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
圆明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始建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一百五十余景，有“万园之园”之称。在清室150余年的创建和经营下，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被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称誉为“理想与艺术的典范”。
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当时乾隆看到西方的喷泉后，感觉十分神奇，于是就想让西方的传教士结合中国的特色打造一批中国的喷泉，称之为大水法，于是命令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制作。郎世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设计了十二生肖的样式，并推荐法国耶稣会神父蒋友仁监督修建，再由清朝宫廷匠师制作。
十二生肖是立在海晏堂前的扇形水池喷水台南北两岸12石台上。南岸分别为子鼠、寅虎、辰龙、午马、申猴、戌狗;北岸则分别为丑牛、卯兔、巳蛇、未羊、酉鸡、亥猪。这些肖像皆兽首人身，头部为铜质，身躯为石质，中空连接喷水管，每隔一个时辰(两小时)，代表该时辰的生肖像，便从口中喷水，起到了报时的作用;正午时分，十二生肖像口中同时涌射喷泉，蔚为奇观。
圆明园兽首铜像为什么如此珍贵? 因为乾隆盛世，清王朝国力强盛，工艺水平处在巅峰。
一是它所用的铜是专门为宫廷所炼制的合金铜，内含诸多贵重金属，与北京故宫、颐和园陈列的铜鹤等所用铜相同，颜色深沉，内蕴精光，历经风雨而不锈蚀，堪称一绝。
二是是由专门为皇帝服务的宫廷造办处工匠们精心制作的，铸工精整，表面还以精细的錾工刻划，动物绒毛等细微之处皆一凿一凿锻打而成，清晰逼真，鼻、眼、耳等重点部位及鼻上和颈部皱褶皆表现十分细腻，不见一丝马虎，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铜像融合了西方造型艺术的特点。
截至2019年11月，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鼠首、兔首、马首在内的七尊圆明园流失的兽首铜像通过不同的方式回归祖国。其中，猪首铜像和马首铜像由何鸿燊先生分别于2003年和2019年出资购买后送归国家。2013年4月26日，法国皮诺家族在北京宣布向中国无偿捐赠鼠首和兔首。2019年11月13日，何鸿燊将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回归圆明园永久收藏。又据传龙首在中国台湾。其余四尊即蛇首、鸡首、狗首、羊首则下落不明。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十二尊已回七尊，其余五尊兽首未来势必终会回归祖国，实现十二生肖兽首的再聚首。
2、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是东晋顾恺之创作的绢本绘画作品，原作已失，现存的唐代摹本至今流失海外。唐代摹本于1900年被英军士兵盗往英国，原有12段，现存仅剩9段，为绢本设色，现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为镇馆之宝。我国故宫博物院里还保存着一份宋人摹本，虽然水平稍逊，但内容上多出了樊姬、卫女两段，仍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女史箴》是西晋张华写的一篇讽谏贾后的辞赋。贾后名南风，是为司马氏建立晋朝立过大功的贾充的女儿。她在晋惠帝司马衷做太子时，就被册封为太子妃。贾后性情妒忌，凶狠贪暴。司马衷称帝后将其封为皇后，其独揽大权的野心就更暴露无遗。为了夺政擅权，她挟惠帝下诏，杀死当时辅政的外戚杨俊及其党羽达数千人之多，以扫除专权的障碍，然后独揽大权长达八九年之久。
张华是西晋大臣，文学家。因博学能文，辞藻华丽，被当时人所称颂。贾后器重张华的才学，委以重任并对他特别敬重。当时张华看到贾后擅权的情况，预料前途不妙，便以当时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礼法和宣扬妇女所谓的德行为内容，撰写了《女史箴》，用来讽谏贾后，并劝说殡妃们要修德养性，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
全文长340字，当时认为是”苦口陈篇，庄言警世”的名作。顾恺之就以这篇名作来做他插图性的话题。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今人多认为是依据张华的《女史箴》创作的。《女史箴图》是集教化与审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并预示着中国绘画由重教化到重审美的转型，由此而言，《女史箴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女史箴图》在结构与空间处理上，都非常成熟。
3、《列帝图》
流失海外的文物盘点之一。《历代帝王图》又名《列帝图》或《十三帝图》，现存的后人摹本收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它有别于魏晋时“秀骨清像”的类型化表现，而使人物肖像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作为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作品，它把帝王的气势和内心世界体现无疑，画家的色彩审美水平完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最高水平，在古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画面从右至左画有十三位帝王形象:前汉昭帝、汉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陈宣帝陈顼、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各帝王图前均楷书榜题文字，且均有随侍，人数不等，形成全画卷相对独立的十三组人物，共计四十六人。
博物馆学家杨仁恺曾经评价：”阎立本的传世作品有好几件，真正说得上接近阎氏之作的，当属《历代帝王像》图卷。””《历代帝王像》图卷确是传世初唐时代的赫赫名迹，与敦煌唐代壁画人物比较，气息相通，时代风格极为明显，为传世卷轴画稀有之品。”
此图作为中国肖像画的经典作品，把帝王的气势和内心世界体现无疑，画家的色彩审美水平完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艺术成就代表了初唐人物画的最高水平，在古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此图卷有别于魏晋时”秀骨清像”的类型化表现，而使人物肖像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4、唐昭陵六骏石刻
“六骏”，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所乘过的六匹骏马。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嵕山的绝峰上。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得的文物宝库。昭陵同时也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墓旁祭殿两侧有廊庑，”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
唐昭陵六骏石刻是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立于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一作特勤骠)””青骓””飒露紫”。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刻在1914年时被盗，辗转于文物商之手，最后流失海外，后入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昭陵六骏石刻是为纪念六匹随唐太宗征战疆场的战马而刻制的。传为当时工艺家阎立德、画家阎立本所作。唐昭陵六骏石刻采用高浮雕手法，六骏每件宽约204厘米，高约172厘米，厚约40厘米，均为青石质地。每屏上方一角原刻有有欧阳询书丹的唐太宗亲题赞语，现已风化不存。
唐昭陵六骏石刻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该雕刻线条流畅，刀法圆润，刻工精细，栩栩如生，是驰名中外的石雕艺术珍品。 2013年8月19日，唐昭陵六骏石刻中的”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四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
李世民组织创作浮雕”昭陵六骏”，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纪念战马，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家畜。由于它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以马为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出现，并逐渐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时代精神气质的反映。
“昭陵六骏”是一组集历史、考古、艺术视赏、社会价值于一身的文物精品，是中国封建社会综合国力最强盛时期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充满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物质载体。唐以后，”六骏”美术广泛流行，原因则在于”昭陵六骏”高超的艺术性以及后人对盛唐雄风的仰望。唐代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时期，受到后人的推崇。
5、丧乱帖
《丧乱帖》是书法家王羲之的行草书书法作品，收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丧乱帖》流落日本一千多年，一直藏于深宫之内。直到2006年，才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日书法珍品展”展览中展出。这是《丧乱帖》时隔1300年后首次回到祖国。《丧乱帖》摆脱了隶书和章草的残余，成为十分纯粹的行草体。它的珍贵之处在于其书法由行入草的完整表现过程。《丧乱帖》上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中国唐德宗时期(公元782年唐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时期(公元805年永贞元年)，由此可以断定是从唐代传入日本的。
《丧乱帖》早年流入日本，与当时日本国派出”遣唐使”的历史事件相关。”遣唐使”之史实盛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止于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其间派遣大使、副大使、执节使、判官以及画师、医师、僧人、留学生等各类有身份有技能者，总计二十批五千余人，往来长达二百六十多年。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唐代僧人鉴真(公元688-763)应邀东渡时。
《丧乱帖》是王羲之为表示自己的无奈和悲愤之情所作。《丧乱帖》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丧乱帖》8行62字，与《二谢帖》和《得示帖》连成一纸。
6、曜变天目茶碗
曜变天目茶碗是海外流失的国宝文物，为宋代黑釉的建盏，是宋人斗茶用的。南宋文人当时的闲情雅趣中有一样活动就是斗茶。比如当年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夫婿赵明诚就非常喜欢闲来无事时猜猜谜，斗斗茶。《曜变天目茶碗》乃南宋的传世孤品，后流失到了日本，收藏在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中。此碗因自然窑变而产生纹样，其耀斑在黑暗中会闪出光芒，颜色变幻，高深莫测。日本人形容这个碗，都是用”碗中宇宙”这种词，说里面仿佛是深夜海边看到的星空，高深莫测。
曜变天目茶碗的烧制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会散发迷人的七彩光晕。当初，烧瓷高手们为了使原本略显沉闷单调的黑瓷也能具有丰富华丽的纹饰，就研发了”曜变”技术。
所谓”曜变”是指烧制成功的黑瓷器物能在光照之下，于器表薄膜上焕发出黄、蓝、绿、紫等色彩融揉起的彩光。但要使得成品瓷器的表面上出现宛若天际彩虹一般的缤纷效果，必须在烧制过程中使其形成一种非常薄的铁结晶膜。可惜南宋灭亡后，这种制瓷工艺就失传了。因此，后人一直觉得曜变天目茶碗的制作是一个历史工艺之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确在800多年前就已烧出了十分精妙的陶瓷器物。
曜变天目瓷的烧制方法之所以没能流传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曜变天目茶碗的外观华丽异常，不符合南宋时人们崇尚素洁、清雅、淡然的审美习惯。再加上曜变瓷的工艺难度极高，烧制的数量本来就少，后来又渐渐不再烧制，存世量少之又少。后人有些制瓷专家期能恢复前辈的这种烧制工艺，但其水平与南宋时期相差甚远。
7、帝后礼佛图
《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帝后礼佛图》原刻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内，是中国石窟中唯一等身高的帝后礼佛图浮雕，也是北魏石刻中等级和艺术水平最高的浮雕作品，于上世纪30年代流失海外。
《帝后礼佛图》由《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两幅浮雕组成，其中《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藏于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文昭皇后礼佛图》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帝后礼佛图》是我国雕塑史上的珍品，可惜在三十年代被美国人普爱伦勾结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奸商岳彬盗凿而去。从原壁被凿的痕迹和残存的浮雕斑痕，以及后来在奸商家中查出的几箱浮雕碎块来看，恐怕原作已被凿毁，现藏于美国的只是复制品。这无疑是人类艺术史上的一大悲剧。龙门石窟在宾阳洞中被挖去的两组礼佛图，是整个雕像群的中心和最精彩的部分。这件作品同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所以，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帝后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8、五色鹦鹉图
《宋赵佶五色鹦鹉图》是宋代赵佶创作的一幅中国画。因有徽宗赵佶的亲笔题词，历来系于徽宗名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实出当时画院职业画家之手，体现了徽宗时画院花鸟画创作的水平。画幅的右侧有赵佶瘦金书诗序并诗，其形式与《祥龙石图》相近似，有的学者进而推测此作当为《宣和睿览册》中之一种。赵佶这幅《五色鹦鹉图》在宋徽宗的作品中是数一数二的代表作。
《五色鹦鹉图》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赵佶十分痴迷艺术，并把自己的爱好推广，造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使北宋文化在宋徽宗时期创造了一段辉煌，尤其是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古代花鸟画历史的顶峰，并开创了花鸟画创作的新时代，对后世的花鸟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色鹦鹉图》就是一幅典型的花鸟画。
9、双羊尊
双阳尊是一件失传的国宝级文物，它来自中国商周时期，收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这件双羊尊造型独特，由两只背部相连的小羊组成，两只羊各探向一方，方向截然相反却又无法分离。两只羊共用四只脚，展现出写实又浪漫的艺术风格。凡是来大英博物馆参观的世界各地游客，都会情不自禁地在双羊尊前驻足，双阳尊拥有青铜器的庄严与厚重，但又展现着动物的亲和与活力。
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这件中国文物–商朝青铜双羊尊，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代表作品。这件仪式用的青铜容酒器，或铸造于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1050年（商朝晚期）中国长江流域的湖南省，它展现出写实又浪漫的艺术风格。
中国青铜器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而商朝晚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器物最为精美。值得一提的是，青铜礼器（包括酒器）曾经是王权、名位以及国威的标志和象征。另外双羊尊属于中国南方的青铜器风格，有别于当时朝代中心（中国北方）的制作传统。
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河南省安阳。当时中国南部借鉴了北部的青铜铸件技术和酒器制作方法，但又鉴于南部的装饰形态和风格与北部迥然不同，因而双羊尊成为了当地品味和选择的典型范例。
10、虎食人卣
《虎食人卣》遗失的国宝。《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是商代的盛酒器，共有两件，相传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后来都流落国外，一件收藏在法国，另一件收藏在日本。其中以日本泉屋博物馆所藏较为著名。日本学者将其定名为“乳虎卣”。“卣”作为中国古代的礼器，它是贵族阶层的标志，商代以虎作为该器物的表面纹饰，是试图显示贵族权势的威严。
中国学者将其称作为”虎食人卣”，而日本学者则将其定名为”乳虎卣”，定名的区别主要是因为中日学者对该器物表现的思想内容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中国学者认为人与虎不是共存的，只是其反应的社会意义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虎是东夷某方氏族的图腾，虎食人则表示把俘虏献给图腾神。持这种图腾说的认为，虎食人表示以虎神为图腾的人，受到虎神的保护。还有一种说法，这是虎神食恶鬼，意在驱邪求吉。而日本学者观点则认为”人与虎的关系和谐”，且表现出天人合一及人物共处的意识。
11、潇湘卧游图
《潇湘卧游图》是南宋时期李姓画家为隐居禅僧云谷圆照而作的纸本墨笔山水画，属于国宝级别的文物，现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潇湘卧游图》该画中主要描绘了当时的潇湘奇景。作者以轻灵、淡雅的水墨风格在纸上作画，使用了将画面大片留白的画法。
《潇湘卧游图》存于日本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作者并非有名的画家，实际身份背景也不明确，但它为十二世纪末，从北宋迈入南宋，富有融合与转型意义的“潇湘”主题山水画代表作品之一，仍受美术史学者的重视。
潇湘是一个合称，具体指发源于中国湖南宁乡的潇水和发自广西兴安的湘水(或湘江)经衡阳、湘潭等地汇入洞庭湖流域，这里烟雨蒙蒙，景色轻灵别致，不异于人间仙境。
曾经拥有过《潇湘卧游图》者，为晚明的收藏家顾从义(1523-1588)。董其昌(1555-1636)在《潇湘卧游图》上的题跋指出，《潇湘卧游图》为北宋文人画家李公麟所绘，和李公麟的”蜀江图”、”九歌图卷”，以及顾恺之(约345-406)的”女史箴言”本来并称为顾从义家的四大名卷。
《潇湘卧游图》经陈所蕴、吴廷、清代高士奇而入乾隆之手。满清覆亡之前，《潇湘卧游图》流入日本，成为菊池惺堂(1868-1935)府中之宝。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东京大地震，菊池惺堂于火中抢救出《潇湘卧游图》，于是画卷上留有一点火痕。此画卷入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具体经过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12、青铜鎏金佛塔
中国遗失的国宝。《青铜鎏金佛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陈设，与故宫现存佛塔基本相似，真品收藏于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铜鎏金佛塔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这是为数不多的后世保存下来的鎏金器物，显得弥足珍贵。
《青铜鎏金佛塔》高约 2 米，与故宫内现存的佛塔基本相似。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这在乾隆年间各种佛塔中都是少见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座金塔顶部为日、月、伞和三宝，代表佛教中最理想的天界，日、月镶嵌巨大的绿宝石。中间的半圆体有一佛龛，佛龛中为释迦牟尼像，形态自然、铸造艺术精湛。下部四方体有雄狮托起整个塔体造型。这是藏传佛教佛塔的典型样式。
13、辽代·彩绘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
中国失传的国宝级文物《彩绘木雕水月观音菩萨像》源于中国辽代时期，是海外流失文物中极著名的一座佛像，现由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收藏。此像曾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前主管称赞为“是现存的中国最壮观的雕像，是中国之外最好的雕像”，是“宗教和美学的胜利”，同时媒体亦称赞：“三十件在美国公共机构中最好的作品之一”。
辽代观音雕像头戴宝冠，双目轻阖垂视，慈悲中更透清俊秀逸。姿态为典雅智慧之女性，手姿尤为优美，但上身保持若干男性特征。最值得注意的是面部的轮廓，具有希腊雕塑式符合”黄金分割”定理的风格。
水月观音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而产生。通常是坐在岩石或莲花座上，以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臂放在右膝上姿势观看水中之月，以譬喻佛法色空的义理。
14、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日本自隋唐以来，一直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圣武天皇即位后，虚心学习大唐的文化。圣武天皇喜欢收藏艺术品，其的藏品“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被视为日本皇家收藏中的最珍贵宝物。琵琶一般都是四弦，而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传世唯一一个五弦的琵琶。世界上现存的能表现大唐盛世繁华的文物，最典型的或是这件中国遗失的国宝《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在敦煌壁画上经常可以看到飞天弹奏此种乐器。在这一件存世的五弦琵琶上，唐代的螺钿镶嵌技巧在此琵琶上发挥到了极致，表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这件乐器是日本圣武天皇的收藏，他死后，将生前用过的宝物进献给了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一千多年无人惊扰，仓库里面留下了不知道多少奇珍异宝，光是极品乐器就有四五件之多，而这件是其中的第一名品。
15、汉倭奴国王金印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这枚金印后来不知所踪，直到1784年才在日本福冈发现。值得一提的是，金印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清晰地说明了倭国是汉朝的附属，是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的文物。金印流入日本的时间在中国东汉时期，现收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天明四年 ( 1784 ) 又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宝贵还在于其历史价值。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是个”火”字。一般所见”汉”字右半部是连写的。查阅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但日本几家博物馆收藏的铜印中有这个字。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