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内容包括：
1、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
2、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
3、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
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后而推行的一整套不切合当时实际的错误路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
扩展资料：
王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
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左倾冒险主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明
在政治上，它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超越民主革命一举夺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把所有中间势力都当成“最危险的敌人”；
推行“城市中心论”，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命令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企图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
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转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反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其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在全党统治了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遭受批判：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
王明从此失势，主要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作为判断题，“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当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不止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有其他严重危害。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使刚刚恢复不久的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大批党员干部被捕牺牲，最后连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也站不住脚，只得被迫撤到中央根据地去了；
二是由于向各主要根据地推行”左”倾主张，从而使根据地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三是最为严重的就是直接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中央苏区的丧失，使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
正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开始了长征。
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4年的统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基本原则，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而王明早已于1931年10月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临走时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王明究竟是怎么就一下子走上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的呢？这个主要是靠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的支持。
米夫在1928年3月至1935年12月之间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而王明曾经做过他的翻译和秘书。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那他后来怎么又从“左倾”跳到“右倾”了呢？请继续往下看——
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围际“钦差大臣”的身份从苏联回到延安。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权威至高无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人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同志，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作喜从天降。以此表达了真诚合作的愿望。
而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当时，由于苏联受到德、意、日法西斯战争严重威胁，为了避免两面作战，急需中国成为其抵御日本侵略的东方屏障。斯大林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主张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和服从，尽量避免发生摩擦。王明就是按照这个指示回来指导国共合作的。
而此前，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已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以及统一战线中坚持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这已被抗战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不久，王明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上，王明大肆攻击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主张影响了不少人，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有些人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得失，承认有观念狭隘和不策略的地方。
事实上，王明的那些观点根本行不通，一些人虽然口头上作了自我批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王明那一套。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委派任弼时前往苏联汇报工作。共产国际做出决议，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领导机关中要服从毛泽东为首的领导。
同年 7月初，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专门约请王稼祥、任弼时谈话，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
至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基本得到了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