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多重因素叠加交织影响，当前我国青年就业形势相当复杂和困难。
2022年四五月份，16 ~ 24岁求职者失业率飙升。4月份，青年失业率从今年3月的16%大幅跃升至18.2%，为2018年1月公布该指标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去年年底的失业率约为14%。5月份青年失业率也处于18.4%的高位。目前，中国的这一指数明显高于美国和欧盟。
由于绝大多数青年求职者是高校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考虑到季节性因素，今年7月至8月青年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然后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会明显下降。
当前，青年就业压力显著增加的因素很多。疫情期间，中国城镇失业率从2020年2月的6.2%下降到2021年三季度末的4.9%；此后失业率触底反弹，今年4月升至6.1%，5月仅小幅回落至5.9%。4月份，31个大城市的失业率飙升至6.7%，远超2013年该指标发布以来5.9%的峰值。
研究表明，青年群体不仅面临着比整体劳动力更高的就业压力，而且压力相对高于整体失业率的程度近年来有上升趋势。用同期青年失业率除以整体失业率得到一个比值指数，由于劳动力市场青年的结构特征，该比值指数一般大于1。2018年以来，这个双值一直在波动中上升，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到最新的3左右，明显高于2018年2.0 ~ 2.5的区间。
我国16-24岁的青年求职者，绝大多数是各类学校，尤其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创下1076万的历史新高。更多的毕业生代表了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和长期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短期内岗位需求的密集增加，给青年就业带来“泄洪效应”和压力。
从经济学规律来看，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阶段的景气度有关，就业形势难的关键原因是当前宏观经济增长不如预期。由于疫情等原因的影响，近年来经济增长普遍低于潜在增长率。今年3、4月份，当地疫情反复造成部分经济指标回落甚至负增长，加剧了青年就业的现有压力。根据相关机构发布的报告，第一季度，平均而言，中国向一名毕业生求职者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仅为0.71个，总量明显失衡。
另一个影响年轻人就业状况的因素是，新生代农村户籍青年求职者不再具有早先农民工在农业与非农业、农民与工人之间切换的行为特征，或者说“Z时代”以年轻人为主的青年求职者整体上“去农民工化”。这种变化本身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在阶段性岗位短缺的情况下，客观上会增加供需调整的刚性和就业压力。
过去40年，中国遇到了知青返乡、国企改制、全球金融危机等带来的严峻就业挑战，这些挑战都通过实施改革、逆周期宏观调控和针对特定环境的就业促进政策得到了快速解决。应对青年就业难的局面，要坚持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相结合，综合采取改革——宏观结构性措施。
首先要强化积极促进就业的政策，政府、企业、高校、个人要齐抓共管，多措并举。比如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资源，与企业合作建立一定期限的实习岗位，降低一些年轻人初入职场的初始磨合成本。政府也可以补贴设立临时性的公益性岗位，帮助年轻人获得进入职场的过渡机会。在采取短期干预措施时，仍应重视市场化原则，尊重年轻人的求职诉求和意愿，增强短期救济措施的可持续性和与长期目标的兼容性。
高等学校需要加强就业咨询和支持，积极帮助企业和用人单位进行推荐，并为部分暂时就业困难的毕业生提供延长保存档案时间等相关服务，以平滑就业困难对毕业生的影响。引导毕业生务实看待就业形势，灵活调整求职目标，更早进入职场，通过做中学的经历和提升，分阶段实现职业和生涯诉求。
提高教育体系与高质量发展实际就业需求的匹配度，降低自然失业率或防控其上升趋势。鼓励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提供更多的通识教育，使新一代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针对失业救济领取率低的问题，应降低领取失业救济的程序性限制门槛，扩大失业救济的普惠性和民生支撑作用。
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前提。面对近期加大的宏观经济“三重压力”，应充分利用可利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加快现有政策的落实，尽快设计增量政策，完善和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巩固和发展近期宏观经济边际改善，为稳定就业提供支撑。
从长远来看，仍然需要深化改革，消除抑制内生增长活力的体制和政策因素，以充分释放潜力，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从长期来看，加强监管措施，需要更加注重法律程序的推进，兼顾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兼容性，避免客观上对增长和就业造成不利影响。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发表于2022年6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049期。
题目:如何应对青年失业率高企？
作者: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