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本地有姓柯的人吗

法师路2023-02-07  13

有的。如柯云路,上海人。高中毕业后赴山西农村插队务农。历任榆次市锦纶厂工人,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专业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新星》(已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剧本)、《夜与昼》、《哀与乐》、《孤岛》、《大气功师》、《嫉妒之研究》、《汾城轶闻》、《超级圈套》、《新世纪》、《东方的故事》、《成功者》、《芙蓉国》、《蒙昧》、《牺牲》、《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合欢》、《龙年档案》(已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短篇小说《三千万》,文化学专著《人类时间》,心理学专著《童话人格》等。《三千万》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新星》获人民文学奖。

长篇小说断想

随着新时期文学告别“轰动”而走向平实,人们曾担心过长篇小说命运。认为这种重量级文学品种有两大难题:一是现代生活节奏快,一般读者少有耐心阅读长篇;二是长篇创作特别需要耐得寂寞,在文学受市场巨大影响的情况下难以保证质量。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也确实出现了相关现象,但整体情况并非如此。

走向平实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版与阅读都很活跃。创作质量并没下滑,相反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这值得我们倍加关注,对我们的整体文学发展也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题材选择的侧重

通常认为“轰动效应”时代的文学选材多有中心话题,边缘化时代的题材则是所谓“各说各话”。但长篇小说有所不同,题材多样中又有明显的关注重点,显示了长篇小说关注历史走向、时代风云和社会嬗变的传统追求。这显然与文体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有关。

以历史题材为例,这个时期的古史题材多写著名历史人物,如有《雍正皇帝》、《曾国藩》、《杨度》、《张居正》和《张之洞》等。但这些以人物为审美对象的作品都特别关注人与历史的关系,意在揭示时代风云及其历史根源。《张之洞》成功复活了诸多历史人物,既描述了张之洞的呕心图治和悲哀徒劳,清廷君臣的无能昏聩,也写了志士仁人的慷慨义举,从而交织起意蕴丰富的历史画面。近现代题材也是如此。《白鹿原》对渭河平原50年变迁史的展示,《尘埃落定》对土司制度的描述,《檀香刑》对古老酷刑的渲染,其实都有共同的重点指向,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问和反思。当代历史题材的重点捕捉更为明显。如《踌躇的季节》、《中国1957》、《黑山堡纲鉴》和《越野赛跑》等,内容不同但关注重点却很相近,都集中揭示了极左政治、文化专制和人性扭曲等重大历史现象和问题根源。

现实题材也是如此。如《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人间正道》、《省委书记》和《绝对权力》的反腐描述,如《欲望的旗帜》、《蒙面之城》、《桃李》和《泥鳅》的揭示物质主义和精神迷惘,固然涉及到当下现实生活的诸多现象,但显然特别关注了社会焦点问题和重要生活现象。

这个时期女作家的长篇小说选材同样也是重点突出。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皮皮的《所谓先生》、张抗抗的《作女》、铁凝的《无雨之城》和池莉的《来来往往》等等,包括作家张洁的新作《无字》,如果说她们都在以女性的特有视角表现了新的人生体验和新的道德思考,那么对男权主义和女性意识的关系思考,则是这些女性作品醒目的共性特征。主体意识的张扬

传统长篇小说看重“记录历史”和“再现生活”,创作主体的个人意识往往消隐其间。20世纪西方现代派作家开始进入“个人言说”。但这并非不顾历史,而是不再“记录历史”并以个性意识来感受和评价历史。我们时代的长篇小说明显认同这种现代潮流,创作主体意识得以显著张扬。这种个性化主体意识表现在历史意识、价值观念和表现手法等多方面。

从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看,众多作品都显示了个人言说特征。如《尘埃落定》、《务虚笔记》、《日光流年》、《檀香刑》和《21大厦》等,就都显示了个人重新解释历史的主体意识。张承志充满哲理思索的《心灵史》,张炜散文化的《九月寓言》和《柏慧》,贾平凹注重文化思考的《高老庄》和《怀念狼》,韩少功别出心裁的《马桥词典》和《暗示》,红柯充满浪漫色彩的《西去的骑手》……都突出了个人理解和个人体验。《施洗的河》、《在细雨中呼喊》、《呼吸》、《苦界》、《幻境》、《解密》和《暗算》等新潮作品,取材多样风格各异,但主体意识的张扬都显而易见。这些个性化作品都摆脱了以往的流行概念和传统思维模式。

长篇小说主体意识的张扬,还显示在艺术方式的大胆探索和丰富想象中。从上面涉及的作品看,可以说不少作家都有突出表现。如莫言就始终在坚持艺术探索和形式创新,其长篇小说在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形式的运用上,可以说均有不俗表现。

“个人言说”尽管还有种种不足,但毕竟表现了独立思考和个性探索。经典意识的增强

关于长篇小说有种流行看法:经典太少。所谓“长篇泛滥”和“当代无经典”就是这意思。长篇小说产量和优秀作品的比例确实不理想,不过这要具体分析。长篇小说作者众多而水平差异大,作品多但良莠不齐,量和质就难免反差鲜明。但对于那些专心致志的作家,我以为不甘平庸的经典意识已很清醒。创作经典当然不易,但首先要有这种高标准追求。

认为长篇小说创作经典意识明显增强,并非空论而有事实为证。首先,不少作家耐得住寂寞。这是经典创作和优秀作品能够产生的必要前提。当今的文学,包括创作、出版和接受都受到市场化的影响。文学市场化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正常现象,但确实也带来了浮华喧嚣和追风逐浪。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不少作家能沉住气,能够潜心创作精益求精。如张洁的新作《无字》就是多年心血的煎熬,如王蒙、莫言、贾平凹、张炜、尤凤伟和韩少功等作家就一直在潜心长篇小说创作。他们的创作成绩有目共睹。

其次,史诗性追求依然普遍。史诗性曾是传统长篇小说经典的共同特征。我们时代的长篇小说虽然重视个人言说,但史诗性构建仍是普遍追求。只是以个性意识审视群体历史和民族命运。不少人还认为日常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是现代小说流行现象,其实这在我们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即使采用也决不意味着叙事的琐碎化和平面化。史诗性和宏大叙事依然是我们很多作家的追求,而这就是经典意识的一种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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