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面临失业

当中年人失业时 资料图

经济观察报记者田进2020年8月26日，当舞台灯光再次亮起，理顺了熟悉的层层戏服，清了清唱了22年的吴剧嗓子，缓缓踏上了阔别7个月的舞台。台下可容纳5000人的文化礼堂座无虚席，连过道、走廊都坐满了观众。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回来了，三个月的外卖生涯仿佛只是一场噩梦。

只是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噩梦”反复来袭，重回舞台的日子遥遥无期。疫情前，张庆平每年的演出场次近600次，而今年以来演出场次为0。

中年人的失业是一种血淋淋的痛苦。他们要离开自己多年积累的技能和经验，熟悉的环境，期待的稳定生活，但他们的脚步一点也不能拖。房贷，孩子的教育费，父母的抚养费，催着他们提心吊胆地走上未知的职业道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逐月走高，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达5.8%，突破5.5%的全年目标阈值上限。4月18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也显示，第一季度求职申请人数增加34.64%,招聘需求人数则增加5.68%，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降幅明显。

在“失业树洞”这个话题里，600多名运营、程序员、财务人员因为失业聚集在这里。他们用几千字讲述了自己的再就业过程。裁员、焦虑、工作失败成为高频词。在帖子下的评论里，零星有房屋中介、网约车司机等招聘信息；在58同城的“发现”中，被辞退的流水线工人、火锅店服务员、化妆品柜姐，用自拍和日记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短期失业后的日常生活。他们把每个月的生活费精打细算到一包烟一罐奶粉。

他们的故事纷繁复杂，但出奇一致的是，回忆起职业生涯转变真正到来那一刻，他们语气没有多少波动起伏，就像和朋友诉说着上一顿吃的什么，味道如何。

“外卖毕竟不是我的地方，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张庆平仍清晰的记得最开始加入剧团唱戏的那一天。1998年农历9月17日下午，年仅16岁的他从家出发，期间搭乘一辆农用车后，在离演出地点还有五六里路时下车，此时已将近晚上6点，紧接着徒步到剧团，然后开始跟着剧团拜师学艺、走南闯北。

吴剧是浙江省地方剧种之一，是金华、丽水等地流行的民间文化之一。张清平的剧团还被邀请在生日宴会、庙会和节日上表演。

那是一段辛苦却充满荣誉感的日子。张庆平表示：“我们几乎都是下乡演出。刚入行那几年。睡觉就是在村里找一块空地，找老乡借几把稻草铺在地上，再盖上一层彩色塑料布，就这样对付一晚上。后来环境好一点，可以撑帐篷、铺泡沫垫，再盖上一层自带被褥。我们演出环境不比室内剧院，经历严寒酷暑已是家常便饭。”

疫情发生前，每年近600场演出也让张清平基本上无法待在家里。两个孩子一直由妻子抚养，家庭事务只能通过电话沟通。过年的时候，只有29号和30号两天假。为了赶进度，剧团经常在演出结束后连夜驱车赶往其他城镇。有时候两地距离比较远，公交车的座位就是床。

辛苦的另一面是，演出收入支撑着他成家立业。“因为我们是民营剧团，相比当地体制内剧团，会缺少一些后续保障，但整体工资要高一点，月工资也肯定比流水线里的技术工人高。2019年12月，自己在镇上贷款买了房，房价9100多元每平方米，价格并不便宜”，张庆平表示。

4月28日，杨丽萍时隔19年再次宣布解散滇象队，暴露了疫情冲击下演出行业残酷的一面。

2020年疫情至今，张庆平的剧团也经历了四次解散重聚——2019年农历大年29（2020年1月23日），村里开始封闭式管理，所有的新年演出计划全部取消，7个月后，剧团才组织四散各地的演员开始演出，这一次演出持续了四个月。此后，2021年的3月-5月、7月整月、9月-12月是所有被允许演出的日子。

他说:“农村的演出都是露天的，人流量大，疫情防控措施不比固定场所的剧院好。所以，一旦有疫情，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停止。最后一次演出是在2022年1月7日。戏班里40多人，现在只能分散谋生。即使让他们接下来表演，有些人也不一定能回来。一些演员在工厂当临时工，摆摊卖汤圆和水果。

演出断了，收入不能断。“我刚好在疫情发生前半个月买的房。如果能在剧团正常演出，一个月收入足以覆盖房贷、两个小孩子学费以及一家人生活费。当时计划和妻子再攒两年钱，就能完成新房装修并在2020年12月入住。但疫情打破了所有计划，装修资金没了来源，新房的装修只能一点一点的凑，昨天才刚买了卫生间的洁具。”

在剧团的多次解散中，38岁的张清平也来到了他事业的十字路口。因为他没有任何其他行业的技术经验，所以只能选择成为一名几乎没有行业门槛的外卖员。

在做外卖员的日子里，张庆平每天从早上8点跑到晚上12点，在餐桌上吃饭成为一种奢侈，基本用馒头、面包、八宝粥对付每顿餐食。“送餐高峰期饿了，就拿在手里边骑车边吃。遇上雨雪天气或夏季暴晒，会更辛苦。很多人不理解甚至抱怨骑手横冲直撞，我们也不想那样，一出事，全家人生计都没着落。碰上送单高峰期或商家生意忙来不及出餐，我们就很容易超时。一单就赚几块钱，没有及时送到，就很可能被差评、投诉甚至罚款。”

在过去的十年里，张清平一直感到遗憾，因为他忙于剧团的演出，无暇顾及家庭事务。即使回到家乡浙江省丽水市湖镇，他也很少和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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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六点半，我和大儿子起床刷牙洗脸，然后一起去家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然后骑车带他去学校，然后马上上网跑菜单。下午孩子放学，基本都是送外卖的高峰期，接孩子的时间很少。当我跑完夜跑回到家时，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上床睡觉了。早上的那个小时是和大儿子和小女儿聊天的唯一时间，”张清平说。

张庆平所处的壶镇是传统工业重镇，拥有工业企业1100多家，主导产业为缝纫机、带锯床、工刃具等，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带锯床生产基地，缝纫机行业产值占全国10%以上。在密集工人流量下，当地外卖行业颇为红火。

去年，湖镇工业区的人流量极高。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明显。很多工厂和私企裁员或放假，外卖订单锐减。我之前一天上线12个小时，平均能跑80多单。近期只能跑40多单，月收入从八九千降到四五千。

虽然不知今年何时还能再次重返舞台，但张庆平还在通过其他渠道继续着自己的婺剧生涯。“在送外卖之余，我会拍拍婺剧中各类角色的抖音视频，也算以另外一种方式去传承婺剧。其实，对于我这个20来年都生活在舞台上的人来说，外卖行业真的不那么适应，隔行如隔山。为了生活，总是要去找一条属于自己外的出路。”

在他的设想中，如果未来演出行业回暖，他还是会第五次回到剧团。“毕竟送货员不是我的归属，舞台才是我的人生归宿。”

“52岁的年纪就去做保安，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

4月26日，陈祖华和妻子因为找不到工作再次吵架。他老婆对他的抱怨是“在家躺半天，不做饭不找工作”，而他的想法是“老婆就是恨自己不赚钱。”

2009年，39岁陈祖华跟随同乡人前往浙江宁波的服装厂开始外出打工之旅，那时他的两个孩子均在上初中。“家里就三亩地，光靠种西瓜、稻谷等根本负担不起两个孩子学费、生活费。那时工厂里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都比种地划算。虽然很舍不得把孩子丢给父母带，但不出去工作，孩子以后的高中、大学学费都可能没着落。”

2011年，在服装厂干了三年后，陈祖华跳槽到了当地一家地砖加工厂。他从学徒做起，2021年工资涨到6500元/月。每一天，他的生活轨迹几乎都是一样的——早上六点半从只能容纳一张床、一个燃气灶和一条过道的出租屋里起床。早餐后，他把妻子刚做好的食物装在保温盒里，作为午餐。早上8点到达工厂开始工作，下午6点下班后立即返回出租屋。每年过年只回家20天左右。

6500元的工资并不好拿。年纪大了，手脚不可避免比年轻人慢，陈祖华就只能靠经验和在休息时间比别人多干点，也不去抱怨加班多、工作辛苦。每天回到家，吃完饭基本就累的不想动了。陈祖华想到两个孩子虽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但都还没结婚买房，所以累但也坚持了下来。

工作生活13年，供一儿一女完成学业，在老家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家里存款近20万。

2022年初，过完正月十五，陈祖华再次与妻子信心满满的前往浙江宁波。过年前，地板砖加工厂老板承诺给他的月工资加到7000元，加上妻子的3000多元，这样的家庭收入在湖北老家几乎“只有政府单位或者做生意才能达到。”

但陈祖华发现，地板砖加工厂的生意一月比一月差。“事实上，去年生意不太好。前几年基本上每周都有一两天加班，靠加班费赚了不少。去年，我加班了大概十天。有时候今天早上来一个加工单，厂里十几个工人就可以闲聊。每天进出地砖加工区的车辆少了很多。”

4月20日下午，工厂老板突然宣布将陈祖华与另外两位老员工辞掉，此前没有任何征兆。那天，陈祖华更多的是生气：“之前和工厂老板很聊得来，过年期间会互相送礼，生病住院时，他也多次看望送钱。可即使这样，他竟然还是辞退了我。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后，结算工资回到家，发现他已把我微信拉黑。真的想不通。”

他生活的所有节奏就这样被完全打乱了。给自己连续放两天假调整心情后，老婆的口头行动从理解变成了催我找工作。他开始去各个熟悉的地砖加工厂打听。因为年龄原因，即使有十几年的技术经验，他还是把目标工资降到了5000元。

第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一家工厂试工了半天后再次婉拒了他。那天中午，他一个人沿着陌生的街道漫无目的的一直走一直走，妻子、子女的电话他也选择拒接。他说：“心里很乱，感觉自己很没用。”

第三天老婆请假陪他去应聘电子厂，加工厂等。但是招聘人员一听说陈祖华已经50多岁了，基本上就不问问题了，更多的是推荐去应聘搬运工、保安之类的工作。打电话给同乡所在的纽扣厂、服装厂，得到的答复是“不推荐，工厂都在裁员。”今年基本是四天三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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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陈祖华在综合考虑父母的养老和工作后，决定带着妻子回湖北老家找工作。

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农民工回流的趋势越加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增加213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比上年增加478万人，增长4.1%。本地农民工增量和增幅已经连续两年高于外出农民工数。

在家乡的就业市场上消失了13年后，当他的妻子很快在一家茶馆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时，陈祖华一个星期都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5月6日，他选择再次回归苦力生活，跟随村里的包工头做各种项目，180元一天，年底统一结算工资。他划算着：“一个月如果能工作20天，也能挣3600元。当保安一个月也能挣2500元左右，并且还轻松一点，但自己实在看不起。52岁的年纪就去做保安，是会被村里人笑话的。以前，50多岁的人还能挑100多斤的稻谷在梯田间行走自如。”

5月10日，5天的挖渠工作完成后，承包商会通知放假，有新项目时会通知继续集结。这也将成为陈祖华的日常工作。

他常安慰自己说：“之前总想着要在子女买房时多帮衬一点，现在就想着别拖累他们就行。今年年初隔壁村有去广州服装厂、上海造船厂的，因为疫情导致工厂停工，最后还需要家里人寄钱去做生活费。”

哪里需要人，哪里就有向导

“Hello，大家好，我是导游领队张泉源。”

张这样的自我介绍已经讲了18年了。职业生涯的前13年，他在湖南张家界做导游，主要负责接待港澳台游客和东南亚华侨。未来五年，我主要带私人定制旅游团去东南亚等地旅游。现在，他的身份是广州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2002年，从一所职业院校的旅游专业毕业后，张泉源进入张家界旅游景区开始导游生涯。“毕业后顺其自然进入这一行。其实从语言到实操，大部分职业经验都是在社会上学的。做导游基本没有什么技术性，说的不好听全靠口才。”

一直以来，旅游业都在承载着大量的就业人口。中国旅游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旅游业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业直接和间接就业7987万人，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10.31%，对GDP的综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5%。

2020年，当疫情到来那一刻，从泰国回国半年的张泉源失业了。

他说:“疫情爆发后，出境游基本不可能。曾经负责澳洲、欧洲、非洲、肯尼亚等跟团游的同事。，只能转行做网约车司机，保安，泥水匠，隔离酒店服务员，等等。我们经常在微信群里调侃，哪里需要人，哪里就有向导。旅行十几年，38岁被迫失业，另谋高就。压力可想而知。迷茫和失落，那种落差很难一下子接受和调整。”

这是一场全面冲击，大量和张泉源一样的旅游从业者在过去两年被迫转型。文化和旅游部每年发布的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2021年，全国旅行社从业人员由约41.6万人缩减33%至27.9万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导游人数由超12万人降至不足9.5万人。

2020年下半年，旅游业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但当年年底疫情的再度爆发使行业增长曲线再次向下。“疫情反复几次，让我们措手不及。疫情期间，一位女导游在护送游客离开张家界时泪流满面，让我们很有感触，也不禁心酸。当导游没有游客，家里的生活费、房贷、车贷、学杂费从哪里来，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张对说道。

从2020年至2021年底，张泉源尝试过销售、流水线普等工作，只是一直没办法坚持下去。

从数据上看，中年人再就业并不容易，疫情期间这种现象更为普遍。2021年1月，智联招聘发布的《中高级求职者就业调研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让更多的中高级求职者进入再就业市场。2020年2-9月，在智联平台投简历的35-49岁中高级求职者人数同比增长13.5%，50岁及以上中高级求职者人数同比增长32.4%。年龄限制、家庭流动性低等阻碍异地再就业的因素影响着中老年劳动者的再就业。

他说：“因为年纪、学历、行业经验等限制因素，想找一份像导游那样光鲜亮丽、高收入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最终高不成低不就，长时间处于失落中。而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开销都很大，每天都要为生活费发愁。”

2022年初，他在广州租了一辆纯电动车做网约车司机。两个月前，他还很看好这份工作。“导游自由惯了，滴滴司机既能给我们稳定的收入，又符合自由职业者的特点。跑车初期，客流基本不堪忧。只要人勤快，还是能赚够生活费的。虽然累，但能省不少钱，生活还能继续。”

每天，他的跑车时间基本从早上7点持续至晚上11点，租车成本加上充电费用，睁眼就是170元流失出去，好的时候每天流水能达六七百。但进入3月，广州起伏的疫情让他的订单量起伏严重，最低时每天流水仅有两三百。

张说:“毕竟网约车司机对自己的行业不熟悉，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心理适应期。现在收入只有导游时期的四分之一左右，总会有一种心理落差的感觉，只能靠自己调整。钱真的很难赚。毕竟网约车司机只是过渡行业。我只希望自己能熬过最艰难的几年，等到旅游业复苏，春天再来。”

谈话最后，他说他很怀念在泰国的工作时光。遇到愿意聊天的乘客，他会主动给乘客介绍张家界和泰国的旅游景点、人文风情；他也更注重自己退休后的保障——2019年，他开始给自己缴纳社保。他说：“疫情冲击下，各行各业都没办法独善其身，我个人能做的就是给自己多一层保障。”

田进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