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金议和之后，绍兴十二年，韦后和徽宗、郑后棺椁回归(安厝于今宋六陵)，南宋《迎銮图》(局部)即描绘这一场景，作者佚名，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资料图/图）
如果路边没有竖立一块“国保”牌子，来往行人很难意识到他们正穿行于一处巨大的遗迹之上。
“我们去看看那几棵松树吧。”李晖达手指着远处隐约浮现的几棵马尾松。它们枝干高挑、松针绵长，但隔了这么远看去，坚硬的松针呈现为一种毛茸茸的质感。一百多年来，人们以这些松树为标记，来辨认长眠于此的七位帝王和他们的皇后。李晖达在宋六陵考古项目上工作了十年，他是考古队的领队，这里的松树，他尤为熟悉，那是清末民国时人们重整陵园留下的痕迹。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和宋高宗一路南逃的哲宗遗孀孟太后（即高宗的伯母）在越州（即今绍兴）去世，就近选址安厝于会稽山余脉之下。孟后在遗诰中说，等将来息兵，再归葬祖陵。现在不用拘泥于旧制，先简单下葬，将来迁葬也方便一些。孟后是当时逃出来的皇室成员中辈分最长的，她的选择成为此后南宋六陵营建之始。
尽管路边的“国保”牌子上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六陵”，但这里其实埋葬着宋朝的七位皇帝。绍兴十一年末（1142年初）宋金双方签订“绍兴和议”，南北划淮而治。高宗以北方河山的代价，迎回了已经去世的宋徽宗的梓宫和尚在世的生母韦太后。徽宗的永祐陵成为“宋六陵”中唯一的北宋皇帝的陵墓。此后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在这片2.25平方公里的小小山谷里，又先后营建起六位南宋皇帝、六位皇后的陵墓，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皇家陵区，后人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宋六陵”。
“历代帝王陵墓，或多或少都有损毁，但彻底毁坏如宋六陵的，不多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叹息。宋亡之后，元代僧人杨琏真迦的盗掘和毁弃，加上20世纪中期之后的破坏，宋六陵的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地下浅层的遗存也已损失殆尽。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未完全廓清14座陵墓的具体格局。
戏剧性的营建过程和格外惨烈的毁灭，让宋六陵蒙上了一层历史的悲怆色彩。明清以来踏足这片山谷的访古者，莫不为之洒泪。明代遗民黄宗羲对它的遭遇尤有共鸣，他在《宋六陵》的诗里写道：“亡国何代无，此恨真无穷。青天白日淡，幽谷多悲风。”
2012年，李晖达、郑嘉励组织的考古队进驻宋六陵，有计划、成系统的考古工作才真正展开。当时他们在陵区做勘探，片瓦不存的地面建筑、满地的残砖碎甃，一度让他们对宋六陵的考古前景感到悲观。
转机在2013年出现。当时考古队在勘探区的东北部勘探到了一处长方形墓室。这是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在陵区地下探得皇陵石藏的遗迹。这次发现极大地鼓舞了李晖达的团队，他们开始相信，那些深埋地下的遗迹，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保存下来。考古队员们就此留了下来……
2022年是考古队在宋六陵考古工作的十周年，7月15日，他们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官窑馆区举办“国音承祚——宋六陵考古成果展”。“算是一个十年总结吧。”李晖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往他们对于南宋攒宫的理解，“大概就是临时构建的一些建筑。但通过这几年的勘探、发掘，在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建筑基址的遗迹。”还有一些发现填补了考古学上的空白，大幅修正了人们对于宋六陵的认识，李晖达觉得他有义务告诉公众，这十年来他们发现了什么，以及这些发现的意义是什么。
夕阳下正在发掘的二号陵。李晖达判断这里应该是某座帝陵的下宫遗址，考古队打算未来几年内找到二号陵的上宫。（受访者供图/图）
湮灭
南宋六陵遗址隐藏在绍兴城东的一个小小山谷里。由绍兴市区向东南方向驱车，远远看见会稽山余脉的绿意。逼近山脚，一个小村子依山而建，名为攒宫村，村口外一条自南向北流的小河，名为攒宫河，逆着河流再往南走，地势渐高，看到两山相夹的一个隘口，过了这个隘口，眼前豁然，一片平坦如掌的谷地被南北两脉山岭包围着，自成一方天地。山谷里种满了茶树，层叠规整的茶园的地下，便是已经看不到踪影的宋六陵。
平陶公路东西横穿山谷，将谷地划为南北两个陵区。李晖达的考古队大本营就位于北陵区的浙东考古基地。从考古基地出来，往西走上百来米，会看到几排老旧的平房。平房荒败，悄无人声，李晖达养了五六年的黄狗小米熟悉地跑在前头，稍不留意，它已经钻到荒草丛中。
眼前这几排废弃的平房，它们的地基不同寻常。1950年代初，北陵区被开辟为劳改农场，一开始是“地方国营攒宫养鸡场”，后来陆续建了白灰厂、水泥厂、茶厂……厂房和宿舍的部分建材，便来自宋陵的石材。每一座皇陵都有十分宽大的石结构墓室，地面建筑的地基也都是形制方正的石条、石块，这些都是筑砌农场地基的理想建材。从1951年到1964年，劳改农场存续的十三年里，“凡建房区就近有皇陵的，无不一挖而空。”现在已经退休的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研究员葛国庆曾在2006年采访过当时住过劳改农场的老人，在他们的回忆里，曾经极为茂密的陵松，也因这一时期的开垦而逐渐枯死。
荒烟蔓草之下，散落地表的碑刻残件多年来被陆续采集到。同样是2006年，“理宗顶骨碑”在那片平房附近出土了。“理宗顶骨碑”，就是《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元代统一江南之后，番僧杨琏真迦成为江南释教都总统。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杨琏真迦一伙人先盗掘北陵区的宁宗、理宗、度宗等陵，敲破棺椁，劫取宝物，把宋理宗的尸体挖出，为获得其体内的水银，将尸体倒悬在树上三天，并割取头盖骨作为酒器。同年十一月，同一伙盗贼又来到南陵区，将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和孟皇后的陵挖开，也都毁弃骸骨，窃走墓内珍宝。碑上记载的就是这一段惨烈的往事。经此大劫，宋六陵面目全非，到了明代，已经很难辨认各个陵的具体位置了。
碑石本身的经历，和碑上记载的历史一样令人唏嘘。1965年，劳改农场搬离之后，陵区成为了绍兴师专的校园，原来劳改农场的宿舍便成了学校师生的宿舍。“文革”期间，师专的学生在校园里发起了“破四旧”运动，早已千疮百孔的陵区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地表仅存的明代碑刻难逃厄运。“理宗顶骨碑”出土的时候，已经碎成了八块，看碎裂的痕迹，“肯定是人为敲断的”。郑嘉励推测顶骨碑就是这段时期被砸碎并遗落的。
地上的遗迹在湮灭，纸上的文献材料也躲进了历史的角落。宋代典籍《宋会要辑稿》和《中兴礼书》对宋宁宗永茂陵以前的攒宫的营建和位次有详细记载，可以据此推测并大致复原各陵的位次和平面布局。但它们因被收录于《永乐大典》而深藏秘府，明清两代的学者并无缘得见。随着《永乐大典》的散佚，这两本书也仅靠着清代学者的辑佚才一息尚存。直到现代影印本的普及，学者们才真正开始利用里面关于宋陵的记载。
宋六陵在1961年定为文保单位，1989年成为“省保”，2013年才被列入“国保”，“它是皇陵，理应是早就进‘国保’的”，但是由于宋六陵的特殊情况，“到1930年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片废墟。1949年以后，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毁掉了，所以文物的定级、定性都比较迟缓，造成了后面很多的误会。”李晖达说。
2012年的正式勘探之前，在2008-2009年也曾有过一次学术性的地表调查。当时的学术界已经通过文献大致掌握了各陵的相对位次和布局，但还无法摸清它们的具体位置，于是想通过地表调查来解决皇陵的具体位置问题。然而，地表的遗迹所存无几，再加上陵区被茶园覆盖，仅仅通过地表调查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营建
位于北陵区的考古基地，地势较高，站在基地门口向南远眺，可以隐约看到整片被山峦包围的谷地和几棵稀疏的马尾松。南陵区宽阔平整，肉眼看不出它的地势起落，但如果骑着自行车，从北往南骑，它会让你稍感吃力地爬坡，这让人不禁想起巩义北宋皇陵的地势——南高北低，这是宋代皇陵一致的风水选择。
然而，北陵区的地势却不像南陵区那样南高北低，它紧贴北部山麓，北高南低。李晖达带着小米在陵区内溜达，能明显感受到南北两个陵区地势的不同，呈双向坡地的走向——这是宋六陵考古的“一把钥匙”。
绍兴师专遗址所在的北陵区埋葬着南宋后期的几位帝王，宋徽宗和南宋前中期的几位帝王则埋葬在南陵区。具体来说，哲宗孟皇后陵、徽宗永祐陵（祔郑、韦二皇后陵）、高宗永思陵（祔邢、吴二皇后陵）、孝宗永阜陵（祔谢皇后陵）和光宗永崇陵在南陵区；后期的宁宗永茂陵（祔杨皇后陵）以及理宗永穆陵和度宗永绍陵则在北陵区。
1994年，陵区出土了一些残碑，一块碑上刻着“皇帝永茂陵”，“说明这个碑是明代以后立的”，李晖达指着碑石的照片说。南宋人不会直接把这些帝陵称为“陵”，而会加上“攒宫”两个字。攒的意思就是临时停放灵柩，和“殡”同义。现代人在“出殡”之前灵柩要暂时停放在家里，就是“攒殡”这种古礼的余续。南宋皇帝无法归葬北方巩义的皇家祖陵，只能“临时停放”在会稽山下，他们的陵园便被称为“攒宫”。
孟后去世时的遗诰，反映了当时战争局势尚不明朗，皇室和士大夫心中都尚存希望。等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签订“绍兴和议”，“王师北定中原日”变得遥遥无期，但是南宋帝后们谨守孟后临终时的政治姿态，陵寝的形制便就此固定为“攒宫”，他们的灵柩也永久地“临时停放”在了越州的这片山谷之中。
既然是攒宫，在形制和体量上也就远不如巩义皇陵。南宋六陵占地2.25平方公里，仅及北宋皇陵区的七十分之一；陵前也不设石像生、石兽；皇堂之上不起陵台，棺体藏在被称为“石藏子”的石构椁室里，石藏子埋深约九尺，与北宋的深葬完全不一样。“都是为了便于将来重新挖出来归葬中原，”李晖达说，“没有陵台，那怎么办呢？那就建房子。”南宋人为石藏子所在的墓坑建了一种称为“龟头屋”的房子，以遮蔽风雨，从龟头屋的地板到墓坑之间，“应该只有一米多深”。
然而，在这种局促的空间中，南宋陵依然“倔强”地继承着北宋的“祖宗之法”。在北宋官修堪舆书《地理新书》中，把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将五音与五行（土、金、木、火、水）相联系，推断与其姓氏对应的阳宅、阴宅的方位吉凶，这就是“五音姓利”堪舆术。按照五音的分法，“国音”赵姓属于角音，角音与木行对应，木主东方，阳气在东，故东南是尊位，皇陵所在地块，一定要是东南高、西北低的缓坡。
由于东南是尊位，祔葬的皇后陵会被安排在帝陵的西北偏北，而后葬的帝陵一般会在先帝陵的正西偏北，假设有一个完美的无限广大的地块，几代人的墓穴排位都会是东南-西北走向。孟太后下葬时，在越州找到了这样一块南高北低的缓坡，然而她并没有预料到未来一百多年皇室都会偏居江南，这块坡地显然容不下后世这么多的攒宫。自高宗永思陵以西，地势越来越低，地下水位越来越高，不宜建陵，“这是在江南地区照搬‘五音墓地’模式所无法克服的矛盾。”郑嘉励说。
南宋中期以后，朱熹等人开始明确反对“五音墓地”。朱熹在《山陵议状》中辩说，如果这样的风水果真有用，我们国家的命运为何如此多舛呢？
地理形势的逼迫、人心的变换，让南宋后期的宁宗、理宗、度宗，不得不改变“祖宗之法”，将陵建在了山谷的北部山麓，形成了现在的北陵区。它们的地势不再是南高北低，而是和江南的墓葬风水一样，北高南低、坐北朝南，“这是南渡政权在中原与江南的传统和现实、在坚守祖制与‘在地化’之间的摇摆和选择。”郑嘉励对南方周末记者阐释了这种变化的历史意义。
2006年，“理宗顶骨碑”在废弃的平房附近出土。顶骨碑出土的时候，已经碎成了八块。碑上记载了盗墓贼毁弃骸骨，窃走珍宝的往事。（受访者供图/图）
寻觅
还没走到考古工地，就听到了狗的吠叫声。“守陵”的小狗名叫小黑，看见小米过来，在大太阳底下激动地跳起来。小米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所狗”，见多识广，来宋六陵工地之前，还在良渚的考古工地待过。
2018年，经过多年的勘探和准备工作之后，考古队正式开始对陵区进行考古挖掘工作。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廷派人到大都寻回了宋理宗的头盖骨，归葬于明代人认为的原宋理宗永穆陵所在地，并立了《大明敕葬宋理宗顶骨之碑》。经过历史的来回激荡，异代时空的地理位置已经发生了混乱，“这个头盖骨即便是真的，他埋回来的位置是不是对的？归葬隔了近一百年，当地是被抛荒了一百年的地方，还能不能知道哪是理宗墓，这是个问题。”李晖达说，而2006年这块碑出土的位置，是否就是当初立下的位置，也是一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发掘的一号陵和二号陵，都位于南陵区。地面建筑复杂的北陵区，到目前为止基本没有动过。
回顾十年的发掘历程，李晖达记得最深刻的还是找到一号陵的“龟头屋”和“石藏子”的那天。
一号陵所在的区域，据明清方志上的记载，是高宗永思陵的位置。那个位置确实立着几棵松树，“后来看树的位置是有偏差的，但如果松树都在，或者像以前那么密，对我们寻找遗址还是有帮助的。”李晖达说。地面建筑变成废墟之后，当时的墙体、宫殿会形成一些隆起，清代民国时候的人种树，就会在这些隆起的地方种。
葛国庆采访的老人们都还记得那些隆起的土堆，但茶园平整土地之后，隆起消失了、陵松也枯死了。在茶树的覆盖之下，地表的微小起伏难以辨认。从2016到2018年，考古队在附近区域连续做了三年的钻探，再结合卫星影像，初步确定了一号陵园的范围。
也在2018年，省里说要保护残存下来的几棵松树，茶园的农药和翻耕让松树们生病、枯死，文物部门让茶树退耕了一部分，露出了一块空地。结合之前的勘探成果，考古队决定以此作为发掘工作的起点。
虽然勘探过，但一开始的发掘没有很大的收获，那些天李晖达老待在工地上，心里在打鼓，“会不会真就是一块纯空地？”
直到有一天，考古队员挖到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当时怀疑是灰坑（即古人留下的垃圾坑），但硬度又不像。李晖达亲自跳下去开始刮，越刮越大，才发现是一个边长超过一米的方形。“嚯，挖到磉墩了！”李晖达心里一阵暗喜。
南方的土软，建房子的时候，如果直接做石板地基，用不到几年就歪了。磉墩就是用土石的混夯，一层一层往地底下砸下去，“像夹心饼干一样”，要夯得密实。磉墩旁边的地基则用夯土，和磉墩同时升高，对它起加固保护的作用。
“发现磉墩，就是找到了牛鼻子。”李晖达说。磉墩上会放柱础，柱础上再放房屋的立柱，找到了磉墩，就是找到了房子。
循着这个“牛鼻子”，考古队找到了“整头牛”。他们在遗迹内一共挖出了12个磉墩，对应的原地面建筑就是皇陵的主体建筑——三开间的享殿。享殿的北部，是一个正方形的遗址，和享殿构成“凸字形”的平面造型，这对应的就是传说中的龟头屋，龟头屋是攒宫特有的建筑形制，“这是我们第一次真的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发现龟头屋的地面结构，以前都只在文献中知道有龟头屋。”李晖达说。
“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号陵的基址很完整，挖得也很完整，整个陵园的四至，包括里面建筑的具体方位，都很清晰。”一号陵的发掘修正了此前诸多学者的考证，如之前有学者构拟了长方形的皇陵上宫格局，事实上，根据一号陵的发掘，上宫是一个边长为57.5米左右的正方形。
尽管文献上记载这里可能是宋高宗永思陵攒宫，但李晖达不敢下定论。“如果仅根据文献轻易做出判断，有可能会完全打乱宋陵真正的布局，不利于后期工作的开展”，他选择更加谨慎地称之为“一号陵”。
一号陵的东面不远处，就是还正在发掘的二号陵。考古工地上堆满了挖出来的砖瓦，探方内裸露出来的条石方整、宽大，遗址边缘还有已经暴露出来的排水沟，整体布局和一号陵差别很大，“这应该是某座帝陵的下宫遗址。”李晖达判断。南宋帝陵遵北宋规制，每组帝陵均包含上宫、下宫两部分。其中上宫为帝陵“攒宫”的核心部分，亦即墓室石藏子所在，下宫则为日常祭祀及守陵人活动的场所，下宫位于上宫的西北方。
一号陵出土的一部分文物正在“国音承祚”的展览中展出，没有吸引眼球的金银宝器，都是些瓦当、碎瓷、石构残件，更多的是展板上密密麻麻的解说文字。“我挖了这么些年，大众心目中的那种宝贝，一件都没有挖到。”李晖达说，但他说这话时，丝毫没有带着气馁或沮丧的语气，“考古并不只是挖宝，挖到所谓的宝贝，也只是部分的出土物品而已。”
宋六陵诸攒宫的上宫位次复原示意图。平陶公路将整个山谷分为南北两个陵区，考古学家们至今还未完全廓清14座陵墓的具体格局。（郑嘉励供图/图）
保护
午休时间，太阳炙烤着裸露的考古工地，室外的考古工作暂停了。2022年夏季的江南格外炎热，考古队只能在每天凌晨五点到十点进行发掘工作。傍晚，暑气未消，李晖达带着小米，巡视了一圈工地，回到了基地。
行走在南陵区的茶园里，时不时听见地下传来的咕噜咕噜声。“这是喷灌器，给茶树灌溉用的。”李晖达说。喷灌器浅埋在地表之下，当时为了种茶和埋这些喷灌器，整个陵区的土层都被翻动过了。
在这片陵区的山谷里种茶，始于1960年代的劳改农场时期。“文革”时期茶场改名为东方红茶场，改革开放后又改名为绍兴市茶场。1993年，成立了中日合资的御茶村茶业有限公司，开始对茶园进行机械化改造。
地表之下的建筑基址大多为坚硬的石板、夯土，无疑妨碍了茶树根系的生长。要提高茶的产量，就要用机械翻耕、平整土地，增厚土层。大面积的翻犁破坏了原本残存的浅层基址。2012年那次勘探的总面积达35万平米，发现地下普遍有一层碎瓦砾层，而成片、成形的南宋地面几乎已经难以找到了。
如果说劳改农场的建设和“破四旧”只是破坏了地表遗迹，茶园的建设则破坏了相当部分的地下遗迹，“由于长年累月地整地、挖地，乃至改溪、改道，造成大批陵松的枯死，使陵园的环境风貌也有了较大改变。不仅地表建筑遗存遭到损毁，地下的石构也可能难逃厄运。”葛国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宋六陵进“国保”晚，当初划定保护范围的时候，也并不清楚14座陵墓到底在哪里，于是便根据几棵松树的位置，只划定了一片很小的保护范围，加在一起只有几千平米，和2.25平方公里（225万平米）相比，远远不能涵盖整个陵区，这为此后的保护埋下了隐患。
保护范围小，给发掘工作也带来了麻烦，2013年升“国保”，但保护范围还是延续1989年“省保”的图纸，“我们要发掘，只能严格按照红线范围来挖，出去了，就是占用茶园的地。”一开始，李晖达的发掘工作并不能放开手脚。
2018年的那次发掘，除了找到龟头屋，还揭示了一号陵的上宫垣墙、门殿、享殿、石藏子等遗迹。结合考古成果和文献，考古人员初步复原了上宫的建筑形态，“这是南宋六陵考古的突破性成果。”郑嘉励说。有了这样的成果，宋六陵的保护和规划被上升到了国家层面。2021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其中将宋六陵列入了保护、考古的国家规划中。
而对于大众来说，宋六陵考古的意义也许就是不断地求索。“北宋、南宋之间的政治文化是如何传承的，通过文献我可以讲，现在结合考古，有时候会更准确一些。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营造他们的政治符号的？他们动用了什么样的力量来把握这个政治符号，形成了什么样的一种文化向心力？帝王陵更多的是在这个层面上来体现它对于现代人的价值。”李晖达说。
2022年6月，绍兴文物部门完成了宋六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工作，“省里和市里都分别公布了，现在就等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了。”绍兴市文旅局文物处处长马峰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规划保护区内的茶厂也会在未来慢慢搬迁出去，“搬迁工程也作为宋六陵遗址公园建设的一部分。”
一号陵发掘完成之后，考古队对它进行了回填。填土之下隔了一层塑料膜，将来遗址公园的建设如果需要重新开挖，这样就会更加方便。
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新的规划最让人欣喜的变化，是新的保护范围正式公布了，“调整得非常厉害。原来几个陵的范围加在一块只是几千平方米，现在把整个山谷都圈进来了，还上延到了两边的山脊线。将来大范围发掘的时候，在用地问题上就不会再受到限制了。”李晖达说。有了施展的空间，考古队打算未来几年内找到二号陵的上宫。相比整个陵区的范围，目前的考古发掘只是一小部分，宋六陵考古才迈开了第一步，也许李晖达还要在这片山谷里再工作十年。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