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理论
这种理论是词源学民主的直接推演，民主的词源学定义很简单，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也就是说，民主按其纯粹的和最充分的状态来说，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这些学说面临着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人民主权学说为民主提供了基础。权力属于人民建立了一条有关权力来源和权力合法性的原则。它意味着只有真正自下而上授予的权力，只有表达人民意志的权力，才是正当的权力。
(二)精英民主理论
精英民主理论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1)民主并不意味人民统治，而是社会精英或政治家的统治；(2)民主意味着多元的精英竞取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采取政党竞争的方式；(3)精英是开放的，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成为精英；(4)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统治者。
(三)多元民主理论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力图通过考察“团体政治”对现代民主制的功用来弥补这一缺陷。精英民主理论片面强调“精英政治”，过分强调政治家塑造政治生活的能力，而多元主义者则探讨了选举的竞争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认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实际竞争程度和使竞争各方满意的程度，远远超过熊彼特模式的看法。他们并不认为权力集中于政治精英手中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遵从韦伯的看法，把多个权力中心的存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按照多元主义的看法，社会中的权力安排并不是等级式的，而是竞争式的，它是代表不同利益的许多集团之间“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过程”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这些集团包括商业组织、工会、政党、妇女机构、宗教组织等。政治决策则是政府试图调和这些集团之需要的结果。
(四)自由民主理论
自由民主理论才是西方的正统民主理论，现代民主是由市场经济催生的，是英国人在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过程中逐渐达成的不仅因为它反映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发展进程，而且它还为这种制度奠定了价值基础，如自由与人权、宽容、妥协和诚信等等，更重要的是它为西方民主制度提供了建制原则。自由民主理论提供了如下建制原则：
民主原则。是指人民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利。人民作为选民，是从选举权的角度行使他们的权力，人民主权即体现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就是选举政治，人民并不亲自统治，而是选出统治他们的代表，直接民主则是没有代表和代表传送带的民主。简单地说，选举不制定政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制定政策；选举不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解决争端。但是，选举必须以自由舆论为前提，没有自由舆论的自由选举是毫无意义的。
宪政原则。宪政的核心含义，就是用宪法制约绝对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宪政是和法治(rule of law，法律的统治)融合在一起的，而反对以法而治(ru1e by law)，后者只是把法律作为统治的工具。宪法本身即是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行为，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3〕宪政制度至少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其目的在于制约和限制任何绝对的权力并保障“有限政府”；另一方面是个人权利制度，它为政治权力划定了疆界，为私域提供了屏障，是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分野，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底线。个人权利制度使社会滋生了制约政治权力的力量，它是一种民间制约的方式。
共和原则。从词源学上讲，“共和”的意思基本上相当于公共利益(commonwealth or common weal)。共和把政治权力看成一种“公器”，它既不为任何人所私有，也不偏袒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民主并不能保证这一点，单纯的民主原则极易导致多数人专制。在现代，共和原则已融入自由民主之中。
2: 自由民主理论为西方民主提供了建制原则，但原则不等于制度，作为人类理想的民主必须落实到制度层面才能实现。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制度是现代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带共性的东西，直接体现了制度的民主性；第二个层面是指政府制度。
第一层次的制度有：
(一)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如果说选举制度的形式，是近代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势力反复斗争的产物的话，那么，普选权的确立则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产物。
普选权的本质意义就在于，使人民主权原则落到实处。不过，普选权的实现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西方，它既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和巩固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还是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必然趋势。
普选制意味着只有公民选举产生的公共权力才具有合法性。这既是一种政治理念，又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向世人宣示，公民有权选择公共权力机构。普选制产生的政府是民意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政府的权力则置于人民的监督与制约之下。
在西方，选举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不仅是表面上的投票行动，而且是一种民主秩序的构建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制度贯穿着自由民主的精神，它是资产阶级维持政治统治的工具。
(二)代议制度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代议制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代议制民主是西方民主的同义词。在制度层次上，代议制度是西方民主的核心和主要标志。在代议制民主中，人民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掌握和行使立法和统治权。在许多国家也被称作国会(如美国)。议会议决事项如法案或决议均由议员共同讨论并经多数通过，议会享有立法权、预算的通过与监督权和行政监督权。为了防止草率立法，对议会的立法程序通常有严格的规定。根据英国议会的传统，国会制定法律须经过“三读”程序，即议案在全院会议中提出时宣读标题(在下议院中已简化成列入国会记录)算“一读”，在全院或全体委员会审议开始时进行“二读”(全文)，最后表决前进行“三读”(也仅宣读标题)。〔38〕在今天，代议制度通常要求对成年公民的选举权不得有任何限制；选区的划分基本公平，公职候选人的提名方式基本公开。
有些国家的议会只设一个议院，有的国家的议会设两个议院。前者被称作一院制，后者被称作两院制。在实行两院制的国家中，上院(又称贵族院、参议院、联盟院)一般由州、省或地区的代表构成。在上院，每个州和省通常有相等的代表，而不论它们在人口与面积上的差异。下院(又称众议院、国民议会、联邦议院)则通常完全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现在西方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实行两院制，几乎所有的联邦制民主国家和大国民主都实行两院制。与一院制相比，两院制有更多的优越性，在大国尤其如此。两院制比一院制有更大的代表性，能充分代表不同地区、不同人口和职业的不同的利益要求。两院之间在立法上的配合与牵制，一方面使得立法机构能够胜任现代社会繁重的立法任务，同时又通过赋予上院以一定的复议权来避免草率立法。实行两院制还可以防止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因立场分歧出现的僵局，因为两院中总有一院可以发挥协调作用。
(三)政党制度
西方自由民主遵循多数决定原则，这就需要特别关注少数人的权利。因为所谓多数与少数只是一种临时的组合，多数和少数随时都在变化，面对不同的问题多数和少数会有不同的组合。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少数，在另一个问题上则可能是多数。因此，少数的一方应有权利争取他人的支持，使自己的意见有朝一日成为多数，而组成政党则是凝聚支持、由少到多的一个重要途径。少数派需要通过政党的形式积累扩大力量，多数派需要靠政党的形式去巩固自己的力量。因此，民主政治下各方的人士都离不开政党.
政党现象的法理基础，是民主国家肯定并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参政权。公民可以自由地结成政党来参与政治，通过竞争获取国家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国家权力归哪个政党所掌握不是由宪法规定的，而是由自由、公平、竞争性的选举决定的。
但是，一个国家采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不同的选举制度对相应的政党制度的形成起着促成和巩固作用。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是在现实政治中逐步形成的。民主并不等同于两党制。
政党政治是民主选举和代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现代政治中，竞争和对立是自由民主中的常态；只要各个政党之间彼此宽容妥协，相互监督制衡，遵循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参政议政，就不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武力的对抗。
(四)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
遵循宪政原则，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分立的，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分别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广义的分权制度还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在西方民主政治下，联邦制和地方自治是实行纵向分权的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人喜欢用数字说话，把西方国家的分权制度叫做“三权分立”。其实西方人并不这样说。事实上西方国家所奉行的分权制衡原则，也绝非只限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三权”之间。至少还包括联邦政府(中央)与州和地方政府(地方)的分权制衡关系，国会中的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分权制衡关系，州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关系，联邦法院系统与州法院系统的分权制衡关系，等等。
在西方人看来，独立的司法，是保障“一切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司法独立，指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干涉。其中包括：(1)司法组织独立。(2)司法审判独立。仅依据法律，不得依据非法律的文件或政策。因此，法官不受上级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指挥或命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只能在一审宣判后，依上诉程序变更其判决。在法官进行审判时不得受到任意干预。(3)司法人事独立。
法官的不可更换制。这是指法官在任期届满前非经弹劫，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多数国家都实行法官终身制，实行法官在任期届满前“不可更换”的制度，以标榜法官职务的神圣不可侵犯。该制度主要是为了限制行政权力，从实际上和精神上保障“法官独立”和“法官公正”。多数国家还规定：弹劾法官，只限于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严重罪行，而不得涉及失职行为。法官在法庭中履行职务，其言论不受追究。
法官专职制。西方国家普遍规定法官(治安法官除外)不得兼任行政职务，不得兼任议员，不得兼任其他营利的职务(教学除外)，也不得具有政党身份或从事政治活动。
法官高薪制。许多国家规定给予法官高薪待遇。法官出差费用不受限制，实报实销。西方国家认为，给予法官高薪，使其生活安定富裕，就不会发生贿赂、营私和舞弊的现象，就可保障法官公正无私。
法官退休制。各国一般都规定法官到达一定年龄可以退休，退休后可以拿到优厚的退休金。
实行以上法官保障制度，就可以保障司法独立，法官不受党派和集团影响，保持公正无私等等。
(五)军队制度
军队的政治中立与国家化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铁律。它们规定，军队不可介入政治与选举，不能进入立法机关，因为军队若是被政治化，介入党争，或被赋予过大、或过于弹性的权限，便有造成军人干政的危险性。若用军队来处理党争，就会使正常的政治纷争暴力化。
西方民主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标志有三个：一是由文官来管理军队,军队的重大决策，包括预算、给养、战略方针甚至军事行动的最高决定权都掌握在文职人员手中，最高总司令由文职人员来担任(通常是国家总统)，这里当然不排除在决策时充分听取高级将领的意见。二是军队的职业化，军人以军事为职业，不得经商，不得从事除军事之外的其他活动。三是军队的政治中立化，这意味着军队必须与一切政党彻底脱钩，政党撤出军队，军人不得组成政党或加入任何政党，军人必须退出立法机关，不得担任议员。
第二层次的制度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议会制
议会制是议会内阁制或责任内阁制的简称。议会是由大选产生的，内阁则由议会产生，并必须对议会负责。获得议会中多数议员支持的个人、派别、政党或政党联合就取得了组阁权。一旦失去多数的支持，则或更换内阁或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内阁首脑(总理或首相)通常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内阁阁员由政府首脑从议员中挑选产生，并经国家元首任命。如果议会对整个内阁的执政能力失去信任，或议会拒绝通过内阁的重要议案，或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投票时，内阁或要辞职，或要解散下院，举行大选。如果大选后原执政党仍占多数，并对内阁表示信任，内阁就可以继续执政，否则内阁必须辞职。各部部长如果被议会判定对其部门管理不善，亦须引咎辞职。
议会制是最早出现的现代自由民主的制度形式，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议会制民主政体的国家。
(二)总统制
美国是总统制的最典型的代表。与议会内阁制不同，在总统制下，总统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公民以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总统不是对议会负责，而是对全体人民负责。总统领导的内阁不是对议会负责，而是对总统负责，故内阁成员不必也不得具有议员的身份。议会无权更替政府，总统也无权解散议会。总统除掌握最高行政权力外，通常还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而不论其是否有从军的背景。对于美国总统制，我们最容易误解的是把总统及其管辖的机构称为政府，实际上，总统及其机构并不等同于政府，它只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有时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常常说了不算，还经常狡辩说是他做不了主，所以在和美国不同的国家交往中很容易引起外交麻烦。可是美国总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实质上的一国之首，有些事情他的确做不了主。
(三)半总统制
这种体制表面上是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混合，但实际上不过是总统制的一个变种，在这种体制下，总统的权力远远大于总理的权力。总统不仅有权解散政府，也有权解散议会，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在半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往往大于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这种体制最早是由法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确立.
3: 整个制度不过像一部机器。要使制度运作起来，就需要人们不断地为这种制度注入活力。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运行机制。
(一)参与机制
民主作为制度，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指不以政治为职业的普通公民。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即政治参与是公民在自愿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参与政治事务、公共决策的行为；二是选择性，即公民参与政治可以表达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政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主要有五种：
一是以竞选活动为中心的选举参与。竞选是西方国家决定政府、议会公职人员的通用形式，随着普选制的逐步确立，选举参与就成为公民最基本的参政活动。围绕竞选活动而形成的公民选举参与，就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形式。
二是以公民行使创制权与复决权为内容的投票行动。在西方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最终生效，往往要由公民投票决定。公民投票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有效地分割了代议制的立法权，甚至可以削弱党派的作用，使政府的公共决策广泛获得公民的支持而更具有合法性。
三是以组织社团或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的方式，通过直接游说、间接游说、法院诉讼、为公职候选人捐助竞选费用以影响选举结果、每年公布他们评议国会议员的结果以影响议会决策等等手段，影响政府和议会的决策过程。
四是以公民自发行为为特征的政治参与。主要包括：公民自发地与议员、政府官员进行个别接触，或访问、或写信，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诉求。公民也可以采取集体请愿、示威游行等方式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就相关问题采取改革措施或改变态度。在西方国家，由于新闻媒介是开放的、中立的，因此，公民还可以利用大众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
五是在地方性事务中直接参与。地方性参与或地方性自治(乡镇自治)体现了参与的真正含义，即亲自参与和自发自愿的参与由于地方性事务和公民的利益紧密相关，极易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参与程度很高。正是在这种自治性参与的实践中，人民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锻炼了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培养了自己的参与能力，从而为实现大范围的民主政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参与机制，在西方被认为是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西方国家，衡量参与的标准是自愿性和选择性，并不是参与程度和数量的高低。
(二)竞争机制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政治竞争。政治竞争机制有两个特点：一是程序的确定性；二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竞争的游戏规则是公开的、确定的，而竞争的结果在竞争（如大选)发生之前对当事人和局外人来说都是完全不确定的。
西方国家的政治竞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竞选；二是考试。
竞选，分全国性竞选和地方性竞选。全国性竞选是指总统竞选和议会议员竞选；地方性竞选是指州(郡、省)、地区的竞选，包括州(郡、省)长和市议会议员的竞选。政党是竞选的主要组织者.
西方国家政治竞争的另一种形式是考试，即用公开考试竞争的方法录用各级政府公职人员，凡未经考试、没有合格证书者，一律不得担任任何行政职务。
西方民主政治十分强调文官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明文规定文官不得参加党派竞选活动。考试，作为一种竞争机制，对于净化政府公职人员队伍，保证公职人员具备一定的素质，提高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避免在用人问题上产生腐败，都提供了一种可行的、预防性的屏障。
（三）制衡机制
分权的目的是为了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以权力牵制和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发生，是制衡机制的核心内容。“权力分立”不等于“分配权力”，也不能理解为是对各种政治权力的“绝对分开”，而是既分立又互相制约，并保持平衡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政治权力部门都应通过某种方式来牵制其他部门，
而就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总统有权任命包括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内的法官，有权赦免一切罪犯，使法院无法对其进行法律追究。总统还控制着司法系统的警察、监狱等机构，此外还有行政裁判权等。但是法院也有制约总统的手段，联邦法院的法官虽然由总统任命，但一经任命即可终身任职，所以法官可以不依附于总统，甚至作出不利于总统的裁定。法院还享有司法审查权，它可以宣布总统的行政立法违宪，可以对违反法律的一切行政官员进行法律追究。
再就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国会有权同意或否决总统所任命的法官，有权对法官进行弹劾，国会所通过的法律一旦生效，法院必须执行。然而，法院可以审查国会的立法是否违宪，若宣布为违宪，即中止执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判例的作用，判例实际上是法院的一种立法手段。不过，国会也有推翻判例的办法，那就是制定宪法修正案，只要经过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修正案即可生效，而无须总统签署，法院也不可宣布其违法。
在作为立法机关的众、参两院之间，分权制衡原则也得以体现。《联邦党人文集》第六十二篇确认两院制也是一种保护民主的手段：“两个截然不同的机构要谋划僭夺民权或背离职守，就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否则只要有一个机构有野心和腐败就足以这么做了。这样一来人民就得到了加倍的保护。”
此外，联邦与各州之间也强调分权制衡原则。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只拥有少而明确的权力，“剩余权力”都归州政府，宪法第十条修正案对此作了规定：“凡宪法所未授予联邦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之。”
分权制衡机制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普遍建立起来的权力运行机制。美国的分权制衡机制最具代表性。由于历史传统的因素和政府体制上的因素，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分权制衡机制虽然不如美国那么严整、规范，但却都没有偏离这一基本原则。
(四)纠错机制
在西方国家，为了使民主政体正常运行，普遍建立起纠错机制。它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渗透到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之中。定期的、公正的、有效的选举，是一种根本的纠错手段，而分权制衡、两院制、法治、司法独立与司法审查、在野党、利益集团、新闻言论自由等，则是经常发挥作用的纠错机制。
所谓在野党，是指暂时未获得执政权，但在议会中却拥有相当席位的政党。有的国家称之为反对党。在野党的存在，迫使执政党不得不谨慎施政，不敢滥用权力，也不敢懈怠。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执政党的制约和威慑力量。〔49〕。
在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还存在形形色色的、成千上万个利益集团。这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具有纠错的功能。这些集团代表某种特殊群体的利益、要求和目的，它们虽然不以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为目标，但却通过院外活动，对议会和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制定出符合本集团利益的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众多利益集团平等的生存和活动，在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纠错作用。
新闻与言论自由，是西方民主政治纠错机制的重要方面。西方国家一般都有新闻与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定。按照美国民主的观点，新闻媒体是为公众而不是为政府服务的，表面上扮演了“政府的批评者”的角色，西方人直言不讳地把新闻媒体称作是制约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第四种权力”。
(五)法律机制
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笼罩一切。自由民主国家就是法律统治的国家，其核心是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的保障，并不是指国家用法律统治人民，任何个人和机构都不能超越法律。西方民主制度的运作离不开法律，没有法律的统治也就没有民主。
公民参与政治不能没有法律，是法律赋予人民以选举权，当其选举权受到侵犯时，又是法律保障了他们的选举权，是法律在纠正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是法律在监督选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在西方人看来，没有自由舆论的选举是毫无意义的选举，又是法律提供了人民自由舆论的空间和平台，提供了舆论沟通的渠道。在重大事务上。法律同时还提供了全民公决的权利。不仅如此，法律还为人民提供了其他多种多样的参与方式，如它使人民在地方性事务中能够直接参与，并拥有决策权。因此，没有法律，政治参与是无法想象的；法律规定了政党竞争方式和手段，使政党竞争有序化，避免了你我活式的流血斗争，是法律确保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各种权力机构的权力，是由法律分割并予以明确的。各种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也必须遵循法律。没有法律，在权力分立的国家，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权力的勾结、权力之间的倾轧与互相推诿责任，而不是“有限政府”的保障。在纠错机制中，人们常常看到新闻机构的巨大作用.但新闻的作用只是暴露事实真相，事实必须纳入法律程序才会起到纠错的功能；政府是在法律之下和法律之中运转的，法律划定了政府的权限，即使民选的立法机构也不能制定侵犯个人权利的法律，法院会根据高级法即宪法纠正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法治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它把这个范围限于公认为正式法律的这种普通法规条例，而排除那种针对特定个人或者使任何人为了这种差别待遇的目的而使用政府强制权力的立法”〔55〕。或许在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法律赋予了人们权利与自由，使个人挺立为权利主体，这是自由民主的根本基础。所以，自由民主也就可以称为“合法型民主”〔56〕。
宪政民主的核心和骨架是“预算民主”。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整个英国的宪政进程是围绕着限制国王的征税权而展开的。1689年在英国制定的《权利法案》，第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征税，即为违法”。另外，稍微了解一下世界近代历史，就会知道，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另外，许多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也表明，“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比如，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时期，英国的宪政制度基本上就建成了，但是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才大约只有占人口比例2.5%的贵族有选举权。经过19世纪30～50年代的宪章运动，到1884年，在英国才有三分之二的男子有选举权。到1928年，21岁以上的妇女才和男人一样有投票权。到1966年，英国才有18岁以上的所有公民普选内阁首相的制度。法国妇女有选举权，也是1944年之后的事情，甚至到1974年6月，法国才最终确立了18岁以上公民普选总统的制度。就连美国这个确立普选权较早的国家，原来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并没有选举权，直到1971年3月制定的联邦选举法，才有了现在这样的较完备的普选制度。所以，从欧美历史看，宪政民主的实质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和预算民主的问题，而不简单是个民众的普选权和选民直接“选主”（即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的问题。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中，可以推知，如果我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宪政目标，而仅仅是把我们未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想象为只是在形式上采取一些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选制”，这将非但不能保持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有可能出现像“文革”那样的“大鸣大放式”的“大民主”，甚至会出现多数人的“民主暴力”或“暴政”。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汉族，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与黄兴、孙中山并称，主持第一次改组国民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终年三十一岁。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