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定性评价方法要求评价者具备相关知识和经验，定量评价方法则要求大量的安全数据。
3.单纯的定性分析容易造成研究的粗浅，而有关数据的不完善，也使得定量安全评价方法难以得到有效应用和检验，因此，应当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弥补单纯定性分析和单纯定量分析所产生的不足。
汉唐以来，“孔子尊君”乃是朝廷之定见，儒者之定论和世人之定评.这句话的意思，从字面上来理解是，自从汉唐以后，孔子奉行君主专制制度成为朝廷不可更改的意见（被封建士大夫所推崇），儒家学者的一致肯定的结论（儒家学者也支持君主专制）和世俗之人的同意的论断（世俗之人也赞成孔子是推崇君主专制的）。表面上看，大家都同意孔子推崇君主专制（孔子尊君），其实还不如说，不管是封建士大夫，还是儒家学者以及世俗之人，在汉唐以后，都是赞成君主专制的。因为孔子也是赞成的啊，孔子是谁啊，他是圣人，圣人赞成的意见，难道其他人还不赞成吗？或者说，难道有人比孔圣人更厉害？
所以本质上，这句话是借孔子的话，来驳斥那些反对君主专制的不同声音，杜绝悠悠之口。而在如今看来，这话本身就是错的，所以之后作者马上说“就连非议儒家的无君论者也将尊君视为“圣人”的莫大罪过。”要想理解这话的具体含义，建议联系全文来看会更加全面。
语出张分田《现代新儒家不是真儒家》：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股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的一般特征是：掩盖儒家学说的本质属性，摘取儒家经典的某些话语，将其判定为“民主主义”、“宪政主义”等，进而宣扬“回到孔孟去”、“推行儒家宪政”之类的政治主张。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儒家”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从其本质属性看，“新儒家”不是真儒家。概括儒家的一般特有属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而揭示儒家的本质属性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历代儒者的最大共同点是：论证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并维护“尊者专制”的观念。重要证据之一便是，孟轲、苟况、董仲舒、朱熹运用各自的人性论，论证了实行君主制度及尊者专制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绝对性。孔丘是儒者宗师，而“孔子尊君”乃古人之定评。从《左传》《论语》《史记》的记载看，孔丘赞美西周王制，主张“以道事君”，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那个时代一位博学、睿智、求实、选取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行道以尊君是孔丘的政治抱负和治学宗旨．他无愧于“孔子尊君”之赞。战国诸子多有非儒之论，却没有人否认“孔子尊君”。汉唐以来，“孔子尊君”乃是朝廷之定见、儒者之定论和世人之定评。就连非议儒家的无君论者也将尊君视为“圣人”的莫大罪过。
孟轲被尊为“亚圣”，而《孟子》是帝制法则的经典。《孟子》有一批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证立君治民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论证君主独一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论证天下王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孟轲以“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论说帝位的传承，认为帝王权位的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天命”，无论禅让、革命、世袭，凡是“非天与”的都属于“篡”。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孟子》之所以成为帝制官方学说的主要栽体之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人云“孔子尊君，孟子尊道”，而孟轲之道“无害于尊君”。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儒者尊奉儒典，而“尊者专制”是四书五经的核心观念。诸如《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论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中庸》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等等。只要客观、全面地考察各种儒典，便不难发现“尊者专制”贯通儒家的所有命题和范畴。先秦儒家的核心要素，上承商、周，下启汉、唐，始终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例如，只妥仔细比较一下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理论结构和命题组合，就会发现：《孟子》的各种理论要素，包括“民贵君轻”与“民无二王”，不仅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占据了官方学说和主流学术的地位。
显而易见，“孔孟民主”是帝制及礼教覆灭之后冒出来的一种新说法。这一类说法的要害是变换儒家本质。一些人甚至声称《孟子》的“民贵君轻”为“最高民主精神”乃至“世界民主论之先驱”。于是原本众口一词的“孔孟尊君”，演化为“孔孟专制”与“孔孟民主”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