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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天地有正气 穷时节乃现
南宋的最后一位忠臣
之四
· 刘汉俊
一个武功高强的草原帝国，要对一个抑武扬文两三百年的华夏王朝动武了。但是，这样一支驰骋欧亚大陆，令王公们闻风丧胆的蒙古大军，攻打以抑武扬文为国策的南宋王朝，应该是不太费劲的事，但仍然苦战了46年，比蒙灭金23年，整整多了一倍时长。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元朝统治者对灭宋之举是非常谨慎、精心、缜密，下了大力气、真功夫的。战略布局如此之大、攻防战线如此之长，说明元朝对宋朝的颠覆，从设计上来说是全面的、根本的、彻底的；二是大宋将亡，但雄风仍在，精神韧性超强，南宋官民风骨甚健。用金人、蒙古人说过的同一句话形容，那就是“大宋有人”“中国有人”。
是的，文天祥就是一位这样风骨凛然的人。
参加完全国殿试、策论雄文引起关注不久，文天祥的父亲文仪病逝，他不得不在家守制三年。公元1258年，忽必烈统率的蒙古中路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势如捣卵，所向披靡，南宋军事重镇鄂州被围困，与之互为犄角的襄阳危在旦夕。
长江鄂州—襄阳防线地处中原腹地、长江中游，西连川陕、东望吴越，既扼守南北，又贯通东西，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20多年前金人与伪齐从这里攻入，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大宋王朝大片江山失守，幸有岳飞奉命率三万军从长江中下游的九江赶到，“以步制骑，以骑制步”，大破金齐联军十万之众，守住要塞，收复失地，但南宋朝廷下令岳飞班师回营，结果导致收地复失。鄂州—襄阳防线是北宋、南宋的旧伤口，是大宋王朝的命门。
宋金战争如此，宋蒙战争仍然如此。一旦这个通向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关隘被蒙古铁骑踏破，长江防区就会失守，江南重镇建康、南宋首府临安便面临灭顶之灾。这一次，忽必烈从西域引进的“回回炮”惊天动地，惊呆了襄阳城，蒙古战刀乘机从这里挑开了一个豁口，横扫长江，干了金人想干但没干成的事。
千里长江一根线，南宋头上一盆水。中游失守，江南危急，消息传到朝廷，临安城一片混乱、焦虑和恐慌。宋理宗的贴身内侍，惯于阿谀逢迎的董宋臣趁机主张迁都到明州（今宁波）。130年前宋高宗在金兀术的穷追猛打下，也曾从明州逃往海上躲避。面对董宋臣等人避战求和、贪生怕死的行径和逃跑路线，一些忠义之士提出反对意见，其中就有文天祥。
守制结束后的公元1259年，文天祥上任宁海军节度判官一职。有感于维艰时局，文天祥撰写万言书《己未上皇帝书》呈递朝廷。文天祥在万言书中说，“方今国势危疑，人心杌陧。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深刻陈明不能迁都的原因，认为“六师一动，变生无方”；如果放弃临安城，百姓将惨遭杀戮，“京师为血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皇皇万言书，耿耿赤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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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纵论南宋王朝面临的战争形势，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畅言道“且夫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指出凭借山川江湖之险势，蒙古骑兵并不占优势，大宋军中还有一些猛将，并不都是羸弱之士，只要激励起他们的斗志，同仇敌忾，消灭侵略者是在旦夕之间的事。分析在理，信心十足，其辞慷慨激昂，其心拳拳切切。
万言书还历数董宋臣的罪行，痛斥“小人误国”，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
文天祥提出积极抗敌的四点建议，一是“简文法以立事”，即建立“战时体制”，成立战时办公室，急事急办，皇帝直接召集军政大臣商议大事，垂直化领导，扁平化管理，减少朝廷内的繁文缛节；二是“仿方镇以建守”，即一改宋朝建制以来为防范藩镇割据之隐患，削弱地方诸侯兵权、事权、财权的做法，下放行政权力，增强地方用兵能力；三是“就团结以抽兵”，即取兵于民，大规模抽集兵力，按二十户抽一兵计算，一个州二十万户就能抽集一万兵力，东南地区可聚合十万兵力，对他们“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南宋朝廷就将拥有精兵十万；四是“破资格以用人”，不拘一格选人用人，反对“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破格选用一批“豪武特达”者，为国家之急用。这一条条真心灼言，是应时之议、权宜之计，也是国家危难之际的有效举措。
文天祥认为，大宋王朝虽然吸取了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但是国家武力渐弱、在蒙古大军面前不堪一击，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他建议将天下划分为四镇，设置都督为军事统帅，调整全国范围内的军政机构，使各路势力范围扩大、权力加重，便于调动军事力量，形成抵抗元军的全局之势、举国之力。这些建议不失为立国之本、治国之要，救国之计、强国之策，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晚宋，为时已晚。
捧读文天祥的万言书，条条合理但不合宜，句句中肯却不中听，它触碰到了大宋王朝几百年来深层次的、敏感的、核心的问题，触碰到了大宋的立朝之策、建国之基，涉及的本质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社会革命。历代皇帝没有这个勇气，现任皇帝更没有这个胆量，尤其在大敌当前、内忧外患交织的节骨眼上，更没有人敢临阵图变、临危谋强，苟且是苟且者的秘诀，偷安有偷安者的妙招。没有强大的政治气魄和强壮的军事体格，武功弛废，将不如相，是贯穿宋朝300多年历史的先天体质，想在武林高手挑战面前一夜之间变得武艺高强起来，似乎也不现实。
要揭开这个疮疤，一定会触动朝廷的神经。面对行将就木的无感僵尸，千言万语都是白搭。
宋朝皇帝既没有迁都，也没有纳谏。文天祥非常失望，自请免职回乡。朝廷没有理睬，反而将他升为刑部侍郎，而同时将董宋臣升为都知，性情耿直的文天祥不愿妥协，再次上书弹劾，朝廷未予回复。
忠言良策何可期，泥牛入海无消息。
理想，总是这么尴尬。现实，总是这么骨感。
自感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文天祥便求教于有知遇之恩的忘年之交、曾任宋理宗右丞相兼枢密使的吴潜，向他发泄郁闷、袒露心迹，但此刻这位曾被宋宁宗、宋理宗“两朝倚重”的昔日状元、元老，与一批主战派人士一同遭到警告、冷落和猜疑。文天祥感受到朝廷的妥协和畏战，后脊发凉，但良心仍热，忠心如炽。
公元1263年，文天祥被任命为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州，这里刚刚经历蒙古大军的浩劫，“瑞之文物，煨烬十九”。面对一片疮痍废墟，文天祥开仓济民、重修祠堂、惩治黑恶势力，还亲登杏坛讲学，重振民心。
公元1264年，文天祥被朝廷召回，任命为礼部郎官，不久赴任江西提刑。接到任命即得知有盗寇横行赣州、危及百姓，文天祥直接从瑞州走马上任，调兵遣将，很快铲除了这股盘踞赣州的盗寇。
这年十月，宋理宗驾崩，24岁的宋度宗继任，这位弱智无能、荒淫无度的年轻皇上，有“夜御女三十”的传言，且不愿意上朝打卡做作业，把公文奏折的审批权交给“春”“夏”“秋”“冬”四位美女夫人，把朝会决断大权交给专横跋扈的奸臣巨贪贾似道，从此君王不早朝，后死于酒色过度。曾经灿烂锦绣的南宋，进入了生命的灰度时期。同年八月，忽必烈登上蒙古汗国最高统治者位置，正是这位与宋度宗几乎同时登基，雄心勃勃、虎气生生的元朝皇帝，使得宋朝最终葬身海底。
两位皇帝的状态，决定了两个朝廷的命运。
公元1265年，文天祥的伯祖母梁太夫人病故，有人以文天祥未穿孝服以服丧为由，上书朝廷弹劾文天祥。虽然朝廷认定文天祥并无过错，但他仍然被罢免了官职。这一年，文天祥29岁。
从政以来，文天祥历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等，还几度被责、被罢、被贬，上上下下多岗位，断断续续十多年，不但经历了宋理宗、宋度宗两任皇帝，还直接面对了两个他非常反感、蔑视的权臣政敌，一个是前文提到的董宋臣，另一个是历史上颇有争议、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贾似道。
公元1259年，蒙古大军进攻鄂州，宋理宗令贾似道领兵出战，他到达前线后不是与敌决战，而是与蒙军私下议和，表示宋朝愿意称臣、岁奉二十万两银、绢二十万匹；襄阳、鄂州先后陷落之际，朝廷令贾似道领精兵13万出师应战蒙军，但贪生怕死的贾似道在丁家洲大败而逃。对传来的不利战报和前线告急，贾似道一概压下不报；皇帝派他出战迎敌，他又以各种名义赖在宫中。如此高官重臣还是玩物丧志之流，专好与群妾斗玩蟋蟀，编撰过《促织经》一书，甚至带蟋蟀上朝，有时候叽叽叫的蟋蟀从他的水袖里跳到皇帝身上，人称“蟋蟀宰相”。宋理宗去世、宋度宗登基后，贾似道更是肆无忌惮、专国专权，威权震主，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外忧内患交织，竟然十天才上一次朝。面对朝中正直官员的质疑、抨击，贾似道无力自圆其说，只好谎称自己患病，动辄以退休回乡为借口要挟无德无能的宋度宗。
负责朝廷的军器监制、直学士院管理工作的文天祥，承担起草圣旨诰命的任务，但文稿必须报送贾似道审查，文天祥因为看不惯奸臣当道，决不同流合污，更不满篡改歪曲，屡次不从，贾似道便命人弹劾罢免了他。文天祥愤而退休，时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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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庐陵，家乡以好山好水好风光迎接了这位闻名的游子、家乡的骄傲。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天祥置身灵山秀水，相伴明月清风，洗心移情，修心养性，过上了物我两忘的隐逸生活。他把家乡的一座山更名为“文山”，天天流连于此，或静思冥想自斟酌，或咀诗嚼词思儒道，或呼朋唤友同开怀，或对风邀月共徘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有道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文天祥这样算是“小隐”。虽然每日陶醉于“淡烟枫叶路，细雨蓼花时。宿雁半江画，寒蛩四壁诗”的桃源美景，享受“两两渔舟摇下，双双紫燕飞回，流水白云芳草，清风明月苍苔”的田园风光，过着“夜静不收棋局，日高犹卧纱橱”的散淡生活，但文天祥隐迹江湖、心系庙堂，面对国难当头、时乖命蹇，深忧自己“少年成老大”，感叹“吾道付逶迤”，道路且阻且长。无论身处何方，文天祥素以松、竹为志，不改“一段青山颜色”，高洁志趣“不随江水俱流”，提醒自己“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爱国心、报国志依然如战马在驰骋、利剑欲出鞘。文天祥看似“小隐”，实为不隐，一个不屑与奸佞为伍、不甘在喧嚣聒噪中沉沦的人，一定会兀立巉岩，自成风景。
隐居期间，文天祥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思考，深感宫廷内惧战、姑息、求和、奸巧者多，临危不惧、勇于担当者少，敢于横刀立马、冲锋陷阵的更少，而内应外合、暗中勾结、投降叛敌者渐多。这是大宋的沉疴、南宋的悲哀。
隐士难隐，身隐心不隐。忠臣难觅，奸臣满地爬。
愤懑归愤懑，但文天祥忧国忧民之心不泯。
响箭在等待弯弓的劲发，战马在期待嘶鸣的时刻。
公元1271年秋天，死守五年之久的襄阳被蒙古大军攻陷，大宋朝野一片惊慌，文天祥闻讯，奋笔写下“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为深居山野报国无门而痛苦，“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表达不甘隐逸，愿持坚弓利箭、挺枪跃马的壮志。
公元1272年正月，静候中的文天祥等到了朝廷的召唤，他被任命为荆湖南路提刑。这是一个执法断案的重要角色，曾经担任过江南西路提刑一职的他对此并不陌生。从严治吏、整肃政风，确保一方安宁，他干得风生水起，百姓称颂。
公元1274年正月，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赣州知州。
这里是他从政的重要舞台，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文天祥要在这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决心为政一地、造福一方，用儒家伦理纲常教化民众，主张以礼待人、以德治国，“不可以刑畏慑，而可以义理动”，要“以诗书揉强暴，以衣冠化刀剑”；他倡导尊老尽孝之风，亲自操办了“千叟宴”，把全城1390多位七旬以上的老人及其儿孙们请到一起，同享同乐，“老者踊跃”“少者以老为贵”；他亲政勤政、治吏有方，惩恶扬善、还民公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整个赣州由乱而治，百姓安居乐业、勤奋耕读，社会尊老爱幼、古风浩荡，官吏不敢扰民，盗寇不敢打劫，呈现政通人和、海宴河清的局面。
然而，一域之善治不等于一国之安泰，片刻的宁静不意味天下都太平。
公元1274年六月，突破长江防线的蒙古铁骑中路军，在忽必烈率领下一路旋风狂卷，直逼南宋首府临安。七月，宋度宗突然驾崩，年仅9岁的宋恭帝赵显即位，太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致信已包围临安的蒙古大军东路军统帅伯颜，言说“可怜孤儿寡母”处境艰难，请求臣服，自称侄甚至侄孙，或者乞封一个小国。但雄心勃勃的蒙古统帅根本不听这一套，继续长驱直入，南宋指挥整个朝廷事务的重臣贾似道战败，仓皇出逃，从此没有了音讯。
元军攻下临安，横扫江南，紧逼赣闽粤，沿途攻、降两用，不断招降纳叛，变宋军为元军，掉头倒戈，许多元军与宋军的厮杀实际上是前宋军与现宋军之间的拼杀。忽必烈招降宋将刘整，缴获宋军大量主力战舰和强大水师，又命刘整训练了数万水兵，分布在沿江沿海，元军迅速崛起的水师强势与宋军颓势形成明显对比。元军水上备战的动作表明，一张张水网正悄然密织、浮出水面，南宋朝廷已陆路无路、水门无门，如网中之鱼了。
一手攻城掠地，一手搜刮财富，忽必烈把窃据富庶江南的巨大财富转变成战争的巨额资本，强有力地支撑起灭宋之战的物质力量，取之于大宋，用之于灭宋。当粮草丰沛、犒赏丰盈的元军大举南进时，衣衫褴褛、饥肠轱辘的宋军残部尚在南方多雨多虫多兽的亚热带丛林中，迂回游击，露营扎寨，瘟疫和腹泻经常袭倒一大片宋兵。宋军之间还常常为经费的多少、营地的大小、食物的多寡而发生冲突。元军本身具有的强大的陆战能力，宋军几乎逢战必败，只能躲着走、绕着打、拼命跑，唯有捍卫朝廷的坚强意志在苦苦支撑。
南宋朝廷风雨飘摇，文武百官各怀心思。建康留守、宁国知府、隆兴知府纷纷弃城逃跑，太平州、和州、安东州知州竞相降敌，镇江举械投敌，无锡、常州、潭州惨遭屠城……绵延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命悬一线。
前文提到，公元1275年初，文天祥在赣州接到朝廷紧急诏书。其实诏书是两道，一道是太皇太后亲发的《哀痛诏》，诏告天下：“先帝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耋，勉御帘帷。曾日月之几何，凛渊冰之是惧”，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命运蹇促、气数将尽，其鸣也哀哉。“愤兹丑虏，闯我长江，乘隙抵巇，诱逆犯顺，”大敌当前，国难不已，诏书说：“文经武纬之臣，食君之禄，不避其难；忠肝义胆之士，敌王所忾，以献其功，”乞求天下忠勇之士尽起勤王之师，保家卫国、护卫朝廷。另一道诏书是皇上直接发给文天祥本人的，专旨点将，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
捧读诏书，文天祥痛心疾首、泪流满面，国难如此，我不先死，谁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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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文天祥开始招兵买马，聚集英雄豪杰、盗寇兵匪，昭告凡愿意为国尽忠者，皆归麾下。一时间赣州附近的义士忠勇、豪门大姓纷纷相应投奔，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钱粮军饷不足，文天祥变卖家产，很快建立了一支初具战斗力的五万人义兵队伍。公元1275年四月文天祥率队出发，与吉州官兵汇合，沿赣江而下。不久，朝廷决定在文天祥原职务上，加任兵部侍郎，下令他尽快赴临安，以临安知府身份拱卫京师。文天祥一边遵命马不停蹄增援临安，一边利用行军空隙时间训练义兵，提高战斗力。
文天祥临危受命，不是为当官，而是准备为南宋江山社稷一战。
公元1275年七月，宋元焦山大战，宋兵大败，朝廷急命文天祥驰援京师，但右相陈宜中把他支到了平江府（今苏州）。此时的朝廷一片混乱，陈宜中急忙怂恿朝廷与元军求和，但元军根本不吃这一套，继续南下包围了常州城，陈宜中指挥无措、增援不力，导致常州惨遭屠城之灾，全城仅有7人幸免于死。
常州失守，余杭告急，朝廷急令文天祥率兵驰援临安，令张世杰接防文天祥的平江，可文天祥前脚刚走，自知难守易破的平江府通判、都统就开门降敌了。不得已，朝廷连续派三批使臣前往元营乞和，都被伯颜拒绝。
昏君无能，权臣当道，“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一方面是朝廷怕死求和，一方面是部分将领要求血战到底。是战还是和？这是一道困扰着大宋王朝的百年难题，北南两宋十八帝，个个纠结不安，代代心惊胆战，绕不开、躲不过、理还乱。此刻是出战、死守，还是迁都，火烧眉毛了权臣们还在争论不休、内斗不止。寝食难安的儿皇帝和心力交瘁的谢太后开始沉默不语，当起了鸵鸟。
君不慧，臣不能不智，主不力，将不能不勇。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们商议，尽管元军来势凶猛血腥残忍，但大宋两淮流域坚壁严防、闽广地区兵力充足，“王师且众”，能够抵挡一阵子，何不集官军之精锐、义军之势众，以40万兵力决一死战。但这一提议又被右相陈宜中否决。
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元军统帅伯颜扣押了南宋丞相文天祥。二月四日，元军攻占临安，受降仪式次日在城中举行。南宋幼主恭宗被俘，国玺、降书、名册、地图一并奉交元军统帅。大宋王朝上演了与152年前靖康之耻同样屈辱的一幕。
场景不同，而主角都是大宋皇帝。一再受辱，见辱而不起，这是真正的悲剧。
公元1275年蒙古大军兵围临安，前锋之一竟然是在襄阳大战中战斗到最后一刻，因弹尽粮绝而投降的原宋朝大将吕文焕。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是南宋朝廷官员，大宋皇帝企图利用他们二人的叔侄关系，讨好求和于元军，便想提拔吕师孟为宋朝兵部尚书，在苏州的文天祥听说后，上疏坚决反对，并乞斩吕师孟以表不妥协的决心。同年十二月，吕师孟作为南宋兵部侍郎，随大臣陆秀夫出使元营求和，未果；公元1276年3月，吕师孟随丞相吴坚等赴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向元营递交投降表，吕文焕代表元军出席。被元军在押的文天祥见到吕文焕、吕师孟叔侄二人，义愤填膺，对他们的投降、背叛行为深恶痛绝，一顿臭骂。
此刻，南宋全境虽已纳入元朝版图，但广大军民不甘屈服，奋起反击元军。在文天祥事先的秘密安排下，陆秀夫、张世杰等护卫宋恭宗赵显之弟赵昰、赵昺逃出临安，取道海上向南，在福州成立南宋小朝廷，先立11岁的赵昰为帝，赵昰病逝后，立赵昺为帝。
小朝廷建立，南宋王朝一息尚存，却已苟延残喘，进入了生命倒计时的读秒阶段。（待续）
（载于2022年第七期《中国作家》杂志）
作者：刘汉俊
朗诵：马国哲
编辑：王馨茁
监制：向东宁
出品：新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