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
韩小忙
西夏陵寝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地域上来讲，在我国仅属西北地区一个局部的问题。从时间上来看，在此之前，我国陵寝制度至少已有1200年的历史了(约上溯至秦代)。因此，西夏陵寝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我国也只是一个阶段的问题。然而，西夏陵寝制度却独有其特色，在我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亦应占有一席之地。本文试图将西夏陵纳入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中作一初步探讨，拟通过西夏与唐、宋、辽、金陵寝制度的比较，来揭示西夏陵的诸多特点，从而阐明西夏陵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
一、西夏陵寝制度的特点
多年来对西夏调查和发掘的资料表明，西夏有一套完整的陵寝制度，现简述如下，
1.陵区的设置。西夏陵位于贺兰山东麓，在北起泉齐沟，南至银巴路，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范围内，现存帝陵9座，陪葬墓200余座。
2.地理形胜。陵区近距山麓，地势较高，地基良好;背风向阳，年降水量少，山洪频率低;面向银川平原，视野开阔，黄河如练绕平原东南。故此地山水形胜俱佳。
3.陵园布局。按陵墓的自然分布，自南而北分四个区域。一区帝陵2座，陪葬墓34座;二区帝陵2座，陪葬墓52座;三区帝陵2座，陪葬墓100座;四区帝陵3座，陪葬墓20座。虽然长时期的破坏和浸蚀已使陵园成为废墟，但基本轮廓尚可辨认。各陵皆坐北朝南，平地起建，平面布局基木相似，面积都在100000平方米以上。南北长方形，八角形塔状陵台偏处内城西北，陵园在单体建筑上均有(从南至北)，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鱼脊状墓道封土、陵台、角台等。每座陵园虽然大体布局相似，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夏诸陵布局和规模的相近，反映了陵寝制度的规律性，陵园建筑的特异，反映了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后代对前代帝陵并不完全摹仿照搬其形式，而是稍加变动，避免了陵园整体布局的呆板。
4.陪葬制度。西夏陵区大量陪葬墓的存在，表明陪葬是西夏陵寝制度的重要内容。其特点如下;(1)等级制度。陪葬墓的规模、形制、大小等与帝陵明显无法比拟，各陪葬墓之间似乎也有明显的等级差别。(2)丛葬。陪葬墓三五成群分布的状况，表明了“父祖陪葬，子孙丛葬”的陪葬制度，大部分是一墓一葬，为数不多的丛葬墓特征为一域双(三)墓或并茔联域葬式。
5.丧葬习俗。(1)陵主排列次序。根据西夏陵“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7号陵为仁宗仁孝陵等理由，陵园自南而北发展似无异议。至于是昭穆相次，还是依地形分行排列，言者各持所据，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之。(2)墓葬形制。经发掘的6号陵及M177、M182等陪葬墓，形制大体一致，皆为带长斜坡(或阶梯状)墓道的土洞墓。帝陵为三室墓(主室与左右耳室)，墓室四壁立护墙板，陪葬墓为单室，墓壁为原生黄土，无护墙板。(3)随葬遗物。帝陵墓门处发现单身武士画像壁画;陵、墓皆有棺板朽木、人骨发现(被扰乱)，证明为土葬，随葬品大量为家畜家禽，有铜牛、石马等仿制品，更多的则是完的羊、狗、鸡等禽畜骨架。(4)碑文残块。有汉文和西夏文之别，共计发现3500余块，其中最大者有40余字，最小的仅存半字，虽破碎如此，这些原始实物，仍不失为研究西夏文化的珍品。
6.宗庙，窑址。四区东部有一处建筑群遗址，面积50000平方米。经发掘证实可能为西夏宗庙故址。在陵区东北部昊王渠两侧，发现砖瓦、石灰窑10多处，其中出土遗物与西夏陵所见相同，证明窑场当为西夏陵服务，是陵园机构之一部分。
7.起迄时间。《宋史.夏国传》载：“(继迁)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祥符五年，德明追上继迁尊号日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谥曰神武，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又载：“(天圣)九年十月，德明卒，时年五十一，追谥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由此可知，事应在西夏立国之前。西夏自公元1038年立国至公元1227年灭亡，其间共历10主，前追二代则共12主，但据史书记载，仅前9主有陵号，后3主陵号不见。最后3主是否有陵，不可得知，因为现存正好9陵(但陵主不可一一对应)。至于是未及造陵抑或被后世破坏，无真凭实据，当属推测之词。就是说西夏陵寝制度可能于西夏亡国之际终止，前后大约延续了两个世纪。
二、西夏与唐、宋陵寝制度的比较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初创于秦汉时期，唐，宋是陵寝制度的成熟发展阶段，西夏陵正是这一成熟阶段出现的产物。秦汉时期形成按照都城的规模和形制营建陵墓的制度，以达到所谓“视死如生”的目的。如秦始皇骊山陵园有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完全因袭了咸阳都城的规模形制，外城四角有警卫的角楼，陵墓封土近于方形覆斗式。如此布局为以后历代帝陵开创了先例。西汉除了改陵园平面布局为方形外，着重加强了礼仪性建筑的增设，如于陵园外设庙(用于大型祭祀活动)。东汉则更强化上陵朝拜的作用，并将许多神主实行同堂异室来供奉，不再为每个神主设庙。唐代因山为陵，并将寝一分为三，分别成为神游殿、献殿和寝宫，这样就使上陵朝祭与日常供奉起居分别开来，进一步突出了上陵朝拜祭祀的作用。北宋因袭唐代制度，只是又以方形覆斗式封土为陵。偏处西北的西夏，其先自唐末起便与中原王朝发生过多种隶属关系，元昊正是杂唐、宋礼制以成西夏立国之本的。作为一种文化要素，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自然也受到中原唐宋文化的影响。故宁夏地方志书《嘉靖宁夏新志》卷二载：“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 从西夏帝陵布局及其建筑特点上也的确反映出对唐、宋尤其是北宋陵制的继承和发展。可大致归纳出以下几点：
1.西夏与唐、宋陵园一样，皆座北朝南，即以而南为尊。面南为尊的观念，在中原文化发展吏上由来已久。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宫殿遗址，陕西歧山先周文化宗庙遗址等均正门朝南。汉、唐陵园亦座北朝南 。
2.陵园所在地理位置与陵区的没置西夏与北宋相似。宋陵位处河南巩县嵩山与洛河之间，这里山青水秀，地势雄伟，土质优良，水位较低，适合于深挖墓穴丰殓厚葬。此地山石林立，亦便于雕凿石像 。虽然宋陵对地形的利用一反历代帝陵之常规，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势南高北低，置陵台于最低处，但是，所要取的气势和风水却一样获得了，只是形式不同罢了。西夏陵背靠贺兰山，地势高亢，面向银川平原，视野开阔，黄河绕其东南，正合乎时人所谓“后有走马岗，前有饮马塘”的“上吉之地” 。另外，陵园地基良好，墓室可挖得很深，贺兰山绵延数百里，石碑、石像用料亦方使。从宋代开始将历代皇帝都埋葬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共墓地，分别建置陵园。西夏陵区的存在，无疑受到北宋的影响，只是规模远较宋小，但却相对集中。
3.平面布局上，北宋帝陡以中轴线左右对称，陵园由阙台、乳台、神墙、神门、陵台、角阙、献殿、下宫、佛寺等部分组成。西夏陵园除陵台、献殿偏西而外，其余建筑基本上左右对称。
4.埋葬习俗上，西夏亦深受北宋影响。〔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八，“〔宋〕景德元年春正月，保吉(注：继迁)卒.一“年四十一……秋七月葬保吉于贺兰山，在出西南麓。宝元中，元昊称帝，号为裕陵。”吴氏之言如有所本，说明建国前党项政权已依照宋“七月之期”埋葬先祖了。据史书记载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人自古就有焚尸火葬的习俗 。由于党项族的内迁，长期与汉族交往，不断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在葬俗上也开始实行土葬，到西夏建国后至少土葬与火葬并行国中，如已发掘的陵和陪葬墓皆为土葬。
5.陪葬制度，始于汉代，《汉旧仪》中曾规定以营陵余地赐亲属功臣。唐加以继承和发展 ，宋沿袭，西夏亦鉴之。
虽然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反映了唐、宋陵寝制度对西夏的影响，但是，如果将西夏与唐、宋陵园作详细比较，会发现西夏陵有许多创新和独到之处，表现在：
1.平面布局上，北宋8陵以同一制度建造，布局一致，显得单调，有些僵化。西夏9陵的外观形式和单体建筑则富于变化，反映了西夏民族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气质，同时也使得每个陵园各有特色 。
2.西夏陵园的碑亭建筑为店、宋陵园所没有。唐、宋陵园的石碑位于南神门前，碑立于平地，无建筑围护。西夏陵园中皆有两到三个碑亭，位于双阙之后，月城之前，位置显著。这一方面弥补了将石像生缩放于月城内，陵园前部气势减弱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碑亭作为给帝王歌功颂德的意义和作用。
3.石像生的排列置放不同。西夏陵园一改中原帝陵从阙台至神门间漫长的御道两侧布列石像生群的作法，增筑了月城，将石像生分段排置月城之内。这样就大大缩短了陵园前后的距离，使整个陵园的平面布局显得比唐、宋陵园更为紧凑，更加严谨。虽然西夏国都兴庆府今已无迹可寻，但根据古代作陵园若都邑这一思路，我们似乎能从西夏陵园内城、月城和外城这种布局的紧凑、简洁、明了等特点中看到兴庆府昔日的影子。
4.墓道封土隆起。中原墓葬的墓道虽然也长宽深邃，但皆隐而不现，墓道所在如同周围平地，而且一般墓道正对墓室。西夏诸陵之上皆起封土，形似鱼脊，且呈东南——西北走向，前端狭小后端高大。为何如此，其因不详。
5.西夏塔式陵台与北宋方形覆斗式陵台明显不同。宋陵台为夯土实心的方形覆斗式，台在内城中心，墓室之上。西夏陵台则是夯土实心砖木混合结构的密檐实心塔状，它不在内城中心而偏处西北隅 ，且陵台不在墓室之上，而位居其后约10米处 。陵台建成独特的塔形，这与西夏本民族旧俗及其笃信佛教关系密切，可能也有借鉴中原帝陵陵台形制的因素 。无论是唐以山为陵也好，宋用方形覆斗式封土、西夏以塔为陵台也好，它们的共同目的使是代表皇权的至高无上。
6.西夏陵园四域的角台建筑为唐、宋陵园所没有。角台是规定每座陵园兆域的界标，以角台为连线的兆域似乎亦可算作西夏陵园中的第三重或第四重城廓。
7.西夏陵园中宗教祭祀性建筑除各陵建有献殿之外，四区东部另有一处宗庙建筑群，似无下宫、佛寺、陵邑等设施和机构，与唐、宋陵园不同。自东汉宗庙于陵寝制度中失去作用以后，历代多不在陵旁立庙，只建筑上、下宫等建筑，陵邑也多设置 。西夏在保留和扩大献殿建筑的同时，不在诸陵建下宫，亦不在陵区设置佛寺、陵邑等，仅于陵区立庙，并将诸陵之庙合为一处。究其原因，应与国都兴庆府有直接关系。西夏陵近距国都，京畿周围多佛寺、行，如承天寺、戒坛院、高台寺以及贺兰山一带的五台山寺、木栅行宫、卫国殿等，再加上西夏陵，它们构成了一个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人文环境圈，遥相呼应，因而陵区相应减少一部分机构或没施对上陵朝拜的礼仪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
8.西夏陵园中有大量特殊的建筑材料——琉璃构件和瓷制品，唐、宋帝王陵园则少见。西夏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和《杂字》等都将琉璃制品列入宝物条中，可见其在当时之珍贵了 。
9.西夏陵墓石刻，无论是题材或雕刻手法，还是造型和艺术风格，都体现出丰富的内涵，既有唐墓石刻的沉厚和力度，又有宋陵造像的细膩和严谨，同时也不乏民族习俗的流露。题材多样化，如有石望柱、石像生、碑刻、人像石座、石马、莲花柱础等。雕刻手法多样，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石望柱为三面减地浮雕，两条蟠龙在云海中翻腾戏珠，形象生动逼真多文臣石像脸颊丰满，八字胡须，粗眉大眼，嘴似欲动，面部和善，白石马通体圆雕，垂头弯颈跪卧于地，体态雄健，人像石座上雕刻出曲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形体粗犷，全身裸露，两乳下垂，双臂粗壮，面部体现出因用力负重而极力支撑的表情，力度极强。力士手腕、足胫处皆饰圆环，体现出特殊的民族习俗。其实陵墓石刻同样具有纪念碑的性质，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的 。
10.埋葬习俗上，西夏虽然深受唐宋影响，但同时也保留着浓郁的民族特色，(1)西夏狭小而简陋的土洞墓与中原传统的砖室墓迥然有别，显然另有渊源 。(2)西夏陵墓中随葬品反映了与中原不同的社会习俗。随葬完整的羊、狗以及铜牛、石马等大量家畜家禽的骨架或仿制品，反映了党项族原来以畜牧为主的社会经济背景。
三、西夏与辽、金陵寝制反的比较
唐末藩镇割据，北方诸民族纷纷崛起，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加速了封建化过程，并借助本身的军事优势，在各地形成独立三国。辽(公元916—1125年)、夏(公元1038—1227年)、金(公元1115—1234年)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民族政权。地域上的毗邻，军事上的冲突，文化上的渗透，使得各民族与汉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各自又互相影响，同时又有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等特定因素，因此，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陵寝制度上明显地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受中原唐宋汉文化的熏陶;二是保留着鲜明的民族固有传统习俗。
目前，有关辽、金陵园材料较少，仅就所知，将之与西夏陵对比，其间异同大致如下：
1.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较多的继承了北宋制度，塔式陵台最为独特多辽则以山为陵，直接效法唐制 ，房山金陵受辽的影响较大。
2.西夏陵作土洞墓室，周围立护墙板，墓室面积和空间均较小。另外，西夏还盛行火葬习俗 。辽陵地宫为砖筑，空间较大，结构复杂，类似唐墓形制，四季山水壁画的内容独特。且辽盛行石棺葬 。
3.西夏陵石碑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立碑较多，以亭护之;辽陵前立有龟驮契丹文碑 ，且于墓室发现契丹小字哀册 ，金陵仅发现一通汉文碑额 。
4.夏、辽、金陵皆保留有较多的遗存，西夏陵建筑遗迹保存最好，以质地优良、釉色光亮的琉璃或瓷质建筑构件独具风格，如琉璃鸱吻、兽头饰等脊饰和白瓷板瓦、黑瓷槽心瓦。金陵破坏尤甚，发现的大量汉白玉建筑构件最具特色，如汉白玉栏板、行龙、虎兽、浮雕线刻人物以及各种纹饰等 。
5.西夏陵近距国都，可能未没陵邑多辽诸陵均置奉陵邑和守陵户，如怀陵的怀州、庆陵的庆州等 。
西夏陵与辽、金陵制的明显不同，不仅仅是民族习俗上的差别，更主要的是因为，辽直接继承唐陵制度的结果 ，而金陵又深受辽的影响。
通过将西夏与唐、宋、辽、金陵寝制度相比较，表明了西夏陵特点显著，西夏在对唐、宋陵寝制度继承的基础上多所发挥，与辽、金陵园相比各有所长。“高山仰至，景行仰至”一切先进的事物都易为各民族喜好而摹仿和学习。当然，西夏党项人并未对唐宋制度和汉文化照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拿来，并对之重新改造，然后为本民族所利用。因此，便出现了保留有党项民族固有传统习俗，且有明显佛教特点，又深受中原唐宋陵寝制度影响的西夏陵园，使之在我国古代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独有特色。而且，西夏陵现存遗迹之丰，保存状况之好，居同时代同类遗存之首。因此，我们认为西夏陵在中国古代寝陵制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书阙有间，西夏历史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困难，西夏陵这座文物宝库的存在无疑对西夏历史研究的深入意义更为重大。
〔作者单位宁夏考古研究〕
注释：
此为1990年调查所得最新数据。参见子牛、韩子：《对银川西夏陵进行调查测绘》，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汪一鸣、许成，《论西夏京畿的皇家陵园》，《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详见许成、韩小忙《宁夏四十年考古发现与研究》第35—4页有关西夏陵部分，宁夏人民出版杜，1989年。
〔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第179页，卷二·三十四.陵墓：“李王基。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二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7号陵曾发现西夏文篆书碑额，原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寿陵志文”，征之文献，恰为仁宗仁孝之陵号，参阅注译。文中“寿陵志文”之“文”字，似译“铭”字更为恰当。甘肃武威有“重修护国寺感通搭碑铭”夏汉对译例，即为一证。
牛达生，《西夏陵园》，《考古文物》1982年第6期。
吴峰云：《西夏陵园建筑的特点》，载《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年。
宁夏博馆馆：《西夏8号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现编号为6号，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区108号墓发掘简服》，《文物》1978年第8期，现编号为M182;宁夏博物馆：《西夏区101号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现编号力M177。
宁夏博物馆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上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
宁夏文物考古穆究所：《西夏区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宁夏博物馆，《银川缸甓井西夏窑址》，《文物》1978年第8期。
《宋史·夏国传》所载陵号有继迁裕陵、德明嘉陵、元昊泰陵、谅祚安、秉常献陵、乾顺显陵、仁孝寿陵、纯祐庄陵、安全康陵。
参阅注、，牛文认为后三主可能未及造陵，吴文认为不一定后三主未及造陵，可能中间有破坏。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杨宽：《中国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第4—6章，上籍出版社，1985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载，元昊“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目车服，传中国法令”。〔元〕脱脱《宋史·夏国传》亦载：“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25页、第182页，文物出社，1979年。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11期。下引宋陵资料均见此文。
〔宋〕王洙等，《地理新书》卷二凶吉条，转引自宿白《白沙宋墓》注，文物出版社，1957年。
《旧唐书·党项羌传》载，党项羌人“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引自韩荫晟编《党项专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见《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志清撰文认为，西夏陵台偏处内城西北，是受党项原始宗教思想支配所致，详见《西夏墓封土形制、施色及置位探讨》，《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西夏陵台具有佛教意义墓葬封土作用的双重性，为解释墓不在陵台之下提供了论据。既然佛塔是圣佛埋骨藏灰之所，肉体凡胎的人是不能也不敢埋于其中的。西夏陵台既想有佛教建筑的特点，以表示对佛的敬仰，但又不能埋于塔下而侵犯圣主，因此，便作了两全齐美的处理，即把先皇尸体葬于佛的旁边(有塔即有佛在)。因为陪葬墓冢不覆砖瓦，不具塔状，仅起坟丘标志作用，也就没有必要象帝陵那样因佛而退避三舍了。
有人说，西夏陵台不在墓室之上不起封土作用，我认为非也。所谓墓冢、封土，无非是起到墓葬标志的作用，而并不是非得在室之上才能起到这个作用。难道西夏陵台不在墓室之上，我们就不认为这里埋有皇帝吗?
韩小忙《西夏陵台建筑形制探讨》，《宁夏学刊》1991年第1期。
冻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18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韩小忙《西夏墓石刻》，《宁夏日报》1990年2月24日。
韩小忙《略论宁夏境内发现的土洞墓》(待刊稿)
辽代10座帝陵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西约30公里的山谷中。辽陵皆以山为陵。以圣宗永庆陵为例，山口作陵门，入陵门为参道，山陵前有献殿。墓室砖筑，有前、中、后，前中两室的仿木建筑部分和室顶绘彩画，中室四壁绘春夏秋冬四幅山水图。参见以下有关辽陵各注。
宁笃学、钟长发：《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许成，《银川市新市区西夏墓》，载《考古学年鉴·1985年》，文物出版社。以上两地均发现西夏火葬墓。
徐苹芳，《辽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笫27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林黎明、孙忠家：《中国历代陵寢纪略》第10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李逸友，《辽庆陵》，《中国大百科金书·考古学卷》第2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北京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69—17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碑额，“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金位于北京大房山，沿山埋葬着金代17位帝王，方圆约60平方公里。明代金陵连遭兵燹，清代虽经修缮，已非原貌，民国军阀混战，兵匪又多次盗掘，致使金陵再度成为废墟。上述所引资料，来源于80年代北京文物考古部门对金陵进行的初步调查。
过去就现存西夏陵台及西夏佛塔，多有言受辽影响云云，近几年的考古学证据(如宁夏宏佛塔，康济寺塔的清理，见《文物》1991、1992年第8期上二塔清理简报)，基本上否定了这一观点。今从辽直接承唐制，而夏多鉴宋制这一历史现象上再次证实之，辽有唐之遗风，并不代表夏承宋制就必晚于辽。
本文出自：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5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