感触，乃发誓不再缥娟。并亲笔写下 保证书 交夫人收执，说今后如再发生此类事情，就请夫人执法。对准他的大腿打一枪，以示惩戒云云一副赳赳武夫的豪言壮语，煞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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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云相1895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小街子村。他兄弟姐妹6人，他是老大。两个兄弟一名云廷，一名云明；三个妹妹，大妹德贤，二妹懿贤，三妹纯贤。上官云相幼时家里虽有十几亩薄田，但因兄弟姐妹人口众多，所以生活并不富裕。1910年入山东陆军小学。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1919年3月毕业后被派往北洋军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任排长。1923年， 孙传芳举兵向福建扩张，上官随军入闽。同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军务督理，上官任督理公署参谋。后孙传芳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上官任浙江督理公署（陆军第二师）宪兵营长。不久，擢升陆军暂编第七混成旅第一团团长。1925年春，奉系军阀向东南各省扩张，孙传芳感到威胁，联络冯玉祥国民军反奉。同年11月，上官团奉命开往安徽固镇地区，与奉军张宗昌部激战，重创张宗昌白俄雇佣军，俘张部前敌总指挥、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自此，上官更得孙传芳的器重， 升任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江西。孙传芳拼力抵抗。孙军一败涂地，上官率残部逃往江北。1927年4月，孙传芳利用国民党宁汉对立，蒋介石下野之机，举兵反攻江南。上官任孙传芳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率部渡江作战。结果，孙军大败，上官率残部逃往山东德州整补。
其时蒋介石派张群劝孙传芳反正，共同北伐，孙不愿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尊屈居蒋介石之下，何况国共两党与北方军阀之战究竟鹿死谁手尚在两可之间，孙传芳便予以拒绝。北伐军遂顺流而下，孙部浙江陈仪、安徽陈调元均向北伐军输诚，孙不得已败退山东。上官云相见孙传芳大势已去，于是弃暗投明，倒向北伐军。 1927年东渡日本。1928年返国，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旅长。1928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京津。孙传芳随奉军逃往沈阳，部下被蒋介石改编，自1929年5月至1930年10月， 上官云相追随蒋介石，多次参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1929年3月升任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7月升任第九军军长。后调任平汉路左翼第三纵队指挥官。1930年11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旋改任国民政府参军。
1931年1月，接替顾祝同，任陆军第二师师长。后任右翼集团军第三路击进军总指挥。1931年后，上官云相任第九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参加过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中，1931年5月他所率领的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在江西南部富田被红军歼灭；在第三次“围剿”中，1931年8月，在江西兴国与红军的交战中，他的四十七师的另一个旅又被歼灭。1932年夏，任豫鄂皖三省“剿匪”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积极参与对工农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任命上官云相为湘鄂川边区“剿匪” 总部第一路军总指挥，追堵红军。4月晋陆军中将。8月，上官任驻黔第一绥靖区指挥官，因贪污筑路费，被免去职务。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接到《皓电》的第二天，就着手进行围歼新四军的部署。顾祝同首先对皖南国民党军作了人事调配，当时皖南新四军的所在位置，是在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作战范围内，其“围剿”战斗理应由该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负责。但顾对非嫡系的唐式遵并不放心，于是决定将自己保定六期的老同学上官云相从赣东前线调至皖南，由他来负责指挥对皖南新四军的作战。
1940年10月，上官云相到达宁国万福村，接替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在皖南的指挥任务。他到皖南后曾对部下讲：“我这次被调来皖南，主要是这方面战场辽阔，部队复杂忠义救国军是帮会起家，只听戴笠指挥，不服战区调遣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名义上归总部指挥，实际上只听共产党的指挥，对总部及战区什么表册战况都不报来。我的副司令王敬久资历浅，连冷欣(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隶属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内也不服气，当然搞不好。来时我经过上饶，三战区顾长官对我说：‘敬久在皖南驾驭不了，纪青你去指挥一定能搞得好，况且你和叶挺是保定军官六期同学(顾祝同、上官云相、叶挺均是保定六期同学)，你有办法指挥他。’顾长官都是把困难的局面交给我办。”
为了应付皖南的新四军，上官云相和顾祝同可谓绞尽脑汁。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顾祝同曾表示“以政治人格担保”，保证新四军北移安全，并且也曾同意新四军先向南经族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的北撤路线。1940年11月中旬，上官云相在宣城周王村会晤新四军军长叶挺，上官云相将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径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中下级官兵，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可以将责任推到新四军头上，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
基于新四军最有可能选择从驻地往南开，经茂林、三溪、族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到苏南的漂阳，然后待机在镇江以南渡江的北移路线，上官云相作了异常周密的军事部署。1940年12月底，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旨意，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席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为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介石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介石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民党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O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民党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会后，上官云相对部下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上官云相还召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师长密谈，面授机宜。并要求各部队在1940年底作好与新四军作战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军、师长要绝对保守机密，绝对不许暴露。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据此，上官云相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发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时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国军不利。”12月29日，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出台。其兵力部署：第二游击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防止苏南新四军策应皖南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O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进驻南陵、径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雨卿指挥，进驻茂林以西一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第四十师进驻三溪。这样，上官云相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开拔，就将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941年的元旦一过，皖南的新四军撤离云岭，元月5日，到达茂林地区。新四军军长叶挺派人送给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一封信，大意是：新四军要向敌后进军，不日按照预定路线行动，请多多协助，并希望在本军经过的道路上予以让路，以免发生误会等等。方日英随即命令各团进驻各防地，占领茂林山道南下出口的制高点，并构筑工事，并立即对茂林方向的通路派出警戒部队，严密封锁道路，作随时应战准备。
皖南事变的枪声在茂林山区打响了。方日英接到双方交火的电话后，从床铺上跳起来说：“叶挺真的来啦!好啊，我就怕他不来，这一下他可上了我的当了，”
星潭虽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但它却是王岭的出口咽啾，是通向三澳的必经之地。四十师已控制星潭周围的制高点，凭借工事顽强抵抗新四军的攻击，并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住隘口，新四军几度猛攻，均未得手。由于山高路窄，新四军的大部队无法展开，而四十师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卜福式山炮，其战斗力是皖南国民党军中最强的，占有险要溢口。新四军攻击星潭受挫，且遭受很大的伤亡，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突围计划。当日晚，上官云相与方日英通了电话，对四十师的表现很满意。他对方日英说：“你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很好，希望你们一点也不要放松，把叶挺的主力吸住了，不要让他跑了，现在东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队均己到达预定的位置。合围的态势已成，只要到明天下午就可以合围。他再想跑也跑不了。”上官云相为了加强四十师正面的兵力，当即下令由五十二师、七十九师接替四十师右撰、左冀阵地：上宫云相对四十师下达指示：“从地形上看，茂林东南有王岭、东流山作屏障，预料新四军不会轻易放弃，如果我们攻下王岭、东流山，他就无险可守了。在我们说，居高临下不仅有瞰制之利，并且茂林如同口袋被我们扼住袋口。因此，四十师要全力攻击工岭，五十二师攻击东流山及其东北一带山地。”当日深夜。上官云相根据当日战况，向各部队下达命令：“新四军主力在茂林附近已被包围。为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的目的,B日各师行动如下：四十师8日拂晓起继续攻击前进，务于黄昏前攻占工岭。并相继占领东流山顶。七十九师8日继续向茂林进攻，并与左翼四十师确保联系。五十二师8日除加强第一线兵力并作适当的纵深配备，严防新四军向东北方向突围，并以有力之部队协助四十师攻击东流。总部已命令西北方面的新七师和五十军一四四、一四五两个师，于8日确实占领茂林西北之各要点。各师要确实注意左右间的联络，夜间多派小部队不断袭击，扰乱新四军的阵地，使之疲于应付。”最后，上官云相严厉命令道：“现已对新四军完成四面包围之势，望各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把敌人全部歼灭。倘有作战不力被敌人突围逃窜者，对该部队长定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而改向西南方向的高岭突围，大部队后卫变前卫，重新由原路折回，撤回途中部队秩序发生较大混乱。新四军主攻高岭的部队因向导带错路而误走镰岭，贻误了战机。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已抢占高岭制高点，两军在高岭发生激战，形成对峙，新四军亦无法从高岭突围出去。当日，国民党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在牛栏岭、榜山等地展开攻守战。
9日，上官云相给各部队下达全线总攻的命令。新四军决定再次变更突围方向，改向茂林方面突围，从铜陵、繁昌间渡江。新四军这一突围计划实在是为时已晚，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已占领茂林，新四军在高坦与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发生激烈战斗。当日，国民党军相继占领榜山、王岭，在东流山与新四军发生空前剧烈的战斗。
石井坑在茂林东南，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方圆不过五六里。国民党军向石井坑蜂涌而来，东北面是一O八师，东面是五十二师，西面是一四四师，西北面是新七师，西南面是七十九师，东南面是四十师，正南面是六十二师。新四军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只得固守石井坑。上官云相向官兵传达蒋介石手令：“活捉叶挺奖10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5万元。”
其他的白山、东村岗等制高点亦被国民党军攻占。被围石井坑的新四军已无险可守，决定于是日晚分散突围。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O八师、四十师、七十九师相继侵占了新四军的核心阵地。至此，国民党军围歼新四军的正规战斗已基本结束。
在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在战斗最紧张的7、8、9、10等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南面的万福村总指挥部，夜以继日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提神，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指挥部队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基本围歼了皖南新四军，使蒋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奖各有功部队和人员。上官云相“战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团军奖法币5万元，第二十五军作战特别卖力，也奖法币5万元。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堵截新四军有功，相继晋升为副军长、军长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扣押下山谈判的叶挺有功，也晋升为军长其他团长、副团长晋升师长、副师长者大有人在，其他战斗部队，则一一准予奖赏。
1943年初，任第二、第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7年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1948年1月，任华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
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0年4月4日辞去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职务随即退役定居高雄，信仰佛教，自号“古穆和尚”。 1969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
（一）东北王张作霖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打败了吴佩孚，从而登上了他人生的巅峰。在1924年的那个时刻，张作霖取代吴佩孚成为了全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开始相信，张作霖将会横扫天下，完全统治这个国家。
此时，张作霖真的是没有什么对手了。吴佩孚已经衰败，冯玉祥实力不足，段祺瑞是个空架子，国民党和孙中山此时羽毛未丰，连广东都没有彻底控制。普天之下根本就没有人是张作霖的对手，张作霖真的面临着大好的良机了。
张作霖自己也是野心勃勃，想要大干一场了。虽然此时他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把北京让给了冯玉祥，自己把司令部建在了天津。但是全国还有大片的地盘可以去争夺。张作霖想打哪里就能打哪里。
张作霖把眼光放在了江浙沪地区。江浙沪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占据了这里，等于给自己增加了一个超级金库，征服全国必备的经济基础就算是搞定了。
于是，张作霖做出了决定：立即南征，首先拿下江浙沪，把这个钱袋子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里。于是，1924年11月，张作霖手下的大将张宗昌指挥着十万奉军浩浩荡荡地南下，兵锋首先直指南京。
此时，盘踞在江苏和上海一带的军阀是直系大将齐燮元。他刚刚在江浙战争中打败了皖系军阀卢永祥，把卢永祥的地盘占为己有。齐燮元的实力根本就没法与张作霖相比，他显然顶不住张宗昌的大军，张作霖对于胜利充满了信心。
然而，张作霖没有想到，中华大地藏龙卧虎，在浙江的旖旎山水之间竟然隐藏着一条霸王龙，这便是日后威震天下的大军阀孙传芳。正是他给了奉军当头一棒，让张作霖的皇帝梦从此化为泡影。
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的1924年9月，盘踞在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就向着盘踞在浙江与上海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发起了进攻，这便是江浙战争。
齐燮元得到了福建督军、另一位直系将领孙传芳的支持。孙传芳出兵浙江，与齐燮元一起夹攻卢永祥，卢永祥抵挡不住，狼狈而逃。随后，齐燮元与孙传芳哥俩就把卢永祥的地盘一分为二，齐燮元占了上海，孙传芳占了浙江。大家心平气和，开开心心地做邻居。
现在，张宗昌指挥着奉军杀过来了。而且，张作霖还玩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让此时担任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下了一道命令，撤销齐燮元所有职务，恢复卢永祥江苏督军的职务。这样，张宗昌的进军就变得名正言顺了。
齐燮元见张宗昌杀来，赶紧与孙传芳联系，希望他看在同属直系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大家共同御敌。
可是，齐燮元的小算盘早就被张作霖预料到了。他依旧借用段祺瑞的名义，又下达命令，正式委任孙传芳为浙江督军，孙传芳的好友周荫人为福建督军。这样做，可以起到分化齐孙联盟的效果。
孙传芳果然没有去联手齐燮元，他老老实实地守在浙江老虎不出洞，坐视齐燮元单枪匹马去和张宗昌死磕。
孙传芳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鼠目寸光，不晓得成破厉害。相反，他考虑得很深远，有着另一番打算。
（二）
孙传芳是山东泰安人，生于1885年，此时年仅四十岁。
他青年时代从军，后来曾经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就在北洋军中效力，一步步地熬到了师长的位置上。
1924年9月，原本在福建驻扎的孙传芳按照吴佩孚的指令，与齐燮元一起进攻卢永祥的部队，随后他就成功地获得了浙江的地盘。
但是，为什么孙传芳不去与齐燮元联手来对抗张宗昌呢？这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考虑。
孙传芳的兵力并不多，加上他的好友周荫人的部队也只有两个师多一点。这是因为福建比较穷，养不起太多的军队。现在他虽然占据了浙江，但是才三五个月的时间，屁股还没坐稳，还没有能够利用浙江的财富来扩大自己的力量。
眼下要是去和张宗昌的大军死磕，那是必败无疑的，加上齐燮元也不行。
不过，现在张作霖主动地伸过橄榄枝，要他保持中立。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可以争取到一段休 养生 息的时间了。所以，孙传芳决定，抛弃掉齐燮元，暂时利用这个机会来扩充自己的实力，等到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再去挑战东北军。
于是，孙传芳按兵不动，坐视齐燮元的覆亡。果然，在张宗昌的进攻下，齐燮元很快就被打得大败，最终狼狈不堪地宣告下野。奉系军队成功地控制了江苏和上海。
这时，孙传芳实际上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尽管张作霖已经许诺不去打浙江了，但是他假如翻脸不认账，让张宗昌就势南下，那孙传芳也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孙传芳主动出面，经过前江防司令吴光新牵线搭桥，他去上海当面拜访了张宗昌。经过一番推杯换盏外加三温暖与抽大烟，两位山东老乡“义结金兰”，就此成为了把兄弟，保证互不侵犯。
与此同时，孙传芳还派人到北京活动，走段祺瑞的门路，让段老帮自己向着张作霖说话，表示自己愿意从此投靠张大帅，做奉系的一员。
张作霖一向精明过人，按说他是不会被孙传芳这么一点小伎俩给蒙蔽住的。只不过，现在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冯玉祥身上。而孙传芳在张大帅看来，不过就是地方小军阀一个，留着慢慢收拾来得及，于是，张作霖就把孙传芳给放过去了。
就这样，孙传芳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他将用这段时间来发展壮大自己，然后再向着张作霖这个庞然大物发起挑战。
（三）
孙传芳首先利用浙江的财富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军队，陆陆续续组建了五个师的兵力。
光是兵力壮大了还不够，孙传芳还四处奔走，给自己寻找盟友。
他首先派人秘密地与冯玉祥接洽。冯玉祥与张作霖的关系已经处于破裂的边缘，他也需要有人帮衬，所以冯玉祥很爽快地答应了与孙传芳结盟，两人也同样结成了把兄弟。
孙传芳又找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吴佩孚。吴佩孚虽然被打败了，但是他借助湖北的地盘又重新崛起。于是，孙传芳赶紧和吴佩孚联系结盟，吴佩孚自然是与这位昔日的部下一拍即合。
除了这两位大佬之外，孙传芳还找到了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小军阀，如江苏的陈调元，安徽的王普等人，煽动他们一同反奉。陈调元等人都对奉军霸占了自己的地盘愤愤不已，所以也都响应了孙传芳的号召，与他站在了一起。
不知不觉一年的时间过去，到了1925年10月，孙传芳觉得自己的机会已经来到了。
此时，奉系在江南一带的主事人已经变成了杨宇霆，张宗昌到山东老家去当督军了。杨宇霆虽然是秀才出身，又喝过洋墨水，但是他却控制不了奉军的军纪。
奉系军队是由一帮土匪流氓带出来的，所以这草莽习气就始终都改不了。他们到了富庶繁荣的苏南上海一带后，就没断了各种胡作非为的扰民恶行。奉军上海警备司令邢士廉一到上海就公然派兵抢走了一名女演员给自己当姨太太，让上海的妇女人人自危。司令官如此，部下自然也好不了，奉军官兵在江苏上海明抢暗夺、无恶不作，让江沪百姓怨声载道，恨之入骨。奉军丧失了群众基础，这对于孙传芳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形势。
而在1925年最轰动的事件就是上海的“五卅运动”更是帮了孙传芳的大忙。在这次事件中，奉系当局不仅不站在国人一边争取权益，反而帮着洋人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工商联合会，镇压反帝爱国运动。这种做法让奉系以及张作霖的形象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人人唾骂，大家都盼着奉系赶紧垮台。
在这样的形势下，孙传芳便决定乘势起兵反奉。
10月10日，孙传芳召集了闽、浙、苏、皖、赣五省的代表到杭州开会，会上，大家共同决定，起兵反奉。
11日，孙传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支持上海市民的反帝要求，谴责奉系当局的所作所为，以此来争取广大民众对自己的支持。随后，孙传芳就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宣布起兵，向着奉军发起了进攻。
孙传芳精锐尽出，投入了共计五个师的兵力向着奉军发起了进攻。此时，张作霖正准备着与冯玉祥开战，所以江苏的奉军竟然只有1600人。镇守南京的杨宇霆还想收缩兵力，固守待援。然而，他没有想到，原本已经归附投靠的江苏帮办陈调元突然起兵造反。杨宇霆一下子就没戏可唱了，只好赶紧逃走。
孙传芳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把包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统统收入了囊中，大获全胜。随后，他乘势进军，十分顺利地占据了皖北和苏北等地。
（四）
得知孙传芳起兵的消息，张作霖气得暴跳如雷。他立即给山东督军张宗昌下命令，要他率军南下，打垮孙传芳，而他自己，依旧全力准备与冯玉祥的战争。
张宗昌接到张作霖的命令之后，立即拍胸脯打保票，表示自己一定可以迅速将这位盟弟打垮，夺回江南半壁，以此来报效张大帅的提携之恩。
为什么张宗昌敢于做出这样的保证呢？这是因为张宗昌的手里有一支杀手锏。
这支杀手锏便是张宗昌的白俄军。
原来，苏俄三年内战结束后，许多被打败的白俄军队走投无路，逃到了中国境内，连同他们的老婆孩子加在一起，大约有二十万人之多。
在这些俄国人中，少数有钱的还可以跑到上海或是哈尔滨去做寓公，而多数穷人可就惨了。他们没有谋生的手段，很快就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
这时，有一些中国军阀就来招募这些俄国人去当兵为他们效命。白俄兵没有办法，只能从命，这样中国的大地上就多出了好几支俄国军队。
张宗昌当年落魄的时候，曾经到海参崴去打工，与一位俄国军官米库洛夫相识。后来，张宗昌在张作霖手下做了军官，他在中俄边境竟然又遇到了米库洛夫这位老朋友。
米库洛夫此时已经走投无路，他见到了张宗昌，赶紧跑来投奔。张宗昌灵机一动，就想出把白俄兵招募到麾下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对米库洛夫一说，米库洛夫也大表赞赏。于是，他出面替张宗昌招兵买马，最终建立起了一支五千人的白俄部队，被张宗昌编为奉军第六十五师。
白俄兵的军事素质比中国兵要高出不少。他们作战技能高，同时打起仗又不顾死活，敢打敢冲。张宗昌靠着白俄兵竟然连连打胜仗。因此，他就把这支洋军队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在作战时总是让白俄兵打头阵。上一次，他打败齐燮元，就是靠着白俄兵的冲杀才获胜的。
这一次，张宗昌又把白俄兵派了出去。他命令手下的第二军军长施从滨为前敌指挥，杀气腾腾地沿着津浦铁路，直奔着安徽蚌埠扑去。
白俄兵之所以战绩突出，除了他们军事素质较高之外，还有一样大杀器，那便是装甲列车。俄国人最善于使用装甲列车，对这玩艺儿甚至有点偏爱。白俄兵跟随了张宗昌之后，就极力建议他建造装甲列车。张宗昌同意了，于是俄国人就把普通的民用列车改造成装甲列车，一共造了四列这样的火车。作战时，他们就乘着装甲列车，一路横冲直撞，倒也是无坚不摧。
可是，俄国人和张宗昌都没有想到，孙传芳是一个非常善战的人。他的军事水平在北洋将领中堪与吴佩孚相比，绝对是一位名将。张宗昌和白俄兵倒霉的时刻就要到了。
（五）
10月底，施从滨指挥着奉军与白俄军一路南下，在装甲列车的加持下，接连攻克了宿县和固镇，杀到了蚌埠附近。
孙传芳对此早有布置。他亲临蚌埠指挥作战，命令手下谢鸿勋和卢香亭两个师主动出击，沿着津浦铁路的两侧向着奉军发起攻击。
11月2日，直军卢香亭师的马葆珩团与白俄军正式交火。
白俄军首先向着马葆珩团发起进攻。马葆珩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他后来投奔了国民党，成为了高级将领。此时，他把所有的火炮和机枪都集中了起来迎战白俄军，白俄军在猛烈火力的打击下很快就显出了原形，开始溃败。马葆珩毫不犹豫地率军发起反攻。白俄军大败，有八百余人当场阵亡，另有三百人被俘虏。
施从滨见他倚为长城的白俄兵被打败了，吓得魂不附体，赶紧下令撤退。他自己乘坐着铁甲列车掉头就跑。奉军的官兵见状，也都纷纷逃命。
很快，施从滨的火车就逃到了固镇铁路桥上。固镇铁路桥是津浦铁路著名的交通枢纽，二十多年后，黄百韬兵团就是因为在这里耽误了时间从而导致全军覆没的。1925年这个时候，施从滨来到大桥上，他发现自己也走不了了。原来，大批的溃军已经挤满了桥面，火车没法前进了。
施从滨没有二十多年后黄百韬那样的好脾气，眼望着桥上人头攒动的奉军士兵，他把牙一咬，把心一横，当即下令：开足马力，从桥上冲过去！
铁甲列车如同一头怪兽冲向了桥上的奉军官兵，顷刻间血肉横飞、惨叫连连，无数的奉军士兵在桥上被火车轧死，施从滨就这样强行冲过了固镇大桥。
然而，施从滨却没有能够逃出生天。原来，谢鸿勋师的一个团已经绕到固镇以北来堵截他。这个团的团长名叫上官云相，没错，他就是后来发动“皖南事变”那个上官云相。上官云相按照上级的命令，绕到固镇以北，拆毁了铁轨。施从滨的火车开着开着，忽然发现铁轨没了，结果火车一头冲了出去，稀里哗啦地就翻倒在了路基之下。
上官云相领军杀出，结果把施从滨俘虏。
施从滨被俘虏后，孙传芳知道了他为了逃命竟然不惜轧死本方官兵的事情，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施从滨斩首示众，为屈死的奉军弟兄报仇。
于是，施从滨在蚌埠被杀，被杀后还暴尸三日。
孙传芳杀死施从滨结果给自己埋下了隐患。整整十年后，1935年，已经下野的孙传芳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身亡。
施从滨另外还有个侄子叫施中诚，此时也在张宗昌手下当普通军官。后来，施中诚也投靠了国民党，当上了著名的七十四军的军长，在抗战中立下了不少的功勋。
孙传芳在打败了张宗昌之后，迅速北上，一路所向披靡，11月8日他占领了徐州。这样，他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一举将江苏、安徽两省纳入到了自己的囊中。此时，他已经拥有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以及上海五省一市的地盘，陡然间变成了北洋巨头，具备了争夺天下的实力。
张作霖知道了孙传芳的胜利，虽然火冒三丈，但是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此时郭松龄已经发动了兵变，张作霖后院起火，他再也顾不上孙传芳，只能是去对付郭松龄了。这样一来，孙传芳就在五省一市站稳了脚跟，神气活现地当上五省联军总司令，开始了他短暂却又辉煌的巅峰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