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分点：回答对类型得一半分，正确分析类型特点的得满分。
学术批评是指：遵循一定学术规范，以学术问题为对象，不同观点的讨论、商榷、评析赞同、反对、批评与反批评。主要有书评式批评、切磋争鸣式批评、打假式批评等。 书评式批评：它是常见的一种学术批评形式，许多专业期刊都设有书评专栏。高质量的书评，不仅要求具备丰富的知识，并对所评书籍的内容有透彻的了解，而且对所评书籍的优点、缺点都要说得清清楚楚，不能作模棱两可之言，此外，书评不应仅仅局限于原书的具体内容，有时应就原书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把问题引向深处。 切磋争鸣式批评：是指通过对学术流派、作品和观点的批评、讨论、商榷、回应、争鸣，在学者之间互相砥砺，共同撞击中拼发思想火花，点燃智慧之光，提炼思想精品，推动学术发展。切磋争鸣式批评是学术批评的主流，是学术批评的重心所在。 打假式批评：通过揭露典型的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假冒伪劣之作，警示学术腐败的危害性，呼吁学人守住底线，阻止道德的进一步滑坡。其侧重点是揭示科学研究中的故意越轨行
第一，推进探索的原则。为什么要搞学术批评，因为人的认识是不断积累、不断深化的，没有哪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能一步到位，没有哪一个学术成果是完美无缺的，所以我们要通过学者间直言不讳的批评、开诚布公的讨论，质疑问难，切磋砥砺，丰富知识，深化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批评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学术是纯洁的，学术批评也应该是纯洁的。如果学术批评者动机不纯，挖空心思要通过所谓的“批评”，实现个人的目的，必然毒化学术空气。例如，有人为吹捧名人，迎合权威，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恣意溢美，将无作有，以一当十，把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歌功颂德的应时之作；有人为显摆自己学问的高深，学识的纯正，以学术教师爷自居，刻意去挑对方的错，甚至通过揭发名人、权威的瑕疵，吸引公众的眼球。这两种做法，结果都一样，那是使学术批评走向学术的对立面。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发现一项研究成果取得的一二“成就”并不困难，同样的，要找到它存在的一二瑕疵（包括像郭沫若、侯外庐、陈寅恪这样公认的学术大家的著述），也非难事，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也不需要多么了不起的学术功力，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学术成果是“无懈可击”的。学术批评者如果抱着不可告人的动机，甚至将个人恩怨暗自夹带到学术批评中，用自己的一知半解，臧否人物之高下，衡量成果之得失，刻意歪曲，恣意引申，必然败坏学术评价标准，为学术钻营投机开辟“捷径”。当代中国学术，如果要实现繁荣发展，必须在学术批评的纯洁性上下大功夫。
第二，就事论事的原则。如果学术批评的动机是纯洁的，而不是自私的功利的，或别有用心的，那么，讨论就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偏颇的。学术批评，从本质上讲是对学术成果的研究和评价，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从事实出发，不虚美，不苛责，坦诚公允，但论是非，不分彼此。这里有三点必须坚持：一是尊重环境因素。学术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时代的环境和学科的环境。人的认识是环境的产物。如果研究者对成果产生的基本条件、环境不清楚、不理解，妄以自己的要求说三道四，必然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对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论文，以当代学术规范相要求，指责其引文注释不完整、参考西方文献不足，等等，即属此类。二是坚持全面的观点。一项学术成果，究竟是好是坏，多好多坏，不能只看局部，必须全面衡量。也就是说要置于学术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要置于所在学科发展的全局来考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能以偏概全，见小遗大。在对不属于自己专业的学术成果进行讨论和批评时，更应慎之又慎。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标准，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外行评价，最易流于表面、简单和偏狭。三是不发挥、不引申。有的学术批评文章，不但说服不了被批评者，而且读后令人反感，原因往往在于批评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吹毛求疵，言辞苛刻，胡乱引申，信口发挥，将讨论变成对批评对象的攻讦，甚至侮辱。例如，一段引文有误，即得出结论：作者没看原文；一个事实稍有出入，即得出结论：治学不严谨；一个概念偶有失误，就认为基础不扎实。事实上，由于资料、信息以及编校等多个环节，一项成果，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差错，是正常的，谁也无法完全避免，批评者自己在学术上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恣意发挥，恶语伤人，实际上已经远离了学术批评范畴，而是攻击和中伤。当代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变化越来越快，面对知识的海洋，每个人都必须深怀敬畏之心。批评者既要看到别人的不足，更要了解自己的局限和无知。一个真正懂得学术真谛的人，不能不明白这样一个常识：即使你掌握了宇宙的真理，也不必得意忘形，因为真理随时可能离你而去！
第三，与人为善的原则。学术批评的本意是帮助批评对象发现自己认识的局限，推进学术的进步。这是一种真正崇高的友善的学术行为。那种利用学术批评，发泄私愤，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必欲将批评对象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做法，不但非正人君子所当为，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亵渎。真正的学术批评，不但要提倡直言不讳，而且要讲究留有余地。何则？被批评者的认识诚然有局限，需要提升和发展，而批评者本身的认识也不可能穷尽真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逐步完善的过程。没有谁能保证自己对别人的批评都是正确的，没有误解和曲解，一字一句都恰到好处。既然如此，批评者在学术讨论中，就要有自知之明，就要学会留有余地。不留余地于别人，实际上是不留余地于自己，表面上虽能逞一时口舌之气，终必留骂名于众人。因此，批评者必须学会尊重批评对象，理解批评对象，不求全责备，不刻意苛责。当然，被批评者也要正确对待批评声音，学术上被人发现错误，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恼羞成怒，而要勇于反省，知错必改。同时，要善于利用反批评这一武器，在学术讨论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对以下两件事，感受颇深。一是《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的《序言》中亦言及其早年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1928年，杨先生读高级中学时，已开始对《墨子》和《墨经》作探索。“因为看到当时许多学者对《墨经》随意改字，不顾上下文句，作出种种不同的新解释，为了想纠正这个不良学风，写成《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北平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当时即收到学报主编容庚的亲笔回信，认为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弊，准备采用，但因自下一期起，改由顾颉刚先生担任主编，原稿已转交给顾先生，今后请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我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既经决定采用，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可能文章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而立即写信给顾先生，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如有不妥之处请发表时改正。此信寄去后不见回信，等到新的一期学报出版又不见刊载。我为郑重起见，再写挂号信给顾先生催询，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又是长期得不到回音。我感到十分遗憾，第一次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我从此没有再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问，我想顾先生将来会后悔的。”后来，杨先生讲到：“我想可能顾先生顾虑到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又因为容庚已有回信，又不便退稿……我今天重提此事，因为现在我编论文集没有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免感到有点遗憾。”二是，王玉哲先生《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一书代序中有一节题为《一段小小的波折》，是说1940年先生从联大毕业后，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学校规定，必须交一篇论文。而王先生于1938年春读大学二年级时，选了刘文典先生的“庄子”一课，做了一篇读书报告，题为《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一文。王先生认为《齐物论》是慎道的著作，不是庄周的说法，提出异议。先生说：“当时颇得刘文典先生的赏识……我这篇文章在联大教室间有所传阅。联大教师如冯友兰、闻一多等先生都读到我的原稿，极为称赞。顾颉刚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说法，在读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变过来，并主动推荐寄到《逸经》杂志。因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学者之一，未经他同意我暂不发表。所以，我又请顾先生把稿子索回。罗常培先生正主编《读书周刊》需要稿件，对我说，他想把我的文章拿去请傅斯年先生作个答辩，与我的文章同时刊出，我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我那篇文章后很生气，不但不与答辩，而且对我的意见很大。”因为该篇文章，给王先生带来不小的麻烦。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听说傅先生在审查我的论文时，一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报考论文提出来，对别的学生说，这类学生我们不能录取，他的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写批驳别人的文章。”“后来听说录取会议上，傅先生本来主张不录取我，为了照顾其他先生的意见，最后把我录为‘备取生’。”清末民初以来，是中国学术史上又一个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中学与西学学术思想激烈碰撞，在新旧学术嬗递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圆融通博且富有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不断擘划着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文前提到的傅斯年、顾颉刚先生自然是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两位大师级学者，但杨宽先生的“遗憾”、王玉哲先生的“风波”却均与两位大师级学者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民国时期学术史上的另一件事情。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公量先生批判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引证虽详，不免傅会”，“其言迂阔，不为典据”，“不问《穆传》之真实与否，不审古代交通之辽阔与否，昧于变迁之道，视古今如一辙。以此治学，莫不乖失，徒滋繁锁，以眩耳目耳”(《穆传之版本及关于穆传之著述》，《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第6其)。1935年他发表《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评论》(《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一文，对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问题所作研究的评价：“这种《东莱博议》式，或者还够不上《东来博议》式的讲疏，其荒谬，其腐臭，无以复加。简直在卖弄笔墨，渎乱古书。借古人的题目，发自己的牢愁。这种全然不根据史事，而托诸空言，以二十世纪极文明的人类社会，加于两千年前极不文明的人类社会而津津乐道之，既不是采科学的态度，去阐明古代的民族与文化也不是采艺术的态度，来讲述古代的传说与神话，对于这，我们是无法批评的。”张先生又说：“我们可以把顾实先生此种历史观，题作显微镜式的历史观，不惟于《穆传》没有积极的合理的解释，反而消极地增多意外的葛藤，给后人以无数摧廓的麻烦。”张公量先生发表以上论文时，尚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年轻气盛，其对丁谦先生、顾实先生《穆传》西征地理研究的批判，言辞犀利，真可谓“无以复加”。张先生可谓较杨、王二位先生幸运，今天当人们认真拜读张先生这篇脍炙人口的大作之余，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如果发生在今天，张先生的大作即使可以发表，也肯定要在文字上经过“认真”修改。学术界普遍遵循的法则，往往是有破有立，张先生的宏文虽然亦可以说“切中时弊”，“很有见解”，但火药味十足的学术批判，自然很难令今天的学术界所接受。建国后，中国的古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郭沫若先生乃新中国成立后在古史研究中成就非凡的一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结合新材料，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进行修改和补充，而其研究思想史的两部姊妹篇之一《十批判书》，书名即有“批判”二字，而该书第一篇则为《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先生说：“我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事宜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以下，郭先生在《关于文献的处理》一节讲到：“《周易》固然是无问题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认为殷末周初的作品。据我近年来的研究，才知道它确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时代拉迟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为研究殷末周初的资料，当然是完全错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在《关于卜辞的处理》一节，郭先生讲到：“我自己要承认自己的冒昧，一开始便把路引错了。第一我们要知道，《殷周制度论》的价值已经不能够被这样过高的估计了。王氏所据的史料，属于殷代的虽然有新的发现而并未到家，而关于周代的看法则完全是根据‘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种旧式的观念。这样，在基本上便是大有问题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强半是东周儒者的托古改制，这在目前早已成为定论了。以这样从基本上便错误了的论文，而我们根据它，……这是应该严密清算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凡此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字，在郭沫若先生的论著中，随处可见。通读以上文字，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史学大家敢于不断修正错误，在自我批判中不断向真理靠近的博大胸怀。在我们今天看来，学术批评，并非什么新名词。梁启超先生曾把盛清学者的学风概括为十大特点，其中第七条和第八条与今日所说的学术批评有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按照梁先生的解释，清人“辩诘”学问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相互“辩诘”的对象不拘一格，只要学术观点不一致，即使师生之间也可以相互辩论二是相互辩论的内容不应该抛开“辩诘”的主题三是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见。以上原则迄今仍未学术界所遵循，并成学者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然而，目前学术界的确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现象，学者之间的相互吹捧和恶意攻击，不仅违背了学术批评的基本规范，而且严重玷污了圣洁的学术空气，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实生活中，文化界常常扮演着不大光彩的角色，正直的学者集体失语，突然冒出来的名人却不时语惊四座。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忧惧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论为主的综合性大型期刊《社会科学评论》，应运而生。《社会科学评论》一再强调“本刊尊重科学、倡导个性、反对学术迷信，欢迎一家之言，本刊将以高的起点，新的理念，开创一种积极而理性的评论风气。”毫无疑问，《社会科学评论》的创刊，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近年来，《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2期、2007年第4期、2008年第2期、2009年第2期连续刊发了笔者的《论唐嘉弘先生的学术贡献》、《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走出夏史研究的误区——评沈长云的夏史研究》、《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等一组长文，其中《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由于网上已全文发布，读者自然不少。何先生不久给笔者打来电话，虽未谈到什么问题，表示要写一篇反击的文章。后来听《社会科学评论》编辑部编辑王向辉先生说，何先生的确寄了一篇回击文章，但由于所论问题，远离主题，没有发表。但不久笔者就看到了何先生发布在百度贴吧上的题为《不懂就不要装懂——驳周书灿的史学怪论及其脆弱根基》的长文。何先生的回击的确起到了以泄个人私愤的目的，后来网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大肆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跟帖，诸如“苏州大学的周书灿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读书，不会做学问，但是很能在学术界投机钻营的小混混。我们的大学管理体制和学术体制也太差劲了，居然让这个小混混弄到了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真的可悲!”，“周书灿学问和人品都很差!学问不扎实，专门投机取巧、浑水摸鱼。自以为了不起，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狐假虎威，到处树敌。现在就连他的导师朱凤翰先生也不认他这个学生了。他在河北师院混了几年，把人都得罪光了，还跟一个女学生闹出桃色新闻，搞得名誉扫地，混不下去。他又在湘潭大学混了几年，名声很臭。我们本科生都不愿意选修他开的课，据说许多研究生还骂他流氓。这种人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要倒霉!同志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终于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周书灿人品太差，众所周知，走到哪里都会激起公愤。”“周书灿是个流氓加无赖”。以上言论，是否真实，自然只有知情人才会准确评说，但至少可以说明何先生的反批评，严重违反了学术界所应遵循的“辩诘以本题为范围，词旨务在笃实温厚”的基本学术规范，实属梁启超先生所批判的那种“盛气凌轹，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的“不德”之举。由此看来，笔者《透视古史研究中的“何光岳现象”》一文所招致的麻烦则远远甚过杨宽先生的“遗憾”和王玉哲先生的“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