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茶马古道是政治和经济的纽带。它促进了西藏和祖国的统一以及藏汉人民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藏区人民通过这条古道，不仅得到了内地生产的茶叶等商品，还弥补了他们的不足，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且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藏区打开了大门，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引入内地。已经形成了持久和互利的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形成了藏汉民族经济上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格局。这进一步促进了藏区与祖国的团结，藏汉民族的团结。历史上，宋朝和明朝虽然没有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一直与藏区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藏区各地纷纷投降，团结一心。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促进了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着茶马互市，不仅内地的工农业产品大量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质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技术、科学技术和能工巧匠也进入藏区，促进了藏区的经济发展。比如，由于茶叶运输的需要，从内地传入藏区的制革技术，带动了藏区皮革加工业的发展；又如，由于商贸的发展，通过这一渠道输入了大量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内地技术和技术人员，促进了藏区农耕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贸易商品的扩大，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大蒜等药材得到了发展，带动了凉席、板栗、民族手工艺品的生产，取得了很大进步。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藏区。在明代，通过莉雅和刁门口岸交易的四川茶叶有3万种，占全部四川茶叶的80%以上。清代通过箭炉清出的川茶，每年达1400多万斤。同时，藏区的大量土特产也通过这条路出口。据1934年统计，麝香4000公斤，冬虫夏草3万公斤，羊毛550万公斤，板栗6万多块等。都是从康定进口到内地的，总价值400多万两白银。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种贸易的带动下，藏区的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一批著名的藏商。此处用作商品名)；一个集客栈、店铺、中介为一体的特殊经济组织——锅庄应运而生。康巴位于主干道的中心。受此环境影响，率先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形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以精明能干著称。
3.沟通藏汉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马贸的兴起，让一大批藏族商人和使节有了深入中国内地的机会。与此同时，大量汉族、回族、蒙古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商人、工匠和驻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流中，我们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理解和亲和力，形成了兼容、尊重、相互融合的文化新格局。在茶马古道沿线的许多城镇，藏族与汉族、回族等外来民族关系密切、和睦，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族文化等不同文化齐头并进，在某些方面相互吸收，产生复合、交融。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有雄伟的雍和宫、关帝庙、川主殿、土地庙等汉文化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和道观。各地商人还在城内设立秦晋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剧种引入藏区。不同民族的节日一起庆祝；不同民族的饮食互相吸收；不同的民族风俗互相尊重，文化和谐。文化和谐促进血缘亲和，汉藏婚姻家庭在这里大量涌现。茶马古道绽放民族团结之花。
